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怀的记忆——忆曾赴福建前线慰问的二人台剧团

 大同市民间歌剧团(二人台剧团)于1958年9月6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支援13名演职人员的基础上吸收大同周边地区业余骨干成立,全团30余人。在当年冬天雁北地区汇演时,二人台剧目被选拔出席山西省汇演大会,在省城一炮打响,引起各方关注,被定为参加山西省人民福建前线慰问团的演出团。参加演出团的还有省城晋剧中路梆子、忻专北路梆子、晋南蒲剧、晋东南上党梆子剧团和省话剧团、歌舞团。大同二人台一个小剧种,又是刚刚成立的小剧团,而且都是年轻的小演员能和着名艺术家丁果仙、牛桂英、郭凤英、王正魁、贾桂林、王秀兰、闫逢春等一起赴前线慰问演出,莫大荣幸,全团欢呼雀跃。
  
 临近1959年春节,上级决定在省城打磨排练慰问剧目。期间,太原钢厂邀请大同市二人台剧团会场演出,每场200元,两场400元。演出那天太原尖草坪俱乐部场场爆满,一个站票也是难求。优秀演员张桂桃嗓音甜润、表演细腻、声情并茂,优秀演员马兰新扮相英俊、嗓音高亢、吐字清楚、韵味十足,他俩在《打樱桃》、《走西口》中一张一弛珠联璧合;吴燕在《打秋千》中的表演唱腔优美、清亮悦耳、活泼可爱;女扮男装的小生卢凤英表演的《卖菜》,载歌载舞身段优美的郑晓茹出演的《挂红灯》,善于塑造各种不同形象的老旦张桂芝,常演反面人物的张宝晓等好剧目、好演员,一个个展现在观众面前,引起轰动,场内气氛十分热烈。剧场工作人员说:“这是多年来罕见的现象。”散场后观众不愿离去,在出口处挤着想看看卸妆后的演员长得啥模样。演出收入比会场价翻了一番,太原尖草坪俱乐部主任不好意思地对剧团成员说:“你们看怎么办?是不是再给……”剧团负责人当即回答:“诚信重要,一分钱也不能多收,按原定价办!”
  
 之后,剧团又按上级指示,到省政府礼堂慰问演出,当时,大多数观众是首次接触到二人台剧种,感到格外新鲜,对二人台曲调和演员的精彩表演连连称赞,笑声、掌声不绝于耳。演出结束后,时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史纪言等登台热烈祝贺。
  
 1959年2月的农历正月初十,山西组成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郑林为团长的山西省人民福建前线慰问团,慰问团成员包括党政领导干部、各条战线英模人物,刘胡兰母亲胡文秀也在其列。到达福州后,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首长叶飞上将设宴欢迎。山西省慰问团下设六个演出团,话剧《刘胡兰》剧组为第五演出团,大同市二人台剧团和省歌舞团为第六演出团,在深入各个地区和阵地慰问演出时,受到前线党政军民亲人般热情的欢迎和接待。一个多月紧张的慰问演出圆满结束,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广大军民。
  
 慰问团返并途经杭州、上海,慰问当地驻军。上海音乐学院闻讯,特邀大同市二人台剧团到学院演出,教授、专家们在演出后的座谈会上高度评价二人台剧种,赞扬演员表演,尤其对张桂桃、吴燕表演的《打秋千》更是赞不绝口。
  
 二人台剧团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深入实际、深入生活,常年到农村、下矿井,服务群众,体验生活,同时注重引进人才。1963年3月在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局长布赫的支持下,又一次调进9名演职人员并招收培养新人,从而充实加强了剧团。剧团演职人员的演出水平不断提高,从演一生一旦的小节目飞跃到能演大型剧目,如《洪湖赤卫队》、《智取威虎山》、《夺印》、《社长的女儿》等。作曲、指挥刘克在继承传统二人台音乐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名彩旦李桂梅在《夺印》中扮演“烂菜花”,把两眼奸诈、阴险毒辣、笑里藏刀,欲拉干部下水的狰狞面目演绎得淋漓尽致,一出场“何书记,吃元宵啦!”就博得满堂喝彩。观众喜爱的好丑角李振棠和赵丽芳演出的《刘家庄》、《茶甁计》等剧目,久演不衰。新人也逐渐走上舞台,如马兰新之后崭露头角的王文远,深受群众喜爱。当时,剧团一年演出高达300余场。
  
 剧团每年都下雁同农村地区、大同矿务局等地演出。每年除夕之夜为让一些群众过好年,照顾未能回家的外地观众,剧团还和位于大同市区鼓楼西街的日新剧院(老百姓亲切称南戏院)合作加演夜场,尽管观众只有百人左右,但剧团成员总是一丝不苟、认真演出,毫无怨言。
  
 剧团还常年赴晋、冀、内蒙古三省区巡回演出,特别到了1963年、1964年剧团艺委会又推出了《喜笑颜开》、《糊涂爹娘》、《王杰之歌》等剧目,更加受到群众欢迎。剧团沿晋南过闻喜到解州(关公故乡),去呼和浩特市、到包头,向巴盟挺近一直到临河、陕坝,向东到张家口、宣化等地,所到之处无不受群众热烈欢迎。
  
 然而,可惜的是正当大同市二人台剧团欣欣向荣之际,一场“文革”却把这百花园中的一朵光彩夺目的鲜花砍掉,剧团下马,全体演职员含泪离开自己所钟爱的专业,广大爱好二人台的观众也感到十分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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