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大秧歌

几十年以前的农村，扭秧歌是过年不可缺少的节目。过年如果没有大秧歌，或者没看过大秧歌，那年味一定是少了不少呢。

扭大秧歌是要排练的。排练一般在小年前后。但那排练不是很认真的，只是定好上、下装的“搭档”，再就是走走大致的队形，锣鼓手、大喇叭和大秧歌队配合配合。这源于东北大秧歌的简单易学。然而，当锣鼓“咚咚锵锵”地敲起来，喇叭“迪达拉达、迪达拉达”地真正吹起来的时候，人们还是要欢实一阵子的。但是，也就练那么两三次，然后就等着初二三出去扭了。

那是我正上小学五年级，个子不是很高，但我也要去扭大秧歌了。于是就让哥哥也给我做了一副高跷子。高跷子是用两根不棒中间安上两块板做成的，高跷子下面还镶了铁珠子，以便能抓住地面。踩高跷时，脚要踩在跷子中间的两块板上，然后把板上面的跷身牢牢地绑在大腿和小腿上，这样迈动两条腿就可以带动高跷向前行进了。

踩高跷必须是在行进的动态中保持平衡，不能站着不动。我初学高跷，不懂这个道理，走不动了就想站下来歇一歇，不能连续双腿的动弹，结果就摔了不少跟头。

我正在读书期间，为什么要参见扭秧歌呢？是不是禁不住那锣鼓喇叭对大秧歌曲调鼓和吹的吸引，禁不住那狂欢化的大秧歌的诱惑，禁不住同伴们的热情召唤，是记不清了，现在记得很清楚的是，扭秧歌是能挣一些钱或者香烟什么的，当然也有图热闹的意思。

除二就开始扭秧歌了。我们扛着高跷到生产队集合，先化妆，所谓的化装无非是往两颊涂上点红胭脂，被我称为二姐夫的干脆从对子上撕下一块红纸吐上点吐沫往脸上胡乱摸吧两下子就算完事。我是个学生，大胖姐就给我化装化的十分的认真。还抹上红嘴唇，化了眉毛之类。人们的装扮也是极其简单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秧歌服装，只是平时的装束，但上装即女性的花冠子一定是要有的，下装即男性腰间的红红绿绿的长彩带一定是不可少的。只有少数领队和骨干才有彩服。除了腰间的彩带之外，我头上还包了一块毛巾，现在想来真是不伦不类，但当时就觉得装扮得很好了，很美了。

装扮好了之后，我们就排好了队形。扭秧歌不是像学校站排那样，小个子在前头，而是挑选出来的头跷、二跷在前头，然后是大个，最后是小个子。我年龄最小，自然在后头。

有那么好几年，我们队秧歌队的头跷都是大胖姐和我二表哥。扭大秧歌是上、下装对着扭、逗着扭、疯着扭的。在这时我的二表哥扭得就更来劲了。他总是比别人扭的带劲扭的欢。而我的大胖姐刚开始还不失腼腆，不无扭捏，不无羞涩，但是，扭着扭着，也就进入了浪不溜丢的状态，随着我二表哥的热烈迷狂，大胖姐也就热烈迷狂起来。

二表哥和大胖姐是最吸引人的“一副架”。走到哪家，男女老少都围着他们看。他们扭得那个美呀，真是美极了。他们忽而对着扭，大胖姐站在高跷上原地不动的舞动着，亭亭玉立的样子，而二表哥却以下蹲的姿势和她对舞着，这就构成女高男低的一副架造型。当人们正在聚精会神的欣赏中呢，只见二表哥从下蹲的姿势忽而变为绕着大胖姐小跑的姿势了。二表哥正在跑来跑去，大胖姐却来了个“打翻身”。上装站在高跷上打“打翻身”，那是对女性美的一种很好的展示。后来我和妻去法国卢浮宫看断臂维纳斯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童年时代大胖姐的打翻身。大胖姐那是正值萌动爱情的少女时代，窈窕的体型和刚刚萌动的爱情使她的“打翻身”的姿态简直无与伦比。在这时，我的二表哥就是以下蹲的姿势搂着大胖姐的腰际转。大胖姐呢打了一个打翻身还不过瘾，还连续的打打翻身，这就使得观看大秧歌的人们发出连连的惊呼声。

每到这时，不光我，还有其他所有扭大秧歌的人们都停了下来，只以两只跷子原地挪动着，去入迷地看二表哥和大胖姐的“二人转”。

当二表哥与大胖姐的“二人转”结束了，人们才又恢复了扭秧歌的状态。但是，这就和原来扭的样子大不一样了。人们开始进入了一种迷狂的状态，一种能够把所有人都激动起来的状态，一种可以感染所有观看他的人状态。我分明的知道，这是二表哥和大胖姐带动的结果呀。

东北大秧歌讲究的就是一个“浪”字。所以人们把扭秧歌叫“浪秧歌”。那种浪是由上、下装共同表现出来的浪，是上下装对舞的浪，是进入另一种与平时情感状态完全不一样的浪，是进入一种狂欢化状态的浪，是一种超越了一切日常意识的浪。当年我恍恍惚惚感到了它特别的内容，但那是我还说不清道不明。我真正悟到东北大秧歌的一些意义，是在我研究了东北二人转多年，对二人转进行追根溯源的探讨之后。人们那样痴迷大秧歌，一方面是要从日常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一次体验另一种生活的狂欢。另一方面，还有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那就是对一对秧歌角色的模仿。

人们扭大秧歌并不是以自身的角色去扭的，而是要进入上装和下装。进入上装（女性）的人们带着高高的花冠，进入下装的人们要对着上装舞，绕着上装转。还有前面说的女高男低的造型等等，都表现出女性崇拜的特别造型。大秧歌的上、下装是“一副架”，而“一副架”的对着扭等的构型其实就是“二人转”。“二人转”的这些造型并非是扭大秧歌的人自身的发明，而是从东北远古舞蹈造型传下来的。舞蹈是文化的载体，当这样舞蹈传下来的时候，由舞蹈承载的文化精神也就传承了下来。

这上装和下装是一种舞蹈角色。舞蹈角色是从东北远古民俗传下了的。它的原型恐怕是圣婚仪式中两个祭祀对男女二神的模仿。

人们之所以要模仿女神和她的配偶跳交媾舞，或模拟交媾，就在于，在先民看来，人和宇宙间的一且都是神的神圣结合创造出来的。神的神圣结合是一种“范型”，只有模仿了神的“范型”，人的结合和生产，宇宙的运演，万物的繁荣才成为可能。据文化人类学家研究，这是原始人类普遍的文化仪式。从这个角度看，扭大秧歌的二人转是对原始范型的一种象征性演示，是在模仿创世之神的创世行为。难怪扭大秧歌是要在一年结束又一年开始的时候进行了。

在我们东北前些年在红山曾经发掘出了女神庙、女神殿、女神像等5500年前的遗物。我觉得那就是我们东北先民举行圣婚仪式的地方。而圣婚仪式的具体方式就是“二神转”，即两个萨满模仿两个神的神圣结合。

这种远古的舞蹈仪式，经由萨满跳神、东北各民族民间舞蹈，一直传到了大秧歌的形式之中。用文化人类学的概念说，大秧歌是远古圣婚仪式舞蹈的变形。上下装是圣婚仪式女神和男神的变形。它经由对一代一代新文化的适应而变形，一直传到今天。但是，人们仅凭着对传统的继承传了下来，而对原始意义却遗忘了。

扭秧歌和看秧歌的人们才不管那些什么意义呢，他们只管扭起来就是，只管看起来就是。

那时，我不可能理解到这么多。我跟不上那迷狂的节奏，这里面既有我还小的原因，还有我终究是个“学生”，放不下我那学生的架子的原因。因而，我并不能像二表哥那样如醉如痴、如迷如狂地忘我地扭起来。我不能加入那狂欢化的情绪之中去，我只是晃动着两只胳膊舞蹈着扇子和彩带，做做样子而已。

在屯子里扭秧歌是要挨家挨户的扭的。有的人家院子大一点，我们秧歌队就进院子去扭，有的人家院子小一点，我们就在他家院子前的大道上扭。去谁家扭是不白扭的，那是秧歌对给他家拜年，因而要给赏钱的；不给赏钱的也要给几盒烟的。当扭完秧歌给赏钱时，领头的要喊谁家给了多少钱。但那钱数是加倍的，比如说老杨家赏钱一元，是要喊成：“老杨家赏钱两元！”如果是赏给两盒香烟，也喊成：“老杨家赏香烟四盒！”

有的人家过得好一些，也图个脸面，赏钱就多几元；但是有的人家你秧歌队没进院子，他家的大门就紧关着，当是家里没人似的。这时候，秧歌队领头的也不说什么，就领着秧歌队往下一家走了。

等到吃下晚饭的时候，一个屯子也就走到差不多了。人们卸好高跷子的时候，头行人也就把每个人所得的钱和香烟分到了手了。记得那天我分了好几块钱和好几盒香烟。但是，我只扭了一天，之后就再也没去扭了。因为那不光太累，还看见不少我的同学，不好意思再去扭那玩意去了。当时还以为秧歌那玩意儿没有文化，我是个“文化”人不能扭秧歌呀。

到了正月十五，各队的秧歌都到公社去比赛呢。到那时，你看吧，满街筒子都是红红绿绿的大秧歌。各队的秧歌有各队秧歌的扭法，有的以队形取胜，有的以“一副架”取胜，有的以“搭架子”取胜（踩高跷的人以几层的方式把一个美丽的女性举得高高的），有的以耍丑角（猪八戒、老?等）取胜，有的以扮戏装取胜。总之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农民的秧歌队都是大红大绿的装扮，黑红的脸上又涂上两块红，他们兴奋地舞蹈着。各队的锣鼓和大喇叭使劲地吹着，有时你根本听不清那旋律。大红大绿和各种锣鼓喇叭声与大秧歌一起组成了一片狂欢的景象，那才是农民的盛大的节日。观看大秧歌比赛的人山人海。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声，这边的秧歌比那边的秧歌好，人们一下子就涌到“这边”去了。人像潮水一样，一下子把秧歌队冲散了的时候时常发生。那时，我只是跟着我们的秧歌队看二表哥和大胖姐他们扭，并没有参加他们的比赛，现在想来，真实不小的遗憾啊。

再一次走进秧歌队扭秧歌，那是3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那是有一天晚上和妻到四平英雄广场看秧歌。那秧歌扭得那个欢那个浪那个狂，那鼓“咚咚咚”的响，大喇叭“迪达拉打”的吹，这一切都让你心惊肉跳、魂不守舍、兴奋之极。秧歌至少有三伙，我和妻看了这伙看那伙，看着看着，我尽然情不自禁地走入了秧歌队扭了起来。妻在一旁笑得弯了腰，因为我每一个脚步都正好走不到锣鼓点上，而我又是那么认真的想踩在锣鼓点上。后来妻也走进秧歌队。显然，她扭得比我扭得艺术得多了。

我们正陶醉在秧歌队里的时候，忽听一声喊：“好哇，教授来扭秧歌啦！”定眼一看，原来是剧作家段昆仑。我们从秧歌队里出来，走到老段身旁，一起哈哈笑了起来。

家乡来人，我就总问：“过年还有大秧歌么？”他们说：“没有了，早就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了呢？”

“没人组织啦，组织那玩意儿也不挣钱。”

没有秧歌的年，该是多寂寞的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