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商人陈智林

今年5月，法国普罗旺斯大剧院门口，陈智林有些忐忑地来回踱步。在欧洲的巡演已持续了两个月，那些戏鼓背后的掌声雷动，他已见得不少。欧洲人在戏剧底蕴异常丰厚的本土为买一张川剧票群情激动的场面，让每个演员兴奋不已。这个带领一帮川剧伶人和潮流赤膊“对抗”的男人，显得有些孤独。“码头哪有个尽头，只有走不完的台口。”陈智林的话，在普罗旺斯大剧院门口，像面悲壮的招牌。

和陈智林坐下来聊的时候，他主演的川剧《易胆大》（编剧魏明伦）刚在第十一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优秀参演剧（节）目资助项目评审”中获得了18万元的资助，这对于一台经典川剧来说，是个莫大的好消息，“我相信，只要来剧院看过两场川剧的朋友，一定会爱上川剧。年轻的朋友对川剧不了解，也有一些误解，认为川剧就是变脸和喷火，其实川剧里还有许多比变脸更高超的技巧和趣味。”

在更多人的心目中，作为四川省川剧院院长的陈智林是以一己之力站在商业潮流的对面，无论是跑龙套还是当院长，陈智林在戏台上一直在演戏，“舞台上假得太多太久了，卸了妆，一杯酒，我其实真实得一塌糊涂”。在戏里，他是忠肝义胆、天地君亲的男儿；在朋友眼里，他是血气方刚的壮汉；在家里，他是个“规范的、不太顾家的父亲和丈夫”……在轰轰烈烈的商业流行文化面前，陈智林竟许给自己一个清清零零的戏梦。他说自己要是去唱歌，早就是歌唱家了。

“漂啊漂，漂不尽的码头，走啊走，走不完的台口……”

台口，

是戏班子中间常用的一句话，意思是说戏班子有没有接下来的演出活。“有台口”就指有演出任务，所谓台口就是戏班子生活的嘴。

院长·老板

世人只看前台戏，谁知后台倍凄凉。与其抗衡，不如弄潮。现在，陈智林总是随身带着剧团的演出海报和资料，随时准备推销。

2008年4月的一个清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陈智林从梦中惊醒。电话是从辽宁打来的，电话那头，辽宁北方化工集团的有关负责人迎头就问“5月到辽宁演出的准备做好没有”，陈智林一个踉跄爬了起来，“老子就等你这个电话了！”将川剧推销到东北，一直是陈智林的愿望。通过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辽宁北方化工集团出资超过50万元，邀请川剧《易胆大》等剧目到辽宁5个城市演出10场。陈智林俨然一副川剧商人的模样，“推销川剧是我的责任，我的目标是把川剧卖向全球。”

去年10月，他带队在加拿大巡演，感受颇深，“川剧的魅力在那些老外眼中简直神了！一个个观众买票的样子我到现在都记得。去年国庆阅兵的时候，我和我的演员们正在多伦多大剧院高唱《歌唱祖国》，那种振奋与骄傲无与伦比。”到了今年春节，他带领剧团又在泰国进行了30天的演出，腊月二十七，他给妻子打电话：“你不可能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泰国过春节吧。”一句话，妻子和儿子飞到了他身边。

3月2日到6月25日又是接近4个月的商业演出，在瑞士的梅济耶尔若拉剧场连演14场，1000多个座位的剧场场场爆满；在卢森堡，剧团停下来排练20多天，对方为了留住剧团，全程包了一行30多人的吃住；在匈牙利的第一天演出结束后，对方主动将他们入住的酒店换成了著名的匈牙利大饭店，只为“让中国艺术家住得舒服一点”。陈智林现在都还记得卢森堡歌剧院的院长对他说的一席话———“我做了8年的歌剧院院长，你们的艺术是惟一能够同时吸引6岁儿童和80岁老人，不需要任何解释就能达到精神合一的表演艺术。”

得挨多少打才能成角儿

陈智林呷了一口清茶，为了我们的采访，他从上海拿奖回成都还没到家，就专门新买了一件白色T恤，说是“显得亮眼，拍照好看。”

《易胆大》中最让人感念的台词是———“漂啊漂，走啊走，漂泊啊，漂啊漂，漂不完的码头；走啊走，走不完的台口。人生路难走，再难也要走”。大幕一开，背后的帮腔甩出凄美的亮音———戏词之通俗，活得之明白———人这一辈子，最难的就是把自己活明白。

1979年，他15岁，在成都老文化宫旁边的解放军影剧院，他生平第一次听到了川剧，那是一出名为《卧虎令》的戏，票价陈智林已记不清了，只晓得当时是人头攒动。他拿着同学父亲找关系弄来的票听得心潮澎湃，那些狡黠机智的戏词智慧、飘逸旷达的动人唱腔瞬间击中了少年的心，“我出来以后兴奋得很，睡都睡不着，我当时就告诉自己，我也要唱戏！”那是一个川剧疯狂流行的年代，一出戏，2个半小时，却足以改变他的一生。出生自普通工人家庭的陈智林决定报考四川省川剧学校，为了这个决定，他和家里人对立了很久，“一个唱戏的，能有什么出路？”家里人的不理解让他反而更对戏里人生充满着向往。1979年9月，当他拿到川剧学校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一家人用沉默顺从了他的向往。“我当时甚至对‘角儿’的概念都不清楚，就是想唱戏，觉得好。”

这一“好”，就“好”了5年。进校时1.75米的个子，到现在还是1.75米。由于学艺之初年龄偏大，陈智林的骨头软度和力度稍差，被打手板心那是常事，师傅甚至赌气地说了“就凭你？翻得好跟头，我跟你姓”的狠话。第二学期，陈智林每天早上5点起床，晚12点前从没睡过觉，他做到了，“行话叫学得好，吃艺饭；学不好，吃气饭。直到现在我翻跟头都很漂亮，这是师傅教得好，也是我练得扎实。” 为了舞台上精彩的亮相，陈智林吃尽了苦头。“他们怎么成的角儿？得挨多少打啊？我什么时候才能成角儿啊？”这样的“三问”，时不时地从陈智林的脑袋里冒出来。

“要想人前显贵，你必得人后受罪。”师傅说。

刘金龙曾像邓丽君一样火

在之前媒体的“集体笔触”中，对陈智林的评价出奇地统一：在中国戏曲舞台上，有身段、有扮相、有嗓子的小生可谓凤毛麟角，但陈智林就是其中一位，音色美，音量足，音域宽，高低可就，舒卷自如。”而如今，陈智林则更多地是在“老生”行当折风弄雨，“我其实什么都唱过，生旦净末丑的东西都尝试过。”

1984年，陈智林从省川剧学校毕业分配到攀枝花川剧团。说是川剧团，但却是个仅有几杆枪的班子，刚去攀枝花，陈智林就想回成都，他甚至还想过自立山头，拉自己的兄弟伙搞个川剧团，最后好不容易在领导的劝说下在攀枝花安营扎下了寨。1987年，实在忍受不了寂寞的陈智林还是离开了，走时没有给任何人请假，“背着包我就走了，同事看到以为我要回家，问我好久回来，我说不回来了，当时他们眼睛瞪大的样子很吓人。这有什么，想走就走！”陈智林说自己“常有冲动的想法，但从没想过冲动的惩罚”。1988年，他到了四川省川剧院，工资每月60多块，“我很知足，觉得很幸福。”

幸福是因为当年川剧够火。“那个时候满大街除了邓丽君的磁带，就是刘金龙的，好卖得很，哪像现在……”陈智林说，川剧名家刘金龙的《收烂龙》《劝夫》曾是街头巷尾传唱的经典，和串串香、麻将一样，充盈着这座城市的血脉。“很多人问我，什么才是真正的川剧？我会告诉他，川剧就是川人用自己特有的幽默，以坚韧的姿态去讲四川的故事，讲中国的故事。”

戏剧家，总有自己出道成名的时候。陈智林的成名作是《托国入吴》，剧中男主人公有一段50余句的核心唱段，抒发的是越王勾践的丧国之痛与誓雪国耻的悲壮激情，他的演唱一字一珠，如“行云流水，声惊四座”，也因为《托国入吴》他拿下了“四川省青年主角表演一等奖”，这是1986年，他才22岁。

1989年，陈智林主演的《花荣射雕》应邀进京为第11届亚运会艺术节演出。同年，在《望娘滩》中他饰演中年聂郎，激昂慷慨的唱功加上变红脸、变黑脸、变金脸的表演特技，在第二届中国艺术节成都分会场演出时获得如潮掌声。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真的“火”了。

“二度梅郎”的半瓶1573

1989年，“走红”了的陈智林获得了做梦都想拿的中国戏剧“梅花奖”（第七届）。到如今，他的手机尾号就是“1989”，对他来说，这朵梅花他等了整整10年。1991年，陈智林顺理成章地走上了四川省川剧院副院长的位置。“我觉得自己应该是能做好这个‘官’的。”但谁也没想到，1996年，他竟去了渠县当了副县长，分管教科文卫。

“其实，一开始特别不适应。因为艺术是形象思维，而副县长需要的是逻辑思维。思维方式的转变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陈智林提到了一件事，有一次县里的领导都外出了，他需要去参加一个征兵工作会议。渠县一直是个征兵大县，作为副县长，他要坐在主席台上，下面坐满了官兵。“原以为我就是个陪衬，没想到武装部的政委后来说‘下面请陈副县长作重要指示’，这一句‘重要指示’顿时就把我搞晕了，脑子里空空的，结果我说了些客套话就草草收场。那是我最尴尬的一次经历。”

两年后，陈智林卸任离开渠县，在欢送酒会上他哭了，他又一次唱了那出《望娘滩》，整个酒会像个演唱会。第二天早上7点不到，知道他要走的人纷纷来到县政府招待所门口等他，一起吃早饭，然后说了更加动情的话。

回到川剧院，陈智林的性情变了不少，也走出自己的演出路子。2002年，他演出的《巴山秀才》震惊川剧界，为了重新塑造戏中瘦而高、迂而酸的孟登科，中年发福的陈智林从投入排练到首演，50天的时间里体重减掉了整整26斤！每次演完《巴山秀才》，他都是一身大汗，湿了几层的衣服都能拧出水来。2002年，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该剧亮相于上海大剧院，首站成功；继而在2003年北京国际戏剧演出季占尽风流；2004年陈智林再度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第21届），业内人称“二度梅郎”。

在渠县做副县长的时候，陈智林学会了喝酒。锻炼到现在，陈智林已从当初的“滴酒不沾”变成了“沾酒不滴”，“反正现在喝酒的时候我没考虑过醉不醉的问题，应该还没彻底醉过。”没醉过是一回事，难过又是另一回事。2003年，他带团去北京长安大剧院演出，与剧院老总的一次拼酒至今让陈智林记忆犹新。因为投缘，因为是初次见面，还因为都是性情中人，于是两人决定将一瓶泸州老窖1573分而干之———半斤酒倒进敞口杯，需要一口气喝完。“兄弟，喝了这满杯，你们一场演出我多给几万演出费！”陈智林二话不说，端起就喝，就这一满杯让剧团在北京演出期间多挣了几十万，“喝了以后，回北京川办宾馆睡觉，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了整整一天，掏心挖肺，难受之极。”

如今，陈智林和长安大剧院的那位老总已是多年密友，“我们可以说是当空一拜，如遇故人。”

世人只看前台戏，谁知后台倍凄凉。与其抗衡，不如弄潮。现在，陈智林总是随身带着剧团的演出海报和资料，随时准备推销。

陈智林的夫人姓赵，来自一个军人家庭，蒙古族。在陈智林眼里，她除了是自己生活上的伴侣，更是事业上的知音，“她现在对川剧很在行，知道我在舞台上想要表达什么，这点很重要，我觉得我现在很幸福。”

变脸不能代表川剧，它只是川剧里的一项“雕虫小技”，我们剧院会变脸的太多太多，只要他想变，一两百张都不是问题。如果说一个变脸就能代表了四川文化，那就太肤浅了。

红颜·知己

“夫人，慢点开车！”陈智林拉开车门坐上来，一家人要去赴好友的晚宴。陈智林的夫人姓赵，来自一个军人家庭，蒙古族。在陈智林眼里，她除了是自己生活上的伴侣，更是事业上的知音，“她现在对川剧很在行，知道我在舞台上想要表达什么，这点很重要，我觉得我现在很幸福。”有些忧伤的老板、幸福的丈夫，陈智林在事业和生活的舞台上同样长袖善舞。和陈智林一家赴宴是种愉快的享受，喜欢看他和哥们一起畅怀的样子，那种气场和他的舞台形象出入很大，席间他自顾自斟满，一饮而尽。

酒过三巡，陈智林提到了一件让他感动的事。“我们剧团有个非常好的演员叫刘谊，2005年重排川剧《易胆大》之前，她演了电影《红颜》，并接连拿了几个大奖，紧接着便有个40集的电视连续剧请她去拍，但因为要排川剧，她婉言谢绝了。这对她个人来说，经济损失肯定很大。到现在，她都是我们剧院的台柱，她也曾去国外当老师，但终究舍不得川剧院，还是回来了。我们大多数演职员工，一个月的基本工资就1000多块钱。她的‘舍得’我们明白，她是川剧的‘红颜’，川剧也是她的‘红颜’。这次去欧洲巡演，同行的30多人每个人挣了8万多块，可演出成本在那里摆着，每个人还得交3万多给剧团。有时候我去练功房，那些进来多年的演员每天仍练功10多个小时，他们不容易，生活不容易，我们的快乐别人也难以体会。”

陈智林有些酸楚，夫人过来敬他酒，两人都站起身，又是一周多没见，十分想念。

“易胆大”的疯狂和悲哀

《易胆大》是魏明伦上世纪70年代末的成名作，“这出戏打响了振兴川剧的头炮，和后来的《潘金莲》《中国公主杜兰多》《变脸》等魏明伦的代表作一起，让川剧走在了全国各戏曲剧种新创剧目的前列”。

“满台荒唐戏，一把辛酸泪！破涕为笑脸，乐极复生悲……”序幕拉开，陈智林决意用一种时尚前卫的方式来重新包装这部袍哥的传奇故事。2004年金庸来川也对《易胆大》念念不忘，因为“这部剧的语言太丰富，把四川历史上的袍哥故事吃透了”。

又是一个冷不防，陈智林要对这部传统经典戏剧进行时尚改编。川剧配乐、川剧唱腔都要有变化……“川剧唱腔的改革就是要把‘恐龙博物馆’变成‘侏罗纪公园’。电影《侏罗纪公园》好看，但它依托的还是我们认为老得掉牙的恐龙。换个形式、换个包装，也许川剧就成了侏罗纪中的宝贝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陈智林穿的那件胸口绣了一只鞋的白色T恤，让他在闪光灯下摩登十足。

变脸？他当然也会。《易胆大》里设置了变脸绝活，他要演，因为他会在家表演给妻子、儿子看，这是艺术，更是生活的快乐。陈智林说变脸很难掌握，但更难的是对人物的理解。如果仅是一张一张地变，就成了魔术杂技了，“变脸不能代表川剧，它只是川剧里的一项‘雕虫小技’，我们剧院会变脸的太多太多，只要他想变，一两百张都不是问题。如果说一个变脸就能代表了四川文化，那就太肤浅了。”陈智林总在跟记者强调要让更多的人走进剧场看现在的川剧，“问10个人川剧好不好看，可能有8个人说不好看，其实这8个人中有7个根本没看过川剧，这就是悲哀。”

之前，四川有200多个川剧院团，但很短的时间内这个数字就降到了40多个，而能够演出的只有30来个！”陈智林曾前往新都调研“芙蓉花川剧团”，这个剧团有着6年与日本对外交流文化演出的基础,但由于推进文艺“瘦身”改革，剧团赖以生存的剧场说拆就拆了。“我始终相信，川剧在民众心中的能量只是被隐藏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流行念白或者叫RAP，其实川剧里早就有了，叫‘磕磕子’，川剧其实是很时尚的艺术。”

说这个话的时候，张学友成都演唱会宣布开票，VIP票价高达3999元，他知道在商业大潮滚滚袭来的当下，自己忧伤地与之抗衡已是悲壮无比。他望了望窗外，夜色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