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粗取精《走西口》——关于二人台《走西口》的五个版本

去粗取精《走西口》——关于二人台《走西口》的五个版本

走西口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反映了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下的社会生活，有不少专家学者研究探讨过，也有歌曲影视戏剧等形式反映过。这里不再赘述。二人台《走西口》与这一文化背景分不开，它以民间的角度，民间的艺术形式来阐释这一文化现象，进行了高度的艺术概括，让我们重新品味这一段历史，更深刻地认识这一现象，同时让我们欣赏到淳朴的民间戏曲精品。

其实，走西口文化的形成更主要的是自然地理的因素。当然也离不开天灾人祸与黑暗的社会制度这样大的背景。山西陕西与内蒙相邻，又处于不同的气候带，黄土高原山地多，十年九旱，无情的灾祸迫使人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而内蒙古高原地广人稀，有广阔的草原和可开发的肥沃的农业耕地，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刚好是逃荒者理想的栖身之地。再加上生产力水平低下，封建制度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是走西口这一现象成为必然。正如二人台《走西口》中唱道：“去年遭年馑，寸草也不生，没打下一颗粮，活活饿死人，官粮租税重，不走西口怎能行。”走西口的历史是劳动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苦难史，辛酸史。

最早反映这一现象的是民歌。山西陕西有许多不同版本的关于走西口的民歌。如山西民歌《心上难活想起家》，《好好的夫妻被拆散》，《提起哥哥走西口》、《真魂跟上你走了》。最典型的要数山西河曲民歌《走西口》。二人台《走西口》就是在这首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成。这首民歌很可能有生活原型：“家住在太原，爹爹孙朋安，生下我一枝花，名叫孙玉莲，玉莲一十六岁，刚和太春配成婚……”人物有名有姓有地点，还有真实的生活细节，这为形成戏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走西口》版本见于光绪，由李有润口述，邬圣祥执笔记录的手抄本。这个手抄本封面书写“五云堂玩意班戏文”和“大清光绪十一年”。里面收录了二人台剧目《走西口》和《小寡妇上坟》，还有道情戏《湘子出家》《三世修》等剧。其中《走西口》剧名下写有“传家 李有润 誊抄 邬圣祥 光绪十一年七月十五日”字样，毛笔小楷书写，字迹工整清秀，有一定书法功底。清同治年间，河曲县唐家会村创办了“五云堂玩意班”，由艺人李有润、邬圣祥、“天明亮”等人主持传艺，将《牧牛》、《小寡妇上坟》、《走西口》等戏整理改编，并与该村的道情戏组成“风搅雪”班同台演出。河曲县五花城乡大念堰村现存的龙王庙古戏台后壁上留有题记：

同治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庙会大吉 阳歌盛事 风搅雪 日场 小寡妇上坟 夜场 打经堂 五云堂玩意班敬演

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二人台演出记载。

李有润本《走西口》主要是一丑一旦的对唱，很少对白，内容叙述较为概括，保留了明显的民间说唱痕迹。也就是说李有润的本子是在民歌和民间说唱的基础上改编的，本来就有很强的叙事性。如开头的几句：“咸丰整五年，异事出个鲜，讲异事出在山西府太原。太原府地面宽，有一个孙朋安，所生一个女，名叫孙玉莲。”叙事的口气完全还是说唱的形式。但这里所说的“异事”究竟指的是什么，“异”在何处呢？从情节上看，孙玉莲得了相思病，请了个太春来看病，二人一见钟情，私定终身，然后成亲，成亲后太春就去走西口。看不出有什么“异”处，只是一个普通的故事而已。据笔者推测，可能是演唱者随意敷衍上来的一个词。如果一定要找一点“异事”的话，有两点勉强可以算是“异事”，太春巧遇玉莲，二人私定终身，这在封建时代是不符合一般婚姻的规范的，可以算一件“异事”。再就是，新婚不久太春就要离别妻子走西口，这在常情常理上也让人难以接受，也算是 “异事”。二人台的说唱阶段就是“打坐腔”，主要通过唱来讲故事，有很强的叙事性，这也是最终形成戏曲的一个重要基础。

全剧主要有三个小节组成，即“成亲”、“离别”和“走西口”。由丑和旦二人交替演唱，这是二人台小戏最原始的形式。开头部分太春与玉莲“成亲”仍然是代言体特色——即第三人称叙事，保留了说唱的形式：说的是十六岁的少女孙玉莲害相思病，父母为她请来一个叫太春的先生，她与先生私定终身，最后成亲。中间是“离别”一节演员才开始进入角色。即太春要走西口谋生，玉莲舍不得太春离开，玉莲先是挽留，挽留不住就千叮咛万嘱咐，依依不舍。通过一些细节表现生离死别的感情。玉莲先是给太春梳头，然后吩咐太春出门时怎样走路，怎样歇息，怎样过河。坐船要注意什么，住店和吃饭要注意什么。最后一节“走西口”是丑角的独唱，叙述走口外路上的漂泊之苦，以及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并交代了从河曲走西口具体的路线和真实的沿途地点：簸箕湾、台子堰、喜家坪、乌拉素、马场壕、沙蒿塔、新民堡、西包头、珊瑚湾、后大套等。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但总体来讲，这个最早的版本情节较粗，缺少戏剧性，人物感情的表现也不够细腻。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从说唱艺术相戏曲艺术转变的最初形态。而全剧最显粗疏的地方就是第一节“成亲”。改编者基本是从民歌（或说唱）中原句照搬，只是概述情节，并没有具体的展现。

关于太春和玉莲“成亲”这个小节，未改编过的《走西口》版本都有，但各个版本差距较大。

至今流传的河曲《五人走西口》是在李有润版本上的扩展。河曲二人台演出的《五人走西口》有孙朋安、孙朋安妻、玉莲、太春和二姑舅。开头是太春上街与玉莲巧遇，一见钟情，两人定下巧计：玉莲装病，太春假装医生，让爹去请太春来看病，然后成亲。太春接到二姑舅的来信，要走西口谋生。玉莲挽留送别，嘱咐叮咛。最后一段是太春和二姑舅西口路上的见闻，内容接近于李有润的版本。

还有内蒙古西路二人台中由贺斌口述整理的“六人走西口”。人物是孙朋安和孙妻，太春和玉莲，二姑舅和货郎。情节是以算卦看病为生的太春某日外出算卦，巧遇少女孙玉莲，二人一见钟情，于是定下计，玉莲装病，让父母去请太春来看病，二人瞒过父母私定终身，后因生活所迫，太春要出口外谋生，在归化城（今呼市）住了三年，捎回信要玉莲绣荷包，最后就是玉莲从货郎买了线绣荷包。情节也是三部分：“成亲”，“离别”、“绣荷包”。与前两个版本不同的是详细交代了太春和玉莲成亲的过程，有了大的发挥。太春到玉莲家后假装看病实质是调戏玉莲，其中增加了许多喜剧戏谑成分。但太春与玉莲的“成亲”与太春要“走西口”两个情节间缺少过渡，使情节出现断裂现象。最后一段《绣荷包》其实是二人台的一个独立的小剧目，生硬对接在结尾处于前面内容并不统一，实为狗尾续貂。总的来看，这个版本人物多，情节多，但结构松散，内容臃肿，没有明确统一的主题，是民间艺人改编的不成功例子。

牛林、冯有才口述的东路二人台《走西口》版本共三个人物，太春、玉莲和干妈妈。情节是玉莲得病，干妈妈探病，太春给玉莲看病，二人私定终身结婚，然后太春走西口。与西路版本相比要精练许多，人物少了一半，略去孙朋安、货郎和二姑舅。而且去掉了《绣荷包》一出，只剩下“成亲”和“离别”两个情节，但这两个情节间仍然是断裂。另外，这个版本在“成亲”一节中更加重了“戏耍”的成分，如太春调戏玉莲，太春与干妈妈的戏说玩笑，背药谱等情节，使剧情拉长，淹没主要情节。

综合上述四个版本，除了最早的李有润本子以外，其余三个版本都在“成亲”这个情节上发挥想象力而加重戏份，东路二人台的本子尤甚。这样只追求了前面的喜剧戏耍的效果，反而使后面“走西口”的核心内容不能突出。为什么这些本子会把重点都放在前面呢？这是因为李有润的本子“成亲”一节太简略，后来的演员为了增强戏剧性而尽力充实的缘故。但是最终没有成功。这也正说明了一个小戏的形成，最初都是由短加长，然后才有可能由粗而精。

《走西口》的各个版本都体现了流传过程中明显的变异性。一个小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民间文艺不同于艺术家的创作，是很难一次性成功的，开始都是幼稚的，不完整的，经过多次反复的变异，最后才能定型。民间的创作和改编是集体的参与，最初都是盲目的，自发的，没有专业的创作人员，很难有明确的创作意识，更谈不到精品意识。所以最早的版本难免会有许多艺术上的缺陷。

现在舞台上广泛流传的《走西口》是经过许多的新老文艺工作者的改编发展，并经过许多演员多年来的演出实践后的剧本。该本掐头去尾，可谓去粗取精。前面删掉了太春看病和私定终身等冗长情节，后面删掉“太春和二姑舅西口路上”的情节，只剩下“离别”一节，并进行了丰富。

改编本注了从内心刻画人物，虽然去掉了太春和玉莲成婚的情节，但突出了他们是新婚夫妻，正是情意绵绵的时候。玉莲在家里等着太春回来，心慌意乱。结果太春回来后惴惴不安，有心腹事不敢跟玉莲说，玉莲左右猜测：

往日回来笑满面，今日回来为何不喜欢？

莫非是在外边，哥哥你受了风寒。

然后又以为太春是“腹内饥”、“走路乏”、“嘴干口渴”、“和人吵嘴”、“是小妹妹得罪”，最后太春道出真情：

妹妹莫犯疑，

哥哥有话对你提，

我有心走口外，

问你愿意不愿意？

这一段是改编本新增的情节，表现了新婚夫妻细腻的恩爱深情，并交代清了故事的来龙去脉。和后面玉莲对太春的反复叮咛嘱咐节奏相同，浑然一体。使情节更完整，内容更充实。由于删掉了前面“成亲”一节，而突出了后面“离别”的情节。这是《走西口》最精彩最核心的一段。

听说太春要走西口，玉莲先是不同意，最后留不住，只好给太春打包铺盖，然后梳头，然后是细致入微的嘱咐，最后送太春出门作别，戛然而止，余味无穷。

改编本是一个最成功的版本。通过增删，内容上由原来以说笑为主的喜剧变为严肃的正剧，突出了悲剧气氛，使主题变得深刻。从结构上看由原来的松散断裂变为完美无缺，对人物感情把握准确，刻画细腻。情节生动感人，催人泪下，线索单纯集中。是地方小戏中难得的精品。

总之，改编本真正起到了去粗取精，画龙点睛的作用，是民间文艺作品整理的典范之作。从此二人台《走西口》成为一个定型的保留剧目，成为二人台的代表作，以强烈的艺术魅力在舞台上久唱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