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台30多年前,内蒙古文坛的一位老前辈——韩燕如先生,曾向我孩子般地称道过他所钟爱的家乡戏——二人台,并用爬山调式的生动语言作这样的表述:“从小爱看个二人台,直笃笃爱到个头发白。”与韩燕如先生相比,我也似有同样迷恋二人台的特殊情结。若从上世纪50年代算起,我与二人台相知相守恐怕也超过了半个多世纪。下边愿将其中经纬,略述一二,以供同好与读者共飨。


1950初夏的一天,当我在华灯初上时分路经旧城大十字街时,发现位居西南街角的忠义恒绸布庄,把一个半人高的大音箱立在了店铺的南侧。围观的人熙熙攘攘,议论着这件十分罕见的洋玩意儿。稍顷,一段好听的音乐从音箱里传出来,声音远播闹市。这是解放后大北街与大南街这个繁华商业地段,堪称破天荒的新鲜事。我好奇地听着那泉水般流转的横笛声,和那节奏轻快又跌宕有致的四块瓦的脆响(这些乐器是我后来才知道的)。置身其中,仿佛把你带进一个清旷绝尘的山野,和一个让你浮想联翩的童话世界。就是这次幸遇,使我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二人台的名字。当然还要感谢播放它的绥远人民广播电台,还有这牌子曲演奏之后,出现的第一个演唱二人台的本地盲艺人,他的名字叫贺斌……

转年,在龙泉公园(今青城公园)举办的骡马大会(相当于今天的商品交易会或庙会)上,我亲眼观看了二人台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剧目《走西口》。这个戏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它描述民国十八年一对新婚夫妇,为了生计而忍痛别离走口外的悲伤情境。剧中扮演太春的男演员是刘银威,扮演玉莲的男旦演员是刘全。这两位二人台表演艺术家,对我来说当时还不甚了了,但他们极具边塞风韵、保留了二人台艺术原创特色的表演,让观众感到十分亲切,十分有味。特别在感情跌宕的几个大的层次上,演员的表演非常投入,观众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就是这一次精彩演出让我对二人台艺术有了永难忘怀的记忆。尤其是扮演玉莲的刘全先生在这次演出之后很快又同刘银威先生赶赴朝鲜,在战火纷飞的巷道中,为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进行了慰问演出。


那是1960年7月。当时我被呼和浩特市文化局派到土默特右旗,去考察那里的文化工作。因为当时包括萨拉齐古镇在内的土右旗,正式被划为呼和浩特市的辖区了。在这片曾是战国时期云中郡属地的大地上,二人台是他们清末以来最有艺术魅力的家乡戏。而我除了在萨拉齐的戏院里观赏过他们的专业性演出外,更让我不能淡忘的是一次颇具特殊韵致的乡间“社戏”展演。

这里我借用鲁迅先生的社戏二字,并非想曲尽江南水乡意蕴之深婉,而是想把地处黄河九曲支流之上的边塞吟唱,稍作介述,也是我与二人台因缘的一点鸿痕吧。印象中,我从将军尧公社匆匆来到一个叫杨寡妇尧的小村落。这里是公社文艺宣传队(半脱产)集中食宿和排戏的地方。那年月正逢自然灾害十分严重,但人们还是要在窘迫的生活中讨乐趣,甚至还有些“途穷未必技亦穷”的逆向思维。有一天,新地卜管理区要搭台唱戏,请的就是公社文艺宣传队。得到这一消息后文艺队的20多名演职员,提前返回各自居住的大队,取来了演出的所需用品。因为时间紧迫,演员居住又十分分散,所以等大家都聚齐之后,已到晚上九点多了。其时,我与同来的杨秀梅(她原是歌剧演员,后调至呼和浩特市文化馆工作)就随他们一起步行十几里,来到了新地卜管理区。此刻,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下,观众早已坐等多时,但会场秩序井然。戏还未开,掌声不断响起。当那盏亮度极强的电石灯,高悬在舞台前方的横杆上时,时针已指到夜间11点多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观看开锣这么晚的农村夜戏。一切准备停当之后,晚会正式开始了。演的节目是二人台《卖碗》。可惜,由于年深日久,我已记不起那几个主要演员的名字了,只记得扮演薛称心的丑角演员,原是土右旗歌剧团的专业演员。他们从道白到唱腔都保留了二人台发祥地所特有的原汁原味,保持了道白与行腔,在地方音乐属性上的统一。这样,与观众的审美习惯相一致,所以,舞台效果十分强烈,观众好评如潮。由此,我还想到人所追求的幸福与快乐,确实是一种感觉,它与贫富无关。体验艺术的审美过程,却会引发人生的快感。不然,在那样生活困窘的年代,人们怎么还要把戏演到午夜1点多钟呢?值得啰嗦一句的是,就在散戏之后,弯月已渐西斜,蟋蟀鸣声成阵,真是好一派乡野夜色。这时,文艺宣传队的队员各司其职,行进在蜿蜒的阡陌上。特别是那两个舁着颤颤悠悠的电石灯的年轻人,为大家前边引路。那白炽的灯光告诉我,1960年初夏的新地卜“社戏”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了。


1962年春节刚过,我就奉命远行,在风雪肆虐的乌兰察布盟,去商请东路二人台的知名老艺人了。

这是遵循内蒙古党委宣传部的有关指示精神,为了整理和抢救濒临失传的东、西路二人台传统剧目,所采取的有效措施。为此,我作为二人台传统剧目汇编办公室的成员,先后来到名叫泉脑子、四号井和李长庆的三个荒寒的村落,并向艺名叫一点红和二姑娘的两位老艺人,以及鼓师冯有才,转述了有关部门请他们来呼和浩特市的有关意见。如今想起这段往事,除了忍受饥寒,常常步行数十里之外,最让我感慨的是,一个与西路二人台《走西口》,风格迥异的东路二人台《走西口》,正是在这次商请之后予以笔录璧成的(由我笔录校正)。这在二人台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有益之举。致使几近50年之后,我在中央电视台的电视录像上,才有幸看到这一经典剧目的全新形象。

还是1962年,大作家老舍先生在新城宾馆小舞台上,观摩了由西路二人台知名老艺人原汁原味的精彩演出。期间,老舍先生特别对盲艺人计子玉和樊六搭档演出的蒙汉语互用的《阿拉奔花》与卢章、杨润成合作的《顶灯》,给予高度的艺术评价。近年,我把这次见闻写成了《老舍与二人台》,并在有关报刊上发表和转载。


1987年秋,大型歌舞剧《塞上昭君》在京公演了。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对它作了良好评价:“关于反映少数民族的戏往往不太好写,以前的昭君戏,民族观点都比较狭小。现在的《塞上昭君》很好,另走了一条新路。”与此同时,国家文化部、国家民委还给予热情嘉奖。作为该剧编剧之一的我自然十分高兴,这个在二人台艺术改革上,取得初步成效的新创剧目,曾引起我不少思索,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进一步把二人台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剧目,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上,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为此,我这耕耘艺坛数十年的古稀老人,不知能否老骥伏枥,再为二人台艺术的振兴,添加一点薪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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