看上党梆子《赵树理》

乡土情结终不解 平民家风老更新——看上党梆子《赵树理》

曲润海

一
赵树理是我上初中以来一直崇敬的作家。他的作品我只要看见，必读，必买。但是我只在山西省第三次文代会上见过他一面，听过他两次讲话，尽我的能力，做了记录。后来出《赵树理文集》续编，找不到正式的记录，我的记录就算数了。“文革”初期，我在省委“文革”办公室简报组工作，看到省文联送的赵树理的一份不薄的检查。翻开一看，哪里是什么检查，分明是辩驳，其中说到他如何出狱，如何工作等许多情况。特别是他在“检查”中说到从《万象楼》到《十里店》，从《小二黑结婚》到《三里湾》以及《孟祥英翻身》、《实干家潘永福》等许多作品的写作动因、经过、得失。也说到几个创作理论问题。如说他的创作分“自动”、“半自动”、“被动”三种情况。“自动”的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是在工作中遇到了问题，需要写出来加以解决的；“半自动”的如《登记》等，是自己本没有打算写，领导出了题，自己又有生活，写出来也成；“被动”的是自己没有生活，领导让写，写不成的。又如说他不写真人真事（只写过孟祥英和潘永福），因为表扬过的好人也会变，如果他犯了错误，你的作品也没有用了。当然，对于受批判的“中间人物论”（其实他自己没有立过论），他也说了几句自我批评的话。虽然关于各篇作品的创作过程，在他的一些讲话、文章中，也分别谈到过，但都没有这份“检查”完整。我觉得这份“检查”很有价值，就没有露面，悄悄保存起来，即使省委被夺权、“文革”办公室被抄之后，这份检查也没有被抄走。遗憾的是，由于藏得严密，又几经搬家，连自己也找不到了，以至于在编《赵树理文集》续编时，文联也没有这份重要资料。

赵树理不仅“文好人也好”，人也不是一般的好，而是好得有个性。经受过国家的灾难、家庭的不幸、监狱的折磨、战场的硝烟、文坛的挫折、成功的欣喜、荣誉的考验，养成了他作为党员、作家、公民、父亲、丈夫的独特的甚至在今人看来怪异的操守。他定级别要低不要高，不领工资吃稿费，动员女儿回乡当农民，调动工作捐献房子，不能生产精神食粮宁愿去生产物质食粮，不断地给行政领导“上书”反映大跃进以后农村的问题；他多才多艺，小说、诗歌、戏剧、曲艺无所不能，尤其热爱家乡的戏曲，他能打能唱，唱词写得通俗上口；他具有文人的修养、农民的幽默，乐观向善是他的主调……。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人民艺术家”，在“文革”当中却在自己的家乡遭了厄运。他不仅对无端扣在头上的罪名进行辩驳，甚至敢于同造反派辩论。一次一些学生造反派同他“拼刺刀”，他说，你们这不叫拼刺刀。要是拼刺刀，你们拿着刺刀，我也拿着刺刀，你们拼，我也拼，那才叫拼刺刀。现在你们拿着刺刀，我赤手空拳，是捅刺刀。后来在湖滨会堂开批判大会，就更没有说话的份了。最后竟然在故乡从三张桌子上推下来，折断三根肋骨。在这种悲惨的情况下，他都不让有工作的儿女留在身边。而在“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平反昭雪，却首先不是在太原，而是在北京。我作为一个对赵树理的崇敬者，我的心至今不能平静！

二

有感于此，我对表现赵树理，不论是什么形式，我都拥护。这里有个如何处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的问题。这好像是个很忌讳的问题。其实历史上各朝各代都有平反昭雪的事，也没有说哪个朝代就不存在了。我们共产党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光明磊落，有什么可忌讳的？问题不在“文革”能不能写，而在于怎么写，能不能写出戏来。上党梆子《赵树理》不是写“文革”的，而是借助“文革”中赵树理被审查、写检查这条“绳子”，把戏里相关的家风家事串起来，只有最后一场才有了点反映“文革”残暴的情境。利用“绳子”串连故事，是赵树理惯用的“绳技”。写赵树理用用他的技艺，不也是对他的一种纪念吗？我以为赵树理的家风故事串连得是好的，是感人的。

《赵树理》的着力处还不是故事，而是人，主要是赵树理和他的妻子关连中。广建、赵母、赵父、王天佑也都各有个性，都对赵树理、关连中起到烘云托月的作用，特别是广建，是一个有棱有角的青年形象。如果这些人物太苍白，也出不来艺术效果。戏中从始至终贯穿着赵树理独特的情与理。平民作家赵树理始终没有解开他的乡土情结。用现在的语言说，他是一位称职的“三农”问题专家。他衡量问题总不离农民这把尺子。王天佑对给自己定20级想不通，他说还有比你低的人——农民；女儿说了几句对农民不敬的话，他说，你可以看不起你爹，你不能看不起农民。他并不是单纯的农民作家，他是“人民艺术家”，在城里，他想的是工人、小职员，他把十八间瓦房捐给公家，也是为了解决这些平民百姓的住房困难。这些还只是剧本里所写到的，在生活中类似关注农民的事更多。比如他讲艺术的普及与提高时，把农村比做自来水用户，说“省文联和全国文联是供应部门，应该查一查水为什么到不了用户那里，应该检查我们的东西为什么拿不下去。”“有人认为大众化是降低了水平，有人认为大众化是一花独放，这种说法不太恰当，太不恰当。” 他提倡县剧团重视改编和移植，说“不论本地的还是外地的，只要是好戏，就应该演，应该首先吃现成饭，应该移植，戏改戏总比小说改戏好改。”他的这种平民戏剧思想，也感染了张宝祥、张华，他们笔下的赵树理就是一个典型的平民作家、平民戏剧家形象。

关连中我只在他们院里见过一面，但印象平淡，看了戏才在我的心目中塑起了“这一个”形象。她几十年如牛负重，操持家务、侍奉公婆、抚养儿女、体贴丈夫，真是一个“贤德之人”；她一双小脚、没有文化，却能给赵树理起书名，应了“卑贱者最聪明”这句格言；她在赵树理的濡染下，是非分明，敢吵敢闹，却又能忍能让，没有小家子气。在她身上，蕴藏着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赵树理有了她，解除了一切后顾之虑，赵树理成就的取得，是和她的牺牲分不开的。

三

大作家和小脚夫人从一而终，虽然不是孤例（山西戏剧家曲艺家王易风也是），但毕竟在现代是不容易的。赵树理是怎样做到“换头衔不换夫人”的？他们是怎样和谐的呢？是一个特殊的“情”字，而这个情是有约在先的，就是他们的“白头约”：“我不嫌你小脚没文化。我不嫌你二婚有个娃。一辈子两人不变卦，谁要变卦是癞蛤蟆！”每当他们有了磕磕碰碰，就想起他们的“白头约”，自觉地克制自己，重归和好。在生离死别的时候，他们的“白头约”长歌当哭，把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推向高潮。

与他们特殊的感情相辅相成的，是他们独特的理，独特的说理方式。赵树理到永济看广建，广建问：“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吗？”他说：“四九年成千上万农民送子参军，也不是后爹后妈。”广建说：“你说的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他指着毛主席像说：“有一个人，我们都认识！”接着用毛主席送毛岸英去朝鲜战场，启发广建。赵树理要把十八间房子捐给公家，关连中不同意，他问关连中：“你给娘家寄钱，我拦过你吗？”关说：“我孝敬老人，你当然不能拦。”他说：“我孝敬父母，你也不能拦！”他把组织公家比作父母，以此来说服妻子。他循循善诱，是一位入情入理的思想工作者。赵树理、关连中所坚守的思想道德，既是中国古老的也是革命的传统中的精华，在胡锦涛同志提出荣耻观的今天来看，更加显得可贵。

赵树理和老舍、侯宝林一样，作品中充满平民的幽默。《赵树理》剧本也在努力效仿这种风格。除了最后一场外，各场情节、细节、唱词多有风趣之处。戏一开始“一只鞋引开几只狗，狗日的进山我出沟”的细节和唱词，赵父像二诸葛一样的卜卦，都迅速把观众引进戏里。二场的女兵风波；三场的快板信；四场五场的联络图；四场的写信撕信；反复咏唱的“白头约”，等等，都有浓厚的戏味、戏趣，使人看到：这就是赵树理，这就是《赵树理》这一本戏。

四

晋城市上党梆子剧院，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锐意改革进取的团体。80年代以来，他们在艺术上进行了振兴，创作、改编、整理了一批大小剧目，如《杀妻》、《借粮》、《酒楼洞房》、《收书》、《还印》、《杀惜》、《杀庙》、《寻夫》、《吴起平乱》、《两地家书》、《初定中原》等，在“综合治理，振兴山西戏曲”的 1986年戏曲青年团调演和1988年振兴上党梆子调演中，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推出了吴国华、张爱珍、张保平、郭效明等一茬金牌奖演员，吴国华、张爱珍、张保平先后获得梅花奖。现在他们都已人到中年，成了上党梆子当之无愧的代表性演员、表演艺术家。

上党梆子的振兴是综合的，全面的。首先是重视了一剧之本的创作。他们的剧本，既有新创的，也有改编和整理的，他们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改革，不是另起炉灶，他们十分注重观众的需要，又考虑到剧团、演员的实际，因此他们的剧本成活率高。在音乐上，他们既不离传统，又努力把传统融化进新剧目中，追求音乐的完整性。乐队尽量避免喧宾夺主，特色乐器依然特色鲜明。尤其在唱腔设计上，力避声嘶力竭的“吵”和“喊”，巧妙地运用真假声和无伴奏吟唱，使得他们的新腔既悠扬动听，又能让观众听得清楚。这是上党梆子改革的了不起的贡献，也是吴宝明们在《赵树理》中的创造。在导演方面，他们把眼光放开放远，不仅突破了上党脚盆，而且越过了太行山。马科、丛兆桓、秦肖玉把京剧、昆剧的雅韵精艺不知不觉地融进了上党梆子。现在谢平安又在平实细腻中天衣无缝地演绎了赵树理、关连中高尚的品格、纯真的情怀。在舞台美术方面，上党梆子历来不尚堆砌，但在《赵树理》中却注意了声光的运用，这远比在舞台上堆砌钢材木材的大制作要效果好得多。这才是《赵树理》！

五

戏曲艺术是表现的艺术，除了剧本、音乐、舞美、导演如何表现题材、主题之外，对于演员来说，就是如何表演。这就要看演员如何理解把握剧本，演员的本事如何。吴国华、张保平这一对生活中的夫妻，表演戏中的夫妻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表演起来自然有不少方便。但他们毕竟是要塑造赵树理和关连中，不是表演他们自己，而且表演现代戏和表演传统戏又有很大的区别：现代戏更注重刻画人物。这对于吴国华、张保平仍然是有一定难度的。不过，扎实的基本功，对演好现代戏还是一个先决条件。

吴国华出身演员世家，从小耳濡目染，确实生成了独有的戏剧艺术细胞。但她并不是靠世家子弟唱红出名的，她经过了比别的青年演员更多的磨练，因为她进入戏校学戏比别的孩子大四五岁，她要比别的孩子付出更大的辛苦。更与众不同的是，她不限于一个行当的训练，她兼演青衣、花旦、刀马几个行当，而且还能唱上党落子。她能表现出秦香莲的悲苦、刚烈，也能表现出阎惜姣的轻俏、刁钻；她能表现出樊梨花的威严、深情，也能表现出佘赛花的活泼、灵动；她是上党梆子多能的艺术高手。这样，她踩着跷扮演关连中，显出了潇洒劲；与赵树理争辩，嘴头来得快；与赵树理相濡以沫、相争相让、生死相别时的唱，就酣畅淋漓，感人肺腑。

张保平出名比吴国华晚，当吴国华在晋东南乃至全省已经小有名气的时候，他却处在变声期，因此我认识他比较晚。1986年山西省戏曲青年团调演，我到全省七个青年团选戏，在长治看了他和张爱珍演的《杀妻》。这出戏在京剧里叫《斩经堂》，在上党梆子里却是本戏《反潼关》里的一折。改编时只留下吴汉和王玉莲两个人，突破了《斩经堂》的思想局限，着力写两个人物的感情矛盾。王玉莲的唱词增加了许多，张爱珍唱得非常精彩。张保平的唱词不多，重在表演，他把吴汉的大将风度、内心矛盾表现得很有分寸，而在关键的时候，行腔跳高五度，响遏行云，震撼人心，与张爱珍一起获得满堂彩，一起获得金牌奖。吴国华主演了《借粮》、《酒楼洞房》，郭效明主演了《收书》，也获得了金牌奖。但是我嫌张保平唱得少。1988年的振兴上党梆子调演中，张保平和吴国华演出了《杀惜》，吴国华保留了她跨行当表演的优势，张保平唱腔也多了，但更主要的还是展现出上党梆子须生表演的功夫。大的突破是《初定中原》，他完整地塑造了一本大戏中的主要人物多尔衮，大板的唱激昂跌宕，游刃有余，无论唱做，都显示了他艺术上的成熟。他既得了梅花奖，又得了文华表演奖。

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塑造赵树理就顺理成章了。舞台上塑在我们面前的赵树理，是一尊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横看竖看，都见棱角。他是父母的儿子，该下跪时就下跪，但思想上并不唯命是从。父亲问他：“共产党里有你爹？还是有你妈？”他说：“共产党里有穷人的大救星！”母亲逼他写信给表弟办事，他写了，却是一首作思想工作的快板；他接过父亲的三弦，一直弹到人生的长剧谢幕，却不信父亲卜卦那一套，甚至于把这个细节写给了二诸葛。他是组织的和农民、平民百姓的儿子，知恩图报，毫无保留。他是儿女的父亲，他爱他们，却不溺爱，要他们从小养成自食其力的思想、习惯和本事，不惜把他们放到农村艰苦的地方去磨练。他与妻子同甘苦共患难、相濡以沫，事事引导她与自己心向组织、克己为人，以一个平民百姓的心态对待一切。他是一个大作家，却面对毁誉能够忍耐克制。他把为平民百姓写作看得高于一切，并且以此自觉地调整自己的心态。他才智过人、幽默风趣，却没有防范之心，不会保护自己，最终以悲剧结局。所有这些，都要张保平用形象的手段，表现给观众看，这个难题确实是不小的。难就难在面对环绕自己周围的这些具象的和抽象的人，赵树理也应该是多面多姿的。这就需要张保平施展出多方面的艺术才华。在导演的把握和启示下，张保平果然得心应手，雕绘得面面闪现神采。虽然总体上看不外唱、做、念，但都贯穿着情、趣、理、智几个字，且各场都有侧重，步步递进，最后推到喜剧作家悲剧结局。当最后一场唱到“紧抱着关连中悲恸难忍，老夫妻未离别已成泪人”一板时，张保平不再用高跳五度的亮音，而是用了浑朴的颤音，把生离死别、撕心裂肺的悲情表现得催人泪下，使我本想鼓掌的手定格难动，只顾唏嘘嗟叹。这是张保平塑造赵树理的最成功处，让人久久地萦怀和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