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俊卿的坎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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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下面一间终年不见一隙阳光的狭长的屋子里，一位身体胖胖的妇女步履蹒跚地来回踱着脚步。她面如土灰，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双目凝滞无光，显得萎靡不振。从她那焦躁、忧烦的神情里，不难看出她内心的激烈矛盾和极度痛苦。她习惯地伸出手去捋头发，猛然意识到早上还长得好好的满头浓发，现在已被人剪成参差不齐的短茬。她身体不支，感觉脚下钻心般疼痛。原来，当天上午她被年轻造反派们逼迫扒去鞋袜，赤足上街游斗，三合里那条用炉灰渣铺成的粗糙路面，把她那双从小缠裹过的双脚扎得皮肉出血。她不由得呻吟起来。“叭”的一声响，把她吓了一跳。这是在门外监视她的造反派用木枪击门发出的警告，她不敢再出声。良久，屋子里的声音消失了，周围也显得格外寂静。当臂戴红卫兵袖标的一男一女持演戏用的木枪走进屋子的时候，只见被关在里面的那位妇女斜卧在靠墙的那张单人木床上，嘴里吐着白沫，神志已经不清。她被及时赶来的一伙人抬到不足千米远的市立第一中心医院急诊室，值班医生检查后说是喝了敌敌畏加火柴头。由造反派夺了权的这家医院有不成文的规定，凡属自杀的“牛鬼蛇神”，不准抢救，“死了活该”。于是，尚未完全断气的她被推进了医院的太平间，从此结束了她的人生旅途。

这是公元1966年8月29日下午6时，发生在天津小百花剧团里的事。这位与世长辞的妇女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暨天津市人民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天津市文艺工会副主席，多次当选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的一代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韩俊卿，时年51岁。

悲惨童年
　　
　　韩俊卿究竟是哪里人氏？生身父母是谁？本姓原名为何？就是她自己直到含恨谢世时，也一无所知。她只听老人说过，在她刚刚出世不久，因为家境贫寒，她的生母将她送给了别人，这家人图个发家转运的吉利，给孩子起了个乳名叫大起。没有想到，在大起5岁那年，春旱秋涝，庄稼颗粒未收，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养父母为了给孩子找条活路，忍痛将她托咐给唱戏的艺人韩月恒夫妇。从此，大起再也没有和养父母见过面，不知他们流落何方。

韩月恒，河北省雄县西柳村人，从小在戏班里学演武生，后来兼做武行头儿。其妻李玉亭，艺名金宝玉，是河北梆子青衣演员。当时他们夫妻正在唐山一带演出。大起被韩月恒收为养女后，随韩姓，学名俊卿，属龙。我国民间素有“二月二，龙抬头”之说，韩月恒就给大起确定为民国5年农历二月二日生人；韩的原籍也便成为俊卿的籍贯。

韩俊卿小的时候，河北梆子舞台上女演员已经大兴，刘喜奎、小香水、张小仙、金钢钻等都已经红得山崩地裂。华北各地只要有戏园、庙会，就有河北梆子大戏上演。大起每天所见所闻，不是练功吊嗓，就是扮装演出，耳濡目染，使她的命运紧紧地与唱戏作艺联系到一起。先是由韩月恒教她练习踢腿、下腰、耗顶、劈岔等基本功，然后又教她打把子、对刀、翻跟头，目标是朝武生行当摆弄她。练基本功是件又苦又累的事情，况且韩家当时生活穷困，数九寒天大起脚底下穿不上棉鞋，两只脚冻得又红又肿，只有五六岁的女孩子，怎能经受得住这样的折磨？靠墙耗顶头朝下，一空就是几十分钟，瘦弱的细胳膊实在支撑不住了，一头栽倒地上，养父过来就是一藤杆，她咬着牙再倒立上去，疼也不敢哭。韩月恒的妻子金宝玉看到养女练功这么苦，心里疼得慌，主张让韩俊卿学青衣、花旦。韩月恒不同意。他认为，女艺人人才济济，女武生却屈指可数，要吃这碗戏饭，没有特殊的技能很难出人头地。夫妇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结果是一个教她练功，一个教她学唱，文的武的一齐来，这下更苦了年幼的大起。不等天亮，大起就到野外去喊嗓子，一直喊到太阳老高了才回到住处，按照养母的吩咐喝下两大碗白开水，然后穿上厚底靴，到院子里吊腿、涮腰，练习毯子功，一直练到戏台上打头通锣鼓，好歹吃上几口饭，就到后台听候招呼。当天若有娃娃生、娃娃旦的戏，她就被人拉过来扮上装，等待上场。那时候一天演两场戏，白天是12点开演，一般到5点左右散场；夜戏6点开，一直演到12点左右才散。只有几岁的大起，也跟大人一样，一年到头这么苦熬着。大起从10岁开始能上演成出的剧目了，韩俊卿之名从此与观众见面。少年时代的韩俊卿非常聪明，一段唱腔听别人唱过几遍，她就学得差不多了；一出戏，她看上几回，连路子带词都记个八九不离十。她学戏入了迷，像饥不择食的饿汉一样，见到什么都想学、想练，随时随地向艺人们求教。人们见她小小的年纪这么有心胸，都愿意教她，尽量满足她的求知学艺的愿望。
　　
　　据韩俊卿后来回忆，那时的老艺人几乎每出戏都有“绝活”（指难度大、吃功夫的演技）。韩俊卿生活在这些前辈艺人中间，拼命地吸吮着营养，继承下来许多传统技艺。到她12岁的时候，已经成为能兼演青衣、花旦、武生、刀马、彩旦等多种行当的“老练”演员了。《杀狗》、《辛安驿》、《采花赶府》等玩笑旦戏，《坐楼杀惜》、《翠屏山》等刺杀旦戏，《拾玉镯》、《喜荣归》等花旦戏，《捡柴》、《藏舟》等闺门旦戏，《双官诰》、《三娘教子》、《忠孝牌》、《走雪山》等青衣戏，《花蝴蝶》等武生戏，都是她经常登台演出的剧目。她随着戏班，先后到过鲁西北、冀中、辽西、内蒙古以及库伦（今蒙古国的乌兰巴托）。韩俊卿的名声日益传布开来，成为河北梆子爱好者所瞩目的小坤角。

脱颖而出
　　
　　韩俊卿于1928年随养父母来到了河北梆子名角荟萃的天津，首演于龙泉栈、大昆仑，声名不胫而走。就在这时，韩俊卿的不幸遭遇却接踵而来。她的养父韩月恒有了外遇，独自到别处另搭戏班。养母金宝玉被遗弃，心情不好，经常把怨气发泄到韩俊卿身上。同时，金宝玉的身体也明显地虚弱起来。这样，韩俊卿不得不独立承担起家庭的担子，全家生活唯有依靠她那微薄的演出收入，窘困情景可想而知。俗话说：“祸不单行”，韩俊卿偏偏又在这时生了天花。由于生活重担压在身上，她没有调养的条件，仍须日夜两场奔波劳累地演唱，最后把声带唱坏。张嘴一唱，只有中低音，高音沙哑。戏班的管事见她的嗓音很难讨俏观众，就把她给辞退。韩俊卿举目无亲，借贷无门，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她意外地遇上了为人豪爽、急公好义的河北梆子名演员银达子。银达子曾在天津看过韩俊卿的戏，喜爱这个年轻人的聪颖，认为她是个有前途的人才。银达子就跟班主商量，将韩俊卿接到了他们的戏班里。

韩俊卿来到这个戏班，先以花旦应工。她嗓音不担活，只能走平腔、低腔，尽量避免高腔、花腔。同行耻笑她是唱戏没“本钱”的“半拉子”演员，她对此也不加理会，坚持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独特风格。她一连演出了《辛安驿》、《采花赶府》、《翠屏山》、《小放牛》等几出折子戏之后，观众的反映很强烈。因为，她虽然嗓音不佳，演技却相当出色。这里以她演出《采花赶府》为例。《采花赶府》是《麟骨床》中的一折，故事大意是：张府的丫环牛文嫣，羡慕贵族生活，在花园里以夸花作暗喻，戏诱张员外，遭到斥责，羞恼交加啜泣起来。但她仍不死心，遂扯破衣衫，抓乱头发，到老夫人面前谎说被张员外调戏，乞求老夫人收留她做妾。韩俊卿扮演的牛文嫣，情绪变化纷繁，喜怒哀乐颇多光彩。她的表演，或哭或笑，或真或假，神情姿态都是那样的妩媚动人。当演到牛文嫣有了主意破涕为笑时，她泪眼生辉，微动嘴角，以手帕轻轻拭泪，再得意地笑出声来。这哭笑变化，内涵深刻，把一个俊俏、机灵却又轻狂的年轻女子的心理，揭示得惟妙惟肖。牛文嫣采花时的举手投足，她以熟练的外部技巧，表现人物内心的得意，恰到好处。摘花时一只手舞弄手帕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另一只手向前猛地一反腕，一朵鲜花突然在手中出现，连续4次，红、粉、白、黄4种颜色，当场出彩。那速度之快，手法之巧，每次演出都博得观众的满堂喝彩。韩俊卿演出获得成功，戏班里的人不再说闲话。而且，不得不承认银达子有眼力，为戏班物色来一位有才能的演员。韩俊卿自己并不满足这微不足道的成绩。她把扮演花旦只是作为探索新路的过渡，最终目的是要根据嗓音变坏后的实际条件，在声腔和唱法方面闯出一条新路来。她认为，作为唱功演员，嗓音条件固然重要，但却只是演唱艺术中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唯一方面。嗓音高低并不等于演唱技法的优劣，只有在自己的音域之内做到亢坠自如，才是最理想的歌唱。她一面演出花旦戏以维持生活，一面坚持喊嗓练声，试验新的唱法。她的声腔不再以高亢取胜，而是在低回委婉方面下功夫，扬自己宽音、厚音、中低音之所长，避高音嘶裂之所短，不到不得已时，绝少使用花腔、高腔。经过反复实践，韩俊卿逐渐形成一种行腔多在中音区，本工（真声）与背工（假声）结合使用的演唱方法，其声腔旋律平易淳朴，感情深沉真挚，既长于叙事，又适宜抒情，许多唱段经她唱来，浑厚饱满，声韵苍凉，颇有味道。在技巧方面，她严格控制气息，留有余量，音断而气不绝，对于声音的虚实、收放、轻重、疾缓8个字掌握得体，做到了字真、收清、送足、达远。同时，她还虚心向前辈艺人请教四声音韵，学习以字行腔、以腔达意的奥妙所在，使声腔、字音、情绪三者融为一体。在不断的实践、改进过程中，她不仅赢得了观众的赞誉，也得到了同行们的首肯。

韩俊卿经过这样年无休日、月无歇时的刻意苦练，没几年功夫就已经脱颖而出，成为一名功精艺纯的剧坛新秀。当年在山东的一些农村，每逢旱年无雨时，人们抬上猪、羊、食品到龙王庙乞求龙王降雨，往往以秋后请韩俊卿为龙王唱大戏作为许愿内容。她在大众中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逆水行舟
　　
　　从1937年天津沦陷，天津的戏曲舞台长期不够景气。1945年，中华茶园的经理魏学瀛见天津有这么多爱好梆子的群众，便邀请银达子组班到他的戏园去唱。在银达子操持下组成了当时唯一能够进入正式戏院演出的梆子班，先后有银达子、金钢钻、韩俊卿、金宝环、柳香玉等人担任主演。戏园每天以什样杂耍开场，最后一出是梆子戏，艺人们的收入极其微薄。银达子、韩俊卿都很仗义，坚持按人头分钱，无论主演或底包每天一概4角。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有人提议上演一些格调低下的“叫座戏”。银达子虽然没有文化，却深晓大义，明辨是非。他愤愤地说：“当妓女是明买明卖，愿者上钩；咱们是艺人，教唆看客学坏，那叫缺德。”韩俊卿也说：“越是不上座，越要演好戏，凭邪门歪道赚来的钱，花着也不光彩。”由于他们的抵制，中华茶园的这个梆子班，从来没有演过伤风败俗的剧目。

韩俊卿总在苦思冥想：河北梆子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曾经一度成为北方戏曲剧种之首，红遍全国，而今为什么竟一落千丈迅速衰败了呢？她虽然找不出全面的答案，但认识到除社会原因外，就河北梆子艺术本身而论，确实存在着致命的弱点。譬如，前辈艺人一代一代创立并积累起来的精华，有许多随剧种的衰落而消失了；尽管梆子传统剧目丰富，但现在却越演越少，而且日趋粗糙；一些本来内容健康的戏，被为了取悦观众的演员演得乌七八糟；在技巧方面也多有忽视；演员不注意发声吐字，甚至演唱时有声无字，这如何能感染观众？其次，在城市的剧场里演唱，同在农村野台子演法一个样，演员拼命喊，乐器比着响，吵得观众坐不安席，如果不改变，又怎么能争取广大观众？韩俊卿决心在艺术实践中另闯一条路。她居住在南大道，同院有一位京剧艺人名叫何玉亭，后来通过何玉亭，又结识了京剧演员三吉仙、马展云等几位先生。韩俊卿虚心向他们学习身段动作和表演技巧，向他们讨教发声、吐字、归韵的方法和气息的控制。这几位先生帮助韩俊卿修订了许多剧本，特别是帮她重新排练了《玉堂春》这出戏，按照当时河北梆子流行的演法，台词和表演有许多粗俗之处，个别演员在台上哗众取宠，丑态百出，引得台下观众狂呼乱叫。马展云、三吉仙、何玉亭这几位先生，在京剧表演的基础上，剔除了不健康的情节，将台词和表演动作重新设计。韩俊卿在“大审”一折中还增加了8句慢板唱段，唱腔新颖别致，抒情叙事兼有，调门从Ｄ调降至＃Ｃ调，听起来不噪不吵，吐字清楚了许多。未几，该戏在中华茶园上演，有些专为找乐而来的人，在台下起哄叫倒好，韩俊卿在台上置若罔闻，照样演唱，到剧终之时，台下掌声不绝于耳，观众连呼：“好！好！”一些河北梆子老观众还找到后台，称赞戏改得好。观众的热情鼓励，增强了韩俊卿继续改革的决心。嗣后，她又从京剧移植了《孔雀东南飞》、《碧玉簪》等剧目，特别是移植了程派名剧《荒山泪》、《锁麟囊》，这在河北梆子剧种是绝无仅有的。演出之后，剧场效果空前之好，为数众多的河北梆子爱好者，许久没有看过高质量的梆子戏了，这回韩俊卿演出新剧目，大家争相观摩。中华茶园也由此兴旺起来，经理魏学瀛得意洋洋，合同期满，他也不放人走。中华茶园这个戏班，在河北梆子剧种行将灭亡、艺人们日渐离散的紧急关头，由于银达子、韩俊卿等人坚持合作，团结了许多艺人，组成具有生、旦、净、丑行当齐全的演出团体，使河北梆子剧种在天津站稳了脚跟，扭转了局面。对于保留梆子剧种和人才，银达子、韩俊卿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新天新地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戏曲事业得到很快发展。政府号召对传统剧目进行推陈出新的改造。韩俊卿和同行姐妹们推心置腹地说：“旧社会唱戏的，是有钱人的玩物，现在解放了，就是给咱金山银山，也绝不能用那乌七八糟的东西去毒害人民。”她带头对所演出的剧目进行清理，凡是内容不好的戏，坚决不演；凡有不健康的台词和表演，一律取消。就是她的“看家戏”，也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同新文艺工作者一道，加以整理改编。

由于人们受习惯势力的影响很深，戏曲改革工作是有阻力的。过去演戏，从来就是怎么学来的就怎么演，而如今却要改剧本，背台词，一切听从导演的指挥。这对于那些唱了大半辈子戏的老演员来说，无异于第二次坐科。韩俊卿是剧团的台柱子，又是一位享有声誉的演员，她却能以身作则，主动配合导演开展业务工作。为了配合各项政治运动的宣传，她积极带头排演现代戏。在剧团决定排练《刘巧儿》的时候，谁也不相信韩俊卿能胜任刘巧儿这个角色，韩俊卿表示愿意尝试。在排练场，为了一个出场的台步，一句台词的语气，往往要重复许多遍，她从不厌烦。导演看着体胖而缠足的她汗流浃背，心里着实不安，韩俊卿却全不在意，依然一招一式、一字一腔地排练着，直到符合导演的要求为止。当《刘巧儿》上演之后，效果非常好，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位演员就是韩俊卿。可是，人们哪里知道，为了排好这出戏，韩俊卿曾流过多少汗、吃过多少苦啊！由于韩俊卿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带头进行戏曲改革，她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称赞。天津市文艺工会成立时，她被选为工会委员。1950年和1951年，她连续被评为劳动模范。

1952年夏天，天津市文化局组成自负盈亏性质的天津市实验秦腔剧团，为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做准备，并确定以韩俊卿主演的《秦香莲》和以金宝环、杜义亭主演的《王贵与李香香》，作为参加会演的剧目。同年9月底，由方纪、何迟等负责同志带队进京。参加这次观摩演出大会的有全国各地的23个剧种近100个剧团。结果，韩俊卿获演员一等奖。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看了韩俊卿演出的《秦香莲》之后，赞叹不已。他说：“同是一出《铡美案》，为什么京剧就演不过韩俊卿的梆子呢？”到北京参加会演，韩俊卿不仅在艺术方面开阔了眼界，而且，对于她思想觉悟的提高，也产生了巨大的动力。国庆节前夕，韩俊卿在怀仁堂见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并且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总理微笑着连声询问：“解放后地方剧种恢复起来没有？”“艺人生活有困难吗？”“成立国营剧团没有？剧团里年轻人多不多？”这一连串的问话，像细雨滋润着刚刚破土的嫩芽，像春风吹开才从另一个世界过来的人的心扉。

在北京会演期间，韩俊卿亲眼见到有的省市已经建立起的国营剧团，演出的剧目是经过推陈出新的，艺术讲究，水平高；演出人员精神焕发，台风端正；业务安排、行政管理都井然有序。处处体现出国营体制的优越性。相形之下，自己周围的艺人，仍然是自由搭班，今日合，明日分，你来我走，既缺乏远大目标，有劲也使不到一处。艺人们的政治地位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组织上依然是一盘散沙，这样下去怎么成？韩俊卿认识到：河北梆子要想繁荣、发展，非走国营的道路不可。她的建议得到了时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方纪的支持。方纪嘱咐她：“先得摸清大伙的心思，等到大家都有这种要求的时候，事情就容易办了。”经过反复酝酿，克服种种阻力，河北梆子艺人们纷纷提出建立国营剧团的要求，得到文化局批准。1953年7月30日，天津市河北梆子剧团诞生了。

剧团刚刚建立不久，就接到上级的通知，参加由贺龙同志任总团长的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到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上考虑到韩俊卿是缠足，怕她到朝鲜山区行动不便，不准备让她去。她听说之后，到上级机关三番五次地表示：非去不可。由于她态度坚决，终于得到批准。

1953年10月，韩俊卿和大家一道，冒着隆冬严寒，毅然跨过鸭绿江。异国的严冬，风啸雪扬，滴水成冰。两个月的慰问演出，始终处在这样恶劣的气候而且是在露天进行。一场戏下来，演员们冻得嘴唇青紫，张口说不出话来。负责业务安排的领导同志为了照顾韩俊卿的身体，总想让她少演几场，她坚决不干。结果凡是该她主演的剧目，从来也没有换戏、换人的时候。朝鲜山路崎岖，冰层坚硬，这对于缠足的韩俊卿是何等的艰难呀！她穿着一双儿童胶底球鞋，一步一滑，气喘吁吁，依然和同伴们说笑着前进。经过这一阶段的熔冶，她的思想觉悟产生了飞跃。归国之前，她向党组织郑重地提出了入党的要求。
　　
　　呕心沥血
　　
　　1953年7月国营河北梆子剧团初建时，共有38位演员，平均年龄54岁。韩俊卿心里想：难怪周总理问剧团里的年轻人多不多呢！没有后继力量还谈什么剧种的繁荣？为了给年轻人开路，她以实际行动破除世俗观念，时常在舞台上为青年演员扮演配角。台下教，台上带，帮助年轻人迅速成长。

韩俊卿曾向剧团团长建议招收舞台上的接班人，但由于剧团编制有限，经济窘拮，招收学员有实际困难。为此，韩俊卿与银达子商量，建议剧团每星期六加演日场，全部收入供培养学员使用。这一建议得到团里同行们的拥护。

第一批8名学员招来了。这是解放后河北梆子的第一批新生力量。老艺人们把这些10岁左右的娃娃当做自己的儿女看待。第二年，学员人数扩大到20名，组建成为天津河北梆子剧团少年训练队。经过老艺人的精心哺育，这些艺术蓓蕾于1956年元旦，正式登台演出了《小放牛》、《红桃山》、《杀府逃国》等剧目。

1954年，韩俊卿当选为天津市人民代表。她在参加代表大会期间，递交关于培养戏曲事业接班人的提案，其中包括建立戏曲学校的具体设想。这一提案引起政府的重视。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天津市戏曲学校于1956年9月成立，招收了评剧及河北梆子两科共100多名学员。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经天津市委批准，河北梆子剧团于1958年7月1日扩建为天津市河北梆子剧院，并在原少年训练队的基础上组建剧院所属小百花剧团。韩俊卿鉴于培养接班人任务之迫切与艰巨，一再向领导上申请：放弃舞台演出，专任教学职务。在小百花剧团建立以后，领导上批准韩俊卿这位有36年舞台实践经验的老艺人，到小百花剧团专门从事课徒传艺工作。这在当时的一些同行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韩俊卿以42岁的大好年华息影舞台，怎能不令人惋惜呢！1958年底她愉快地来到小百花剧团，开始了紧张的教学工作。

1959年4月，韩俊卿被天津市委任命为河北梆子剧院副院长。她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担任教学外，还分工负责领导全院的业务工作。
　　
　　1959年国庆节，小百花剧团奉调进京，参加建国10周年庆祝演出活动。在一次宴会上，周恩来总理一眼就认出了韩俊卿，从很远处就伸出手向她走了过来。总理亲切地握着韩俊卿的手说：“噢，河北梆子，韩俊卿。你们干得很好嘛，培养了一个‘小百花’，你的功劳不小呀！”

小百花剧团在京期间，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众多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曾观看过他们的演出。中央负责同志在一次进京献礼演出人员大会上说：“河北梆子已经不愁后继无人，天津市走在了前面，为戏曲事业培养了新生力量。”并且，号召各省市向天津学习，走“小百花”的道路。此后，韩俊卿率领的小百花剧团，经常奉命为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演出，为来访的外国元首与政府首脑演出。北自东三省，南达两湖两广，无不留下他们的足迹。在园丁韩俊卿的精心浇灌下，这株剧坛新花，盛开在祖国大地上。
　　
　　摆脱不掉的历史纠缠
　　
　　韩俊卿从1953年10月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的申请，之后，她就时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凡是党的号召，她一定身体力行，坚决照办。党组织对韩俊卿在政治思想方面的点滴进步，都给予肯定和鼓励。她连续几年被评选为“三八”红旗手、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她把自己的全部光和热都贡献给祖国的戏曲事业。1959年3月14日，剧院的党组织接纳韩俊卿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一年后转正，担任党支部委员。从此，她的心和党贴得更紧了。

然而，在那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年代里，红极一时的人物也说不定在哪阵风浪里被抛进旋涡中，韩俊卿就是其中的一位。1964年，天津市宣传系统开展疾风暴雨式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市委宣传部确定小百花剧团为运动的试点单位，随即派去了高层工作组。从此，这家曾经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同志赞许的文化部模范剧团，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包括普通演职人员在内，人人都要从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历史到政治表现、工作态度作全面检查，先自我鉴定，群众背对背揭发，再小会、大会评议，最后由工作组审核归类，这一系列程序谓之“上楼洗澡”。群众通过、工作组核准者谓之“下楼”，三番五次“洗澡”却下不了“楼”者，十之八九内定为运动的重点对象。持续许久仍未“下楼”的干部名单中就有剧院党总支委员、副院长、小百花剧团副团长韩俊卿。症结就在于她不能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批判个人历史上的政治问题。

关于韩俊卿的历史问题，早在讨论她入党的时候，党内就有过分歧意见，直到1959年3月支部大会举手表决时，认识也没有统一。那么，韩俊卿历史问题的焦点究竟在哪里呢？

1940年，银达子、韩俊卿共同领衔的戏班，到胜芳附近的皇庄子演戏，当地恶霸崔大发点名要花旦演员金宝环演完戏去陪他玩玩。那年金宝环只有16岁。戏班里的管事找崔大发求情，崔不应允。金宝环的父亲季金亭急得团团转。韩俊卿顾及戏班的安全，又心疼含苞待放的师妹难免遭受坏人蹂躏，她毅然自告奋勇代替宝环去狼窝虎穴里周旋。韩俊卿是季金亭看着长起来的，他不忍心让她替自己的女儿去受侮辱，伤心地痛哭起来。韩俊卿劝他说：“宝环是个没有成年的孩子，往后的路还长着呢！我反正是个过来人了，这种事经历得多了，好歹由我豁出去吧。”季金亭当即跪在韩俊卿跟前失声痛哭着说：“俊卿，我们一家老小，一辈子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呀。”就这样，散戏后韩俊卿被人送到崔大发跟前。崔大发见来的是容颜不及金宝环的韩俊卿，十分恼怒。多亏韩俊卿见风使舵，舌乖嘴巧，哄着崔大发打了一宿牌，总算把这场灾祸搪塞了过去。当年韩俊卿牺牲自己保护同行姐妹的义举，戏班里的老少爷儿是挑着拇指称颂的，谁会料到若干年会后竟成了韩俊卿向恶霸自愿献身争宠的黑材料。一些不明真相的后来人据此误解她，倒也情有可原，而那些当初与她同在一个戏班里忍气吞声过日子的同行姐妹，在严峻的政治压力下也反是为非，曲解她善良的初衷，谁能不心寒！　　
韩俊卿还有一件有口难辩的“历史问题”：1938年，她从农村回到天津演戏，哪知由于日寇侵华的缘故，河北梆子在天津更不景气。她搭不进班唱不了戏，生活陷入了困境。恰巧有人来邀她到廊坊去演戏，除去食宿净落100块钱。危难中的韩俊卿好不容易有个进钱的道儿，而且，在她来说是一笔数目可观的收入，她饥不择食地答应下来。等她演完6天戏回到天津才听说，这是日本人为犒劳当地汉奸组织的演戏活动。事过多年，如果韩俊卿自己不说也没有人追究。她在申请入党时，为了表示对党真诚，恨不得把她一生所经历的每一件事，全部向组织说个清清楚楚，结果倒成了她政治不可靠的凭证，以致成为她入党的障碍。当时，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纪就这个问题表态说：“解放后，韩大姐对党的态度是真诚的，在文艺界带了好头。历史问题搞清楚了就不要揪住不放。”一直关心韩俊卿入党问题的天津市市长李耕涛，听了情况汇报后也说：“旧时代的女艺人，要生存，要吃饭，有点儿不清白是难免的。对她们不能太苛求。”韩俊卿申请入党被拖延了多年之后，在上级组织的关心下，虽然终于得到解决，但她的历史包袱为她后来的不幸埋下了祸根。几年过去，到了“社教”运动中再次暴露了出来。

韩俊卿多次向工作组申诉，但无济于事。她靠边站了。反反复复理不清的历史问题，连她自己也糊涂了，她给自己无限上纲上线，希骥以此换回工作组的谅解。其实，她错了。她越是如此，越让人不放心，以为她身上还有油水可挤。
　　
　　困惑中撒手而去
　　
　　1965年10月，市委宣传部抽调本系统的干部，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其中有社教运动尚未画上句号的韩俊卿。这期间，她那颈椎骨刺越发地严重了，经常疼得她坐不下，站不直，眼前一阵阵天旋地转。即使这样，她不敢提回天津治疗，也没有人替她提。
1966年6月，韩俊卿奉命回剧院参加文化系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到单位，看到从一楼到三楼的楼道里贴满所谓乱箭齐发的大字报，剧院的每一位负责人无不榜上有名。又是“造反”又是“砸烂”，尽是些莫须有的罪名。韩俊卿预感到情况不妙。

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厄运终于降临到韩俊卿的头上。8月29日上午10点钟，她被臂戴红卫兵袖标的青年们，从晒得烫脚的石板地上揪到4寸宽窄的小条凳上，被人按着头跪着，她那厚厚的黑发被剪得七零八落，散堆在地上。一块写满“反动艺术权威”、“走资派”、“假劳模”等字样的木牌，用两根细细的铅丝吊在脖子上，大颗大颗的汗珠就从那里淌下……

被游完街回到剧院后的韩俊卿，就在这天下午6时，出现了本文开头记述的那一幕。当晚，市委宣传部通知：韩俊卿定性为叛党分子，要求梆子剧院连夜召开声讨会，揭批韩俊卿从历史到现行的“罪恶”。所幸的是，韩俊卿此时已经从这个世界逃脱出去，任凭别人去口诛笔伐，她是什么也没听到、没看到，因此，她无须再担惊受怕了。

韩俊卿身世凄惨，在旧社会历经苦难，备受污辱；跨进新社会，她的生命和艺术都焕发了青春，但在今天看来极不正常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环境中，她没有逃脱被吞噬的命运。她一生未婚，亦无子女。
　　
　　尾声：平反昭雪

同年年底的一天晚上，在营口道30号大院的楼上，处境更为困难的天津市委书记处原书记、市长李耕涛，听说了韩俊卿数月前临终惨状，心情特别沉重。他低下了头，面颊上挂着晶莹的泪珠。许久，他才痛楚却有力地说：“韩大姐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让历史作回答吧。她的功绩即使不能载入史册，也定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是的，正如李耕涛市长所预言，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卓越的戏曲艺术家，党组织没有冷落这位优秀的党员——韩俊卿同志。1978年10月28日，天津市委在烈士陵园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共天津市委第二书记、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黄志刚等领导同志和400多位文艺界人士参加。追悼会由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张映雪主持，副市长兼市委宣传部长白桦致悼词。党组织对韩俊卿生前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予以彻底平反，对她一生中为戏曲事业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韩俊卿沉冤12载，终于得到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