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陈崇正一直经营着他的纸上半步村，这个既现实又魔幻的南方小村落在他笔下日益成为中国当代社会、历史的微缩寓言。碧河正是陈崇正笔下流经半步村的河流。与河相比，村是静态的，适合进行社会空间隐喻；而河是动态的，用于指涉历史更为相宜。显然，《碧河往事》希望处理的正是“当代”与“历史”，“创伤记忆”与当下现实之间的扭结和纠缠。
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周初来领导着一个叫马甲的乡村潮剧团居无定所地四处演出，剧团的境况越发不济，常辗转于各地乡间祭神节庆勉力维持。加之人才寥落，设备落后，周初来他们的“做戏”真的只是做戏，并没有能力真唱。因此，当周初来偶识有唱戏功底的韩芳便喜出望外，招入团中。除了为剧团发展计外，他的私愿是让请戏迷母亲来看一场剧团的真声演出。小说中，神神叨叨的周母显然有某种程度的老年痴呆及幻听症状，她向周初来索要冰淇淋，用红线将玉手镯缝在手上，夜里总是梦见蛇，白色或红色，盘踞在手镯上。周母时刻担心当年的潮戏女旦陈小沫的鬼魂或家属会来索要这只手镯，据她自己说，当年批斗四旧中，她带头批斗陈小沫，并夺走了她的这只手镯。只是，她依然坚信自己行为的合法性：“文艺黑苗就该铲除”、“我是替人民群众在教育她”。在这种半幻觉状态中，周母极为认真地观看了韩芳演出的《金花女》，她入戏落泪，邀请韩芳吃宵夜并为韩芳说戏；但继而她又惊恐地怀疑韩芳便是陈小沫的女儿，前来向她索要手镯，因而强硬要求韩芳退出剧团。周母扬言可以替代韩芳演出，并亲自演唱了一段《金花女》，人们惊觉周母原来真的如此懂戏。之后不久周母谢世，小说的最后，周初来为母亲的墓碑忙碌，读者于是惊讶地发现：原来周母墓碑上刻的名字竟是陈小沫。
这无疑是颇为精心营构的优秀短篇，它跟那种图穷匕见、卒章显志的写法并不相同，小说最后设置下的意外如一处强烈的光源，重新定位了小说的意义坐标，它使读者不得不重新回头思索第一次阅读时等闲视之的细节。这番叙事上的匠心独运当然可圈可点，然而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从最后一句重读小说时和作者丰富而又不无苦涩的现实和历史思索的相遇。
小说对周母陈小沫这同一人进行了分身叙述，值得追问的是，这种遮挡式的叙事难道仅仅是为了“创造意外”？多年以后，被迫害者陈小沫为何将自己牢牢锁定在迫害者陈丹柳的位置上？这种设置的合法性何在？它又隐含何种深意？无疑，晚年的周母患有某种人格分裂症，这种分裂症在她观看韩芳的《金花女》演出时表现得极为典型：一方面她被演出召唤，重新成为演员陈小沫。当她为韩芳说戏，说出金花女“心中有不平之气，更有无限柔情，唯有柔情可以抗恶”的时候，她就是当年的陈小沫；可是，在她的身份认同结构中，陈小沫很快被一种被迫害妄想症所排挤，作为被迫害者，也许由于恐惧，她需要将自己认同为迫害者陈丹柳才觉安全。然而，当她处在迫害者的位置上，她又时刻受到往事的折磨，感受着另一种恐惧：被迫害者的报复。所以她才必须不断为“迫害”辩解。
《碧河往事》将历史创伤记忆投射在一个无限纠结、具有深刻精神分析内涵的形象之上，已经令人击节；更重要的是，陈小沫的分裂和纠结，事实上正是多种不同伦理话语的撕裂和对峙。黑格尔通过对《安提戈涅》的分析指出，悲剧表现二种不同历史伦理的对抗与和解。在我看来，《碧河往事》存在着某种不动声色的“悲剧感”，而这种悲剧感内蕴的话语分裂并没有获得黑格尔式的和解。相反，它始终在分裂和搏斗中。这两种话语是唱戏者陈小沫的“柔情抗恶”伦理和被迫害妄想者陈小沫“批斗有理、革命有理”的暴力伦理。令人惊心的是，多年以后，历史看似过去了，陈小沫的“柔情抗恶”伦理不但不能疗愈凶猛的革命暴力伦理，而且事实上正被批斗有理的暴力伦理所吞噬。这是何以周母无法居于有情者陈小沫的位置上安然自处，而时常将自己想象为施暴者陈丹柳的内在原因。这种无法和解的伦理对抗，显然比黑格尔式的古典悲剧更具现代的悲剧性。
这无疑是一篇通过当代写历史，又通过历史思索当代的佳作。作者所忧心的是，由历史延伸而来的当代，正被历史所雕刻着。这篇并不长的短篇通过二线叙事、命名隐喻等方式，使作品获得广阔的当代纵深感和现实批判立场。在周初来的剧团故事之外，我们看到了半步村村长违规卖地、公共财产分配不均、村民暴力反抗等现实元素。这些只鳞片爪的叙述既为小说提供了真实的现实背景，更通过无所不在的“暴力”与历史关联起来。当年的潮剧演员陈小沫因为演戏挨批斗，如今陈小沫儿子周初来剧团演员韩芳同样因为演戏挨打。世事沧桑，但历史未被有效清理，人们于是又习惯性地祭起了暴力伦理。周初来剧团名为“马甲”也不无深意，所谓“马甲”乃是一种网络上的虚假身份。“马甲”对应于剧团的“假唱”。周母看不起他的假唱剧团，因为她相信“现在假的东西太多，唯独戏应当是真的，不能假唱”。更为反讽的是，这些“假唱”的戏，通常是乡村祭祀演给天上的诸神看的。周初来对剧团的人说，“无论有没有观众，动作都要做到位，天上的神看着呢！”天顶有神明是传统中国人规约内在邪恶冲动的朴素伦理，可是，这处精彩之笔却是反讽性的。暴力泛滥的世界，神训早被抛之脑后，人们穿着各种各样的话语马甲穿行于诸神缺位是世界上，只有假唱的戏还煞有介事地敷衍着天上的神。这份暴力普遍化、信仰空洞化的现实忧患其实才是小说的真正看点。
（陈培浩，青年评论家，首师大博士，韩山师范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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