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坐腔到二人台之移民》

从陕西省府谷县、神木县人走西口，赶着车拉脚，有“紧七慢八”之说，就是从府谷出发，快点走七天可到达包头，慢些走得八天到达。徒步走又有“紧六慢七”之说。但其最终的目的地，就是渡过黄河到达今天的包头市东河区二里半渡口。被称为“西口”的雁门关和杀虎口，是万里长城的重要关隘，是“口里”“口外”的分水岭，同时更是军事要塞、邮驿要冲。隋、唐、宋抗突厥、拒辽金多出此关。明代以来，官府在此设兵把守，且多为骑兵。阿拉坦汗多次率兵攻打明朝。也从此关冲入。万历年后，明朝实行较为开朗的政策，准许北方游牧民族与内地互市。关口之外的城墙底下，至今还有圈马的大型交易市场遗址。出关后，东侧为内蒙古凉城县境，西侧为和林格尔县境，中以苍头河相隔。

　那些走口外的人，有世世代代种地的农民，有各行各业的匠人，有人支人，有商人，有失落官场的小官吏，还有到塞外掘金银的淘金者等等。他们偏安一隅，苟且生存。他们先是春出秋归，称为“雁行客”，但经济稍有好转，就携家带口北出口外定居，随着带去当地的民歌、秧歌、戏曲以及各种乐器和器乐曲等，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形成了特有的艺术形式——打坐腔。到了清代末年，发展成为以民歌加舞蹈的艺术形式——玩艺儿，或称打玩艺儿、蹦蹦，其艺术团体被称为玩意儿班子。这就是二人台的前身，据此，可以追溯到二人台作为农耕文化艺术悠久、深厚的历史渊源。

在清朝中后期或者此前更早的时候，“走口外”不是随随便便想走就走的事儿。虽说边关守卫时紧时松，但毕竟不能，也不可能因收成不好，或天灾人祸，口里，也就是晋陕冀宁地区的百姓，就背上铺盖卷儿上路那么简单的事儿。走口外不仅要越过万里长城，还要穿过黑界地，也就是当朝统治者设置的“无人区”。清朝顺治年间，当朝皇帝为加强对鄂尔多斯部落的控制，进一步明确伊克昭盟盟境的四周界限，并以南侧长城为边界，向北推进50里，划出东西长约1000多里，南北宽50里的一块儿长条禁地，明确规定人民不得逾越长城进入鄂尔多斯7旗和察哈尔放牧地区，其中对伊克昭盟南界的管理最为严格。

　修筑万里长城主要是用作军事防御。明代之前，每逢边关战事吃紧，杀虎口、雁门关、马市口、张家口等关口，有重兵把守，阻止口里口外的人员来回流动。而明长城的修筑更是为了阻止关内农耕民族与关外游牧民族交往。

　土默特首领阿拉坦汗为通关，时打时和，几十年才与明朝达成互市的协议，但也仅仅是边关贸易，不允许大批移民。为了防止游牧民族用铁打造武器来侵犯，明朝在贸易商品中，就连生活中的必须用具，锅、刀、农具等都在禁止的范围之内。在这之中，杀虎口以西各处的走西口路线，虽然旅途艰辛，到清代康熙中叶之后，则常年可自由穿越。

　河曲人走西口，因地处黄河边儿，一年四季只要设法渡过黄河，就到了内蒙古，所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遍布河曲人和其后裔，这也是河曲人一定要说明“二人台是产生在河曲”的道理之一。

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帝第三次征讨葛尔丹部，全胜班师。途经鄂尔多斯高原，伊克昭盟盟长、鄂托克旗扎萨克松若布奏请康熙：“蒙汉在黑界地内合伙种地”，获准后便让陕西省北部与伊克昭盟相邻县的汉族农民越过长城，在黑界地垦种。凡到黑界地内耕种的农民，每一犋牛（单位）每年向蒙旗王府交1石谷物，4束马草。

　乾隆八年，清廷理藩院尚书班地和陕甘总督庆复到榆林府会商，研究伊克昭盟“黑界地”的土地开垦问题，确定将“黑界地”开发为农业区。“黑界地”的开发与开垦，给伊克昭盟盟境变迁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同时，清代统治者还和游牧民族的首领实施联姻政策，边关贸易比以前更繁荣，人民往来更为自由。边关管制，也是时紧时松，统治者一面大批移民转嫁危机，一面加强人口、地亩的管理。

　晋陕冀宁人民的大批出关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清代的四次大移民，也就是湖广填四川，广东福建下南洋，冀鲁豫闯关东，山西陕西走西口。乾隆以后，口外进一步开始大规模放地，清廷鼓励晋陕冀宁农民出外垦荒，同时附加多种优惠政策，如贷借籽种、减免租税等。晋陕百姓再也不管是否有“黑界地”禁令，支起伙房，套上牛犋，摆耧下籽儿，锄草灌田，继而收粮入仓。第二次高潮在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帝国闭关锁国的封建统治格局，大清国的江山摇摇欲坠，加上关内兵荒马乱，连年灾荒，饥饿的人群携儿带女，抛弃家园北出口外谋求生路，更有哪些因“庚子赔款”而获得大量廉价土地的外国神父，为了吸收教徒，把土地以较低的价格租给晋陕冀移民。第三次高潮是在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因改朝换代，加上军阀混战，国法荡然，律例不畅，天下混乱，晋陕冀鲁豫人民走西口、闯关东相沿成习。而数这第三次移民高潮的规模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