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难解之谜
一、二人转有一种其他艺术所缺少或没有的极其强大的勾魂摄魄的艺术魅力。在东北民间,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可以像二人转那样令千千万万的观众热恋、痴迷与沉醉,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可以和二人转相抗衡相竞争或相提并论,没有一种艺术能像二人转那样广泛普及、人人耳熟能详、老老少少都可以“嚎它两嗓子”。二人转在东北民间有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力、感染力与艺术魅力。

但二人转却是东北民间的一种形式极为简单的戏剧。起初,二人转是被称为“蹦蹦”的。对“蹦蹦”的演剧形式,早期二人转理论家就曾有过精当的描述:“演员二人:一饰女,名为包头(即花旦)戴各色假珠假玉头饰及各色假花,穿红衣绿裙,一手拿一块红绸手帕,一手拿小扇子;一饰男,名为小丑,装饰像京剧中的店小二一样,服装较为随便,手中拿一根霸王鞭(近来都以擀面杖代替),有时还拿着一副手搯子。二人时而对唱,时而轮流接唱,时而齐唱,且歌且舞,从不间歇。花旦利用手帕和扇子,引人注目地成为舞蹈的中心人物,小丑陪着她使舞烘托得更热闹而有趣。歌唱的内容大多采自民间故事或历史传说。”(寄明编著:《蹦蹦音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3、4页。)今天的二人转,就是从这种“蹦蹦”发展起来的戏剧艺术。二人转虽然有了成熟的程式化的舞蹈形式和曲调,但大致仍然是这种最基本的构形形式。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戏剧呢?二人转没有更多的演员,只有一丑一旦两个角色;二人转没有更复杂的戏剧形式,只是一个丑角与一个装扮俏丽风流妩媚的旦角二人“转”着;二人转没有更丰富的演剧方式,只是丑旦跳进跳出地模拟着各种各样人物;二人转没有更新颖的主题故事,只是反来复去地表演《西厢》、《蓝桥》之类等观众耳熟能详、能唱甚至会演的剧目;二人转没有更繁复的曲调唱腔,只有“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咳咳”;二人转没有更堂皇的舞台,只以“大篷车”、支起的几块木板或田间地头甚至炕上炕下为演出的场所;二人转没有更讲究的服装与道具,只有简单粗陋的打扮和一把扇子一块手绢;二人转没有更华丽的布景,只有一块贴有民间剪纸图案的大布(大多甚至无布景);二人转没有更庞大的乐队,一套锣鼓喇叭甚至只有一把胡琴、一副竹板就是她的器乐;二人转没有更庄重的风格,只以诙谐、滑稽和戏谑为自己的艺术趣味。这是一种多么简单、多么粗野、多么原始的艺术呵!对于现代戏剧形式来说,她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粗野到了不能再粗野,原始到了不能再原始的地步。然而,就是这样一种简单,粗野、原始的艺术却深深地迷醉了东北广大地区千千万万的民众。正是有了她,农民孤单而漫长的黑夜才有了慰藉和亮色,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才有了温暖和欢乐,潜意识中的情感欲望才有了投射和宣泄,被压抑被束缚的精神才有了解放和自由。二人转该有多么大的艺术魅力呀!

二人转产生二百多年来,生生不息,受到东北农民的热烈欢迎。官办民间艺术团四处演,“滚地包”(纯粹的民间艺人)八方串。在电视极为普及的今天,二人转不仅没有走向衰亡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吉林出现了一种奇异的现象——二人转热”,“在乡下演,每场观众都七八千人,多时观众达一万二千人”(高占祥:《万人围着二人转》,荆文礼、顾玉增编:《二人转艺术》,中国曲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出现了罕见的“万人围着二人转”的现象。对此,农民说:“宁舍一顿饭,不舍一场二人转”;理论家说:“二人转有勾魂夺魄之力”。这么简单、粗野、原始的艺术何以有这么大的艺术魅力呢?

这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这是一个文化之谜。我们能解开这个谜吗?我们怎样才能解开这个谜呢?

二、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像没有记忆的儿童那样,已随着时间长河的流逝遗忘了自己的童年。考古学就是根据新发掘出来的古代遗迹、遗物对人类童年历史的复原。站在神庙的遗址上,使人想见先民那无比热烈、庄严和宏大的祭祀仪式;欣赏丰乳、肥臀、鼓腹、大阴的女神像,仿佛加入了远古祖先那对伟大母亲膜拜的行列;观看岩壁上的舞蹈图,使人看见原始人那激烈狂放的生殖仪式舞。考古学以对历史残留物复原的方法使湮灭在远古尘埃中的历史重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使生活在今天的人类看见了自己梦幻般遥远的过去。考古学重构了人类的历史,考古学也复活了人类的记忆。

在研究人类历史时,我们运用考古学的方法,进行文物的考古,遗迹的考古,在研究表现人类精神、情感的艺术时,我们能不能借鉴考古学的方法,进行艺术的考古即精神的考古、情感的考古,形式的考古,从而找到艺术的真谛呢?

表现人类精神、情感的人类远古艺术创造物,虽然大部分都已经被损坏被埋没,但却总是有那么一些艺术形式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以不断置换变形的方法留传下来,并活跃在当代特别是民间文化生活中。其实它们就是人类精神、情感的残留物,人类原始的精神、情感就积淀和蕴藏在这些艺术形式之中。对原始文化深入研究并产生最广泛影响的泰勒对原始文化研究的总原则是:“残存物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它们有时以琐碎的,或者戏谑的方式再现了原先人们使用它们时甚为严肃的方式”,也就是说,在物质文化中,一些重要的工具已“进化”为儿童的玩具等(《神话的仪式观》,《神话与文学》,约翰·维克雷编,潘国庆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在精神文化中,一些东西已经“进化”为另一种新的形式。但这新形式所象征的仍然是原来的意义、意味、意蕴。

艺术的考古,就是对现代艺术形式追根溯源的考察。和历史考古学不同的是,历史考古学是以历史的碎片重构历史,而艺术的考古是在现代艺术形式与远古艺术形式的置换变形的转换联系中,追溯现代艺术形式的远古原型,从而找到现代艺术的灵魂。

如果我们仔细地体会人类艺术的发展史,就会发现,那些晚近的艺术形式都可以在远古的艺术中找到它的原始意象即原型。它虽然是晚近的艺术形式,但它并非凭空独创,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以对“传统”的依赖和继承汲纳着最为原始的源泉——人类最初的情感欲望及其形式。它虽然以最为现代的样式和内容表现着,但它的精神之根、形式之根却仍然是扎在远古的文化土壤之中的。

艺术考古学的方法是来自丹纳、弗雷泽、荣格和弗莱的。丹纳说,“根”是一切文化中最本质的特征,在最初的祖先身上显露的心情与精神本质在最后的于孙身上照样出现;荣格说,原始意象积淀着种族记忆、集体无意识,原始意象即原型,原型即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弗雷泽以后世的神话、传说恢复远古的祭祀仪式,从而也为后世神话、传说找到了原始意义;弗莱反复告诫人们,在研究一首诗时要同其它诗联系起来,并找到这些诗赖以存在的象征系统。丹纳的“根”,荣格的原始意象,弗雷泽的原始仪式,弗莱的象征系统就是“原型批评”。原型批评为研究现代艺术的形式及其意义提供了最可靠的方法。

本书就是在这种艺术考古学即原型批评方法的启发下形成的。根据原型批评方法的二人转研究,当然也要研究二人转的本体特征及其形式意味,但更重要的是把二人转这种民俗艺术放回到作为一个整体的民俗文化象征系统中去研究,在整体民俗象征系统去确立二人转的形式意义;这种整体民俗象征系统的把握在于寻找它的最基本结构模式即原型,而这种原型也就是二人转的原型;二人转与整体民俗象征系统的结构模型关系是一种依赖、从属、派生和转换的关系;二人转是整体民俗象征系统的一种置换变形,一种新的象征,一种新的符号。

这种研究不是以往的对二人转主题及表现形式的孤立的研究,而是对二人转与之依赖的象征系统、结构模式、原型、置换变形、转换象征等方面的研究。

当追溯二人转与东北民俗文化的关系时,我们惊喜地发现了一条源远流长的东北民间文化的大河。这是一条从未被从整体上发现、揭示和探测的有其自身结构模式和特定意义的东北民间文化大河。从二人转的旦丑构型形式来看,它是来自东北大秧歌的上、下装的,大秧歌上、下装的二人构型舞又是来自民间的“野人舞”的,而民间“野人舞”又是来自远古的牛河梁女神祭祀圣婚仪式“二人转”舞的。从二人转的“女爱男”结构内容来看,它是直接源于东北民歌、东北民间传说的,东北民歌、民间传说又是来自东北神话的,而东北神话又是来自东北萨满跳神祭祀仪式的,萨满跳神仪式又是源于牛河梁女神圣婚仪式中女男两神的交媾舞的。我们从二人转溯流而上,终于初步廓清了东北民间文化大河的脉络。她的源头是始于牛河梁女神圣婚仪式的,圣婚仪式便是这条民间文化大河的源头、原始意象即原型;由于这个原型是以“女爱男”的结构形式而贯穿在各种东北民俗文化现象中的,这就使我们发现了她的基本模型,而正是这个“女爱男”的基本模型使我们透过各种纷乱的民俗现象看到了东北民俗文化的象征系统、置换形式及其原型作用。二人转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这条东北民间文化大河流到今天的形态,就是东北民俗文化象征系统的一种新的象征符号。

对二人转艺术形式的考古,使我们看到了二人转与东北大秧歌、与东北民歌、与东北民间故事、与东北神话、与东北萨满跳神、与东北“野人舞”、与东北牛河梁女神圣婚仪式原型的置换关系。从而使我们发现:二人转中那个俊俏美丽妩媚风流的旦角却原来是五千多年前牛河梁那个丰乳、肥臀、鼓腹、大阴的女神的变体;二人转一旦一丑的欢歌浪舞、心醉神迷的转却原来是五千多年前东北先民圣婚仪式中女男二神交媾舞的变形;二人转故事中的人物却原来是旦丑的转换实则是圣婚仪式两神的转换象征;而人们百看不厌常看常新地欣赏二人转却原采是五千多年前东北先民举行性爱仪式的现代转换。

二人转是远古圣婚仪式原型的一种置换形式,因而,欣赏二人转也就是在体验圣婚仪式原型。荣格曾说:“一且原型的情境发生,我们会突然获得一种不寻常的轻松感,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或超度,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伟大艺术的奥秘“就在于从无意识中激活原型意象,并对它加工造型精心制作,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作品。通过这种造型,艺术家把它翻译成了我们今天的语言,并因而使我们有可能找到一条道路以返回生命的最深的泉源。艺术的社会意义正在于此:它不停地致力于陶冶时代的灵魂,凭借魔力召唤出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形式”,使人们得不到满足的渴望,“一直追溯到无意识深处的厚始意象,这些原始意象最好地补偿了我们今天的片面和匮乏”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21、122页)。

东北农民之所以那样痴迷于二人转,正是通过二人转重返圣婚仪式的原型意象,“以返回生命的最深的泉源”。

《二人转的文化阐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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