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这是一种缘分。
三年前第一次约访陈銮英的时候，她颇犹豫，答应后又推辞；那时我因承担着当地报纸一个专栏的写作，每周需要找米下锅，况这个题材难得，所以比较坚持。便有了第一次见面。后来该专栏结集成书，这个过程又登门数次，与老人由陌生变成熟悉；期间老人表示留了一些故事要以后再告诉我。当时因为手头正忙着别的事，未立即回应。
等到我想做一个关于潮剧戏班那些过往的人和事的题材时，我想到陈銮英。见到她时，感觉她似乎对我的到访很笃定，不用多说，就切入主题，采访直接就开始了。
老人最初的本意也许是诉说，也许我是一个比较好的倾听者，我们一起度过一段温煦的时光。随着交谈的延展和深入，老人所述及的人物、场面、生活渐渐拼凑起来，那些错位的地方也在一次次的见面中重新调整、归正。毕竟年月久长，一些叙述与事实出现偏差也极有可能；我虽尽量寻求旁证，但仍不能确定所记录的就是事实。
在我们的交谈基本完成之后，本书的叙述轮廓也大致清楚，写作意图也浮现出来，我想借陈銮英老人从戏班过来的生活经历，以其见闻，以其切肤感，复原一段我们已极少有机会感知的戏班生活，一段潮剧历史，一些我们有时仍惦记着的已渐行渐远的文化和生活图景。我希望通过这样的写作，使读者对潮剧有所了解，对潮汕这块土地、对潮汕人这个群体有一些了解，这些宏观的东西，要藉由陈銮英这样个体的微观才容易接受，才好读。我相信，这样的书写，更为广阔，也更有价值。
2013年上半年，基本每周一次，我们一般聊2个小时。老人的回忆记录下来，是碎片式的东西，尽管如此，我还是捕捉到很多有意思的，甚至让我惊喜的东西。我越来越相信，她的故事大概可以撑起一本书的长度。
为什么只是“大概”？老人的艺术鼎盛期主要在解放前，建国后进行的“戏改”，老人已经逐渐边缘了；而到文革，她还只是30多岁时，老人就离开潮剧界。如果只是书写老人的艺术生涯，将遗漏我认为也非常重要的潮剧黄金十年（1956-1966年）及之后潮剧的走向。然而，老人的艺术生命，难以有力地伸展到后面这些岁月。我最后选择了朱绍琛、范泽华两位继起的青衣，由此展现艺脉的承接，更藉此把叙述带进我想抵达的如歌岁月——那是国人初识潮剧的时候。
从做这件事的初始，我就秉着忠于事实的想法。我希望贴着时代、贴着人物、贴着乡土。因为这样的想法，我的书写不敢加以发挥，从市场的角度看，它不是完美的，它的故事性、煽情程度不够，它缺少一些受市场欢迎的“猛料”。抱歉，这确实不是这本书所能提供的。我更看重的是它面世之后要面对的众多知情的父老乡亲，他们可以原谅我的无知，却不能宽恕我的轻慢。所以，它只是这样“淡”。
而老人也开始期待我的书写，她不只一次地憧憬这本书出来的效果，也不只一次地说：不知能否看到这本书的出版。
我坚信要做一本薄书，“薄”是为了不浪费读者的时间和精力，也不浪费纸张，因为我要表达的，若是数万字装得下的，何必鸿篇巨制？假使这么做，需要我花更多的时间也是值得的。但既然老人这么说了，（我仍不能确定那是她的忧虑）那我就赶一赶吧。
书稿初就之后，陆续送与一些朋友看，怕自己哪里把握不准。很多人给我提供帮助，尤其想感谢的是吴南生老领导。吴老是建国后潮剧事业的重要推动者，在潮剧发展的重要节点都有他的参与和决断。本书书写的这一段潮剧史，吴老当是最熟悉且最有发言权的。我很希望在书稿定稿之前能请老人家看一下。然而吴老毕竟91岁了。
不想，有一天，吴老有口信来，让我给他打电话。电话打了一个小时，吴老说看这本书稿看到凌晨三点。他就书中个别地理、文史的表述，细致地向我分析，比如，关于文中提及的“抽纱”，老人家认为有一点表达不准确，为此，他几乎在电话头做了一个关于战前“抽纱”的专题，把汕头置于整个世界版图中加以说明，清晰扼要，令人信服，而至于我需要做的修改，无非是把书稿中一句十几字的话删掉。至于我一样希望他帮我把关的戏改、新文艺工作者及一些敏感问题，老人家倒是一句不提，只说大抵如此不用大改。让我感觉到他的爱护。
吴老还提出要给陈銮英一笔钱，以改善她的生活。周五通的电话，下周一，款已汇至。不想上旬才开始得到资助，22日凌晨，銮英老人就去世了。
銮英老人未能看到成书，此乃憾事；但相信在她生命的最后岁月，因为做这本书，牵动的人情世事，会让老人多少感受到，这个她已经疏离的世界，还有惦记。
（编者注：本文为《女童伶往事——一个人的潮剧戏班史》后记。略有删节，标题后加。该书已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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