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领跑“陕西曲艺”的赵本山？

长期以来，陕西一直以“文化大省”自居。但让我们尴尬的是，我们这个文化大省除了祖宗遗留下来的“周秦汉唐”、“延安文艺”外，在新时期的中国文化领域中，并没有几个能在全国引起叫好的文化产品，尤其是在大众消费文化和娱乐方面。

相比全国其他地区，陕西的文化资源丰富性、多样性得天独厚，但幼苗终归是幼苗，终归未能长成参天大树。陕西是文化大省，除过文学外，陕西的文化艺术人才更多的却呈现出一种“北漂”和“南飞”的局面，“墙内开花墙外香”。

在曲艺届，“赵本山现象”更是给整个陕西文艺界留下了许多思考。

谁是领跑“陕西曲艺”的赵本山？

“赵本山现象”让许多陕西人都回想起了当年的王木犊和他的“独脚戏”。

30年过去了，说“二人转”出身的赵本山已经成了“东北文化”的标杆，但比“二人转”更早在国内暂露头角的陕西“独角戏”却早已消身匿迹。这一现象使得作为文化大省许多陕西人至今都无法释怀。

“独角戏”是陕西民间艺术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其独特之处在于“让人听后捧腹大笑、笑后还要笑”。作家贾平凹评价著名表演者石国庆演的“独角戏”：“讲述的都是他自己经历过的事情，让人笑过之后越嚼越有味！”

30年前的1979年，西北大学化工系教师石国庆塑造的“王木犊”在陕西乃至全国都引来好评如潮。并以一场《秦腔，歌舞与离婚》获当年全国职工文艺调演第一名。而此时，赵本山才刚刚从辽宁铁岭开原县莲花乡哪个东北小山村走出来不到一年。

和今天赵本山引领的“二人转”变形剧有点相似，“独角戏”也是满口的方言。“出语则逗，正话反说，反话正说，颠三倒四，幽默而不油滑”，是“独角戏”最大的艺术特点。

“独角戏”为什么没有能走出陕西？“王木犊”为什么没有能成为陕西的赵本山？作为文化大省的陕西，面对“刘老根大剧院”在全国攻城掠地的今天，陕西的文化产业、尤其是大众文艺如何才能走向全国？记者日前采访了长期从事文艺批评和文化现象研究的国内著名文艺评论家常智奇研究员。

“二人转”走俏缘于文化背景　

记者：在“赵本山”现象持续高温的今天，文化大省陕西却缺少这样的群众极其喜欢的文艺大家、名家，这个现实是不是有点尴尬。

常：这个问题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关注和思考。作为历史文化和革命文化积淀很深的陕西，无论在以前我们的大众文艺是如何繁荣，但目前这个阶段和全国相比，和东北相比，我们在这方面的确是滞后了，尤其是在“赵本山现象”的对比下，我们的差距越来越明显。

作为一个这方面的研究者，我也经常在思考，文化大省陕西在全国能拿得出来的曲艺有几个？能拿得出来的喜剧有几处？能拿出既具有现代意识，又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的作品又有几部？作为文化大省，在这方面我们要正剧，但群众更喜欢的是集消费娱乐与时代精神为一体的大众文化。而这一点正是我们的短处。

记者：以赵本山为代表的这这种“舞台剧”到底是一种什么文化现象？

常：有人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小品时代”。这种说法的依据是：社会变革、大浪淘沙，鱼龙俱下，竟争炒饭，浮躁、戏谑、滑稽、逗闹充斥生活之中。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节奏越来越快，人们的整体消费时间在减少。小品小而短，适应这种节奏的生活方式。小品的这种风格与时代赋予人们的欣赏情趣是一种吻接、契合。

而小品中的戏弄、调侃、幽默、挑闹、嘲讽，对于长期盘踞在舞台上的正剧、悲剧、闹剧是一种反驳和校正。赵本山的“二人转小品”如此，当年在我们陕西风靡一时的“独角戏”也如此。两者的一个相同点是，都是各自的地域方言为表演语言。

“二人转”本是东北的一种地方曲艺，赵本山把它与话剧小品结合了起来，他在民间文化中寻找到了与世界文化接轨的基因与契机。

记者：陕西“独角戏”当年成名很早，在全国都获了奖，但最终却没有走出来。赵本山的“二人转小品”虽然起步晚，但却后来居上，你认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常：除了演员个人的天赋、气质才情等原因外，在历史文化精神资源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文化精神遗传和承袭。赵本山身处辽阔的大东北，那里曾经是中国、俄国、日本交战、贸易的地方。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很自然地接受的是一种边贸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影响，而这种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开放和包容，容易接受外来先进文化的影响。

“二人转”本是东方当地的一种民间曲艺娱乐形式，相当于我们陕西各地的西府曲子、陕北民歌、关中道情、眉胡等。赵本山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二人转”这一古老的曲艺和小品这种西方泊来艺术形式进行了很成功的嫁接和改造。

这种嫁接和改造刚好赶上了“小品热”时代的到来，加之他个人的天分素养和努力，所以“二人转小品”走出来了，“赵本山现象”火了，如今又走出来了一个“小沈阳”。

记者：陕西的文化背景为什么就没有让石国庆和他的“独角戏”走出来呢？

常：陕西地处内陆，这里长期是封建文化的发祥地。长治久安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使得这里的人更多地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包括自大、保守、封闭、不易接受新事物。　

陕西的文化构成主要是历史文化和革命文化，而这两者长期以来重视的都是正剧。而中国的传统正剧都是以悲剧为主线的，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独角戏”缺少深厚的喜剧资源，缺少更为广阔的幽默和滑稽的历史积淀，所以不可能“异军突起”，它的命运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

当然，这与当年主管部门和文艺工作者对“独角戏”在创新上的热情支持不够也有关，艺术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力。

　　　　　　　　　　　　陕西文化过于注重“正剧”

记者：有一种说法，说陕西的文化土壤只适合于培养“精英文化”？

常：这种说法的缘由是这里是皇家文化、宫廷文化、正统文化的滋生地。所谓的“精英文化”即传统正剧。但在当前开放的中国，老百姓和普通大众是不在乎你是正剧还是非正剧，主要是看艺术形式的“娱乐性”有多强，也就是市场经济下所谓的“商业票房”。这一点，“赵本山现象”是最好的说明。

另外，我一直不赞成“精英文化”这个称谓。任何一种真正的艺术形式，他应该都是集雅俗共赏于一体的。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返朴归真，在大俗中寓于大雅，深入浅出，真理往往是朴素的，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你不能说赵本山的“二人转小品”就是通俗的、粗糙的、低俗的东西，他的骨子里流淌着一种高贵的血液，而且又是人民大众乐于接受的。赵本山的《卖拐》小中见大，他虽然是小品，但他的社会效果和影响力却远远大于一般正剧。这应该给我们启示。

所以我说，真正的艺术大家是打通了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的隔膜的。陕西作为文化大省，这些年为什么感觉到困境，就是因为这个隔膜没有被打破。

记者：我们这几年正剧的发展上也取得一些成绩，比如《司马迁》、《杜甫》、《千古一帝》、《迟开的玫瑰》，比如《长恨歌》等。

常：这些剧本的成绩都不可否认。但同样的一个现实问题是，这些剧目因舞美制作太大，乐队国乐铺排，在农村、山区、工厂不易演出，在普通老百姓中间的影响力、知名度就大打折扣了。如果做为纯商业演出，这些剧目的票房到底能有多高？再说了，作为文化大省来说，这些正剧也只能是“文化”的一部分。当然《迟开的玫瑰》例外。

赵本山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的“二人转小品”迎合了当下民众对文化的消费需求。当前社会下，人们的消费文化心理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剧不再是唯一，更多的人需要的是轻松、舒缓，需要的是喜剧。而赵本山和他的“二人转小品”恰恰符合了这一点。

而这一点，也正是我们这个文化大省的缺失。我个人认为，一个地区的文化管理部门如果过于追求、强调重视传统意义上的正剧，这个现象不利于文化大融合大、发展。

记者：我看过一些资料，陕西的在曲艺表演方面的文化品种并不比东北少，历史也远比“二人转”悠久。
常：远的我们就不说了，陕北在４０年代有个说评书的盲人叫韩其祥。在解放前后的陕北乃至整个西北，他都是赫赫有名的。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经常听他说评书，解放后还曾经专门把他请到了北京说评书。但“陕北评书”如今在陕北不仅没有发扬创新，而且处于失传状态。

解放初的五十年代，陕西眉胡戏《梁秋艳》一度风靡全国。在全国汇演拿打奖后甚至到被邀请到中南海去演出。后来还被改编成其他剧目样式在全国演出。

华县的“老腔”最近几年拿到北京上海去演出，艳惊京沪。但至今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墙内为什么香不起来呢？我认为是墙内温度不够。试想一下，如果政府和文艺工作者在这方面下些功夫，“老腔”的发展势头绝对会更好。

在陕西，像这样的曲艺文化品种非常多，几乎每个县域都有一两个品种。但由于缺乏挖掘、提炼和包装，缺乏扶植和创新，矿藏依然是矿藏，璞玉始终是璞玉。所以一直走不出去。有许多曲艺剧种甚至连省内人都不知道。

所以我说，我们陕西是文化资源大省，但我们缺乏加工厂，缺乏资源整合，缺乏市场培养和扶植。

　　　　　　　　　　　　　陕北民歌的“黄金期”已过去

记者：你认为陕西曲艺品牌的发展方向在哪里？

常：“二人转”来自东北民间，它是在被赵本山和他的“赵家军”经过了创新、包装嫁接后形成了今天的这一曲艺形式。这样的“二人转”陕西很丰富，关键是需要有人去发现、去改造和整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陇县调研时发现了一个叫“扬燕麦”的曲子，他和“陕北民歌”不一样，和“花儿”也不一样，但他很独特，让人耳目一新。事后我四处给搞音乐的朋友推荐，我说这样的东西经过挖掘整理和包装创新后，一定会受到民众喜欢的。凤翔西府曲子配一台相应的好剧本，也一定很有特色。

我们应该看到，任何优秀的文艺作品、包括曲艺作品最初都是来自民间，后来在经过了文化人士的整理加工后才走进宫廷、走上舞台，走向成熟。这已经是一个规律。所以说，作为文化大省的崛起，我们应该更重视对民间文化艺术的挖掘，从而寻找、提炼、加工、建设我们的文化品牌。

记者：这几年有关部门不是一直在包装和打造“陕北民歌”吗？据说这个品种在国内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常：陕北民歌的知名度的确非常高，但我认为“陕北民歌”的黄金期、顶峰期已经过去了，如今再怎么包装、创新都没有多大空间了。

“陕北民歌”的黄金期是在延安革命时期。当时因为革命事业的感染和影响，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才俊都纷纷奔赴延安、投靠革命。也就是那一时期，大量的文艺名家着手对陕北民歌进行了创新、完善和改造，比如《东方红》的诞生等等……

所以我说，陕北民歌的黄金期已经过去了。就如同唐诗宋辞一样，后人无论再怎么努力，都已经无法再超越前人了。作为商业演出，“陕北民歌”可以靠市场去运作，但我认为想作为一个品牌推向全国，已经意义不大。

记者：根据你这些年的观察和研究，在不久的将来，陕西会出现像赵本山这样的演艺界的领军人物吗？或者说那些曲艺品种有可能走出陕西、走向全国？

常：“赵本山”现象在陕西的出现必须有一个合适的载体，而这个载体就是一种文化曲艺形式。我比较看好华县的“老腔”，但我认为还需要改造得更富有时代感，更生活化、更艺术化一些。苍凉中有抒情，浑厚中有清丽，旷野中有文雅，朴素中愚隽永，这是“老腔”在改造提高中要注意的！

按照我的观察研究，汉水流域最近几年在这方面应该会有所突破。比如说陕南有好几个县如今在民歌这方面已经开始有一些动作了，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将地方的这种曲艺加工、整理、锤炼、提高推向全国。这是一个好兆头！

　　　　　　　　　　　 　　文艺人才问题很值得思考

记者：除过文化背景的影响外，你认为陕西曲艺受困的原因还有哪些？

常：“赵本山现象”的出现，除社会对文艺的需求、个人的演出天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即官方的扶植。在这方面我认为陕西的文化宣传管理部门是做得不够的，尤其是在发现人才、扶植人才、培养人才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足。

北京有个导演叫尤二群，他多次担任过赵本山小品的导演。但在“北漂”之前，他在宝鸡、西安一直是默默无闻、无所事事。还有文学界的杨争光，在陕西一直感觉呆得没意思，结果到了深圳后感觉找到了自己的天地……

陕西的文化艺术管理部门有一个现象很不好，他们对文艺人才的的安排往往不是从事业出发、不是从工作出发，而是仅仅为了安排人而安排人，过于看重人情面子。对艺术人才不要求全责备，要允许其有个性上的“毛病”，我们要用其所长。

记者：有一个说法，张艺谋如果不走出陕西的话，也不一定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常：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不仅张艺谋，这样的“北漂”或“南飞”流失走的的人才很多。不仅文艺界有，许多行业都存在。

所以我认为，一个文化大省要成为真正的文化大省，该领域的领导首先要有文化大省的胸怀、气度、境界，要能容人，能留住人，能发挥文艺人才的才能。如果那样的话，陕西文化界、曲艺界的“赵本山”才有成长的土壤。　

文化的传播和发扬者是人才，曲艺尤其如此。所以我说人才的问题很值得管理部门深深思考，很值得每一个文化官员思考：我们当年是如何对待张艺谋的？

记者：我省的消费文化艺术创作要走向全国，和曲艺界本身的实力有关吗？

常：我们陕西包括小品在内的大众、消费文化艺术创作还是很有实力的，无论是创作水准还是演员水平都有潜在的力量。例如孙惠和霍秉权他们当年创作的《张三其人》曾获得中央电视台首届小品大赛一等奖，后来他们创作的《家园》在国内外受到普遍好评。当年反响很大。

石国庆尽管不是一个专业演员，但他塑造的“王木犊”当年的影响力也绝非今天一般演员能比。无论是西安的刘远、石国庆，还是从西安走出的郭达、李琦，他们的表演都非常有实力。但由于他们的演出和赵本山相比没有在数量和规模上形成气候，所以就无法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