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广东汉剧《包公与妞妞》

包公艺术形象的新突破：浅谈《包公与妞妞》

（一）

传统戏曲和坊间说部中的宋代名臣包拯的艺术形象，经过几百年来历代小说家、剧作家和艺术家的接力创造，反复锤炼，不断丰富和典型化，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深入人心。一提起黑老包，人们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一位脸黑心赤，正气凛然，铁面无私，刚正不阿，铲权贵，铡奸佞，剪强暴，护良善这样一个老百姓心目中的正义之神的形象；某些传统剧目中的包青天，更披上迷信色彩的外衣，说他昼理阳间，夜摄阴曹，出神入化，役鬼祛邪，所谓“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他的地位，比之阎罗王有过之而无不及，历代黎民百姓对他的心仪口碑，也超过了许许多多的帝王将相。

包公这位“尊神”能够在舞台上“活”了好几百年，自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包公的艺术形象最早出现在元杂剧中，绝不是偶然的。元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最黑暗的朝代，当时的统治集团如虎狼成群，残民以逞，黎民百姓如砧上鱼肉，任从宰割，冤狱遍地，怨气冲天。于是，能够体现当时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的包青天的艺术形象应“运”而生；又因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绵亘延续，包公戏也就能够繁衍不替，保持着顽强的艺术生命力。

有强烈现实意义的好作品总是作者所处的时代的镜子，包公戏之所以历演不衰，是与它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分不开的。而数百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根本性的变化，今天取材于传统题材的戏剧作品如何既能反映、体现当代的时代精神，同时又能与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联系和衔接起来呢？显然，如果让包公穿上干部服，强使他接受和运用马列主义的原理去解决宋代的社会矛盾是不足取的，这样难免招来违反历史之讥。但是，我们的剧作家却完全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传统题材进行剖析，重新处理，有所继承，有所扬弃，有所突破，有所出新，力图既不违反历史的真实，又能符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著名的原则，对传统剧目进行再创造。

由丘丹青、黄秉漾编剧，广东汉剧院一团演出的汉剧《包公与妞妞》一剧，正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重新处理传统题材，在塑造包公这一艺术形象有新突破的好剧目，是重新编写传统题材的剧目的一次新收获，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二）

广东汉剧《包公与妞妞》（以下简称《包公与妞妞》剧）脱胎于元杂剧《陈州粜米》（以下简称《陈》剧），但不是一般的整理或改编，而是作者采用《陈》剧的若干素材，掺进作者对包拯这一个特定历史人物及其传说故事的认识和理解，进行艺术构思，在刻画人物，塑造典型，布置戏剧冲突，安排情节结构，运用语言等备方面重新创作，表达了崭新的主题思想。

《陈》剧的故事梗概是：宋代，陈州三年大旱，民不聊生。朝廷派出权豪势要刘衙内的儿子刘得中和女婿杨金吾去陈州放粮。他们借此贪赃枉法，并且用御赐紫金锤打死了贫苦百姓张憋古。张的儿子小憋古至京伸冤。包拯微行查访，严惩了贪官污吏，为受难者报了仇。

《包公与妞妞》剧的主要情节与《陈》剧大致相仿，但在具体描写方面作了较大的改动，而改动的目的集中在有利于塑造包拯的与传统不同的崭新形象。

首先是包公前往陈州，并不是以开封府尹的大官身份奉旨勘断。而是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微服私访。《包公与妞妞》剧的包拯，是无官无职，无权无势的，其原因在于在廷议派什么人当钦差时，包拯极力反对派刘得中、杨金吾二人前往，但宋皇不听劝谏，包愤而辞官。这样，包公的对立面就不仅是刘、杨等人，他的主要对立面是封建皇朝的最高统治者宋皇，并且矛盾双方的斗争贯串全剧。这与其他包公戏一味刻画包公“忠心报答宋皇朝”的愚忠形象迥然不同。

第二是一介布衣的包拯为什么要多管闲事，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卷进陈州这个是非之地呢？且看他的表白：“老夫虽成野老，而报国之心尚在，总不忍听任君王昏聩、百姓遭殃”。因此，在他的挚友、大学士范仲淹的“激将法”激励之下，他身穿布衣草履，扮作聋哑老汉，亲自到放粮现场，目睹刘得中以御赐紫金锤打死无辜的张憋古。其后又与妓女红粉莲相遇，替她牵驴和找寻失落的钱袋，又启发教育她要自珍自重，自振自拔，不可自暴自弃。取得红粉莲的信任和配合，巧取刘得中的紫金锤。这一连串的行动，具体刻画出包拯绝不是神，的的确确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他既没有峨冠博带、华美官服，也没有威风凛凛的仪仗和众多的侍卫。我们只看到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熟悉生活和劳动的庄稼老汉，往日的官威神气，一扫而光。从一个神气十足的“神”复归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从神到人，返璞归真，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新的包公形象。

第三，从“神”降为人，绝不是降低包公的品格和在斗争中的巨大作用，包拯身处逆境，仍处处以群众的利益为重。当刘、杨辈到处滥捕黑脸老汉时，包拯不顾个人的安危，挺身而出，力斥奸佞，险遭杀害。其爱民若赤之心，刚正梗直之气尚依然故我。不仅如此，剧作者还全力以赴刻画包拯的大智大勇，智于洞悉朝廷不可能支持他的整朝纲、铲权豪的政治主张，勇于解剖自己。在事实面前，他终于大彻大悟，深刻地反思自己几十年来致力于整朝纲，铲权豪，“朝纲总是整而复乱，权豪总是铲而再生”。而自己，只不过是宋皇朝的一只“看家狗”！他不由得仰天浩叹，叹皇朝之不可为，叹自己理想的幻灭。他在最后判斩刘、杨时，有意不穿官服，预示着事毕之后，归隐江湖，过老百姓的日子。这位封建时代的老政治家，终于看透（而不是看破）了红尘！因为，虽然在具体的判案、断狱的斗争中，他是一个胜利者，但在解决社会的根本矛盾的整体斗争中，他——不仅是他——却逃不过必然失败的命运！这个大智大勇，最后大彻大悟的包公是前所未有的形象！

剧中的包公有这样的思想，会不会超越他应有的历史局限性呢？有什么根据呢？我想，作为历史人物的包公，史传上的确未发现他有过这样的想法。但作为艺术典型的包公，特别是传说故事中的艺术形象，只要封建社会里出现过或者可能出现这一类的思想，那么，把它移到包公或某一个特定的艺术典型形象的身上，那就不仅是容许的，而且是艺术创作普遍的规律。从原型到典型，必然是概括众多的人和事。在艺术创造时，不仅要写出已经出现的而众所周知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要写出有可能出现而暂时还未为人所知的东西。前者司空见惯，习以为常，除为群众喜闻乐见者外，难于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后者虽然事出偶然，然而新奇醒目，颇能吸引观众。当然，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艺术的虚构必须有充分的可信性，否则会被人嗤为“放葫芦”。

我们看到，元杂剧《陈州粜米》中的包公也曾一度出现过辞官归隐的消极思想，唱词中写道：“从今后不干己事休开口，我则索会尽人间只点头，倒大来优游”。包公流露出这种心情，充分表现出他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但给人以消极之感。而《包公与妞妞》剧则据以为愤而辞官的改动，比较充分地描绘包公的沉思和愤慨，而且是对环境的积极挑战。

　　（三）

事物本身存在着矛盾的双方，相互依存、制约，相互对立、斗争，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和发展。反映生活的戏剧更是如此。对立面的斗争构成了戏剧冲突，逐步展示人物性格，推动剧情的开展，体现主题的深化。所以，正反双方人物都需要充分刻画，不能只写其一，不写其二。

《包公与妞妞》剧的主要对立面是宋皇，尽管剧中没有包公与宋皇正面冲突的描写，但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双方背靠背的搏斗。

在第五场《诡诏》中，通过宋皇与刘妃的对手戏，归结了前四场包公处境险恶的祸因，也为后两场造成了更大的悬念。这场戏主要由三段戏构成，一是范仲淹为保贤臣而闯宫，二是宋皇为推卸责任而咎罪刘妃，三是皇帝刘妃矛盾统一后以诡诏进一步迫害包拯。其中最精彩的是刘妃与宋皇的对白，充分刻画出统治集团中利害关系的矛盾和统一，也充分展现宋皇的阴暗心理和刘妃的阴毒性格。

刘妃早就密令刘得中戕害包公。在宋皇而言，他何尝不作此想，但他老奸巨猾，熟谙封建政治的权术，处处以“收人心服天下”的大局为重，碍于擅杀贤臣的恶名，反过来责罪于刘妃，而刘妃却辩解自己的罪行是什么“体君心而作，知君意而行”，“君不为妾为之巧将骄臣杀，冒万死护至尊报效皇家”。短短数语，直刺宋皇的隐衷，迫使宋皇乖乖的任从她的摆布。这一幕活剧淋漓尽致地揭露宫廷的黑暗和最高统治者玩弄权术，用心毒辣，手法圆滑。

《包公与妞妞》剧把主要对立面从刘得中、杨金吾转移到宋皇、刘妃二人，大大有利于包公艺术形象的新突破。由于主要斗争对象易人，包拯从占优势变为劣势，处境顿时险象丛生，直至最后一刻都处在戏剧危机中，随时有生命的危险。这就迫使包公沉思和浩叹，后来，了解了宫帏的阴谋，更促使包公思想上产生飞跃，从忠君报国蜕变为丢掉幻想，拂袖而去。从而完成了包公的性格创造。

《包公与妞妞》剧作者的长处在于从塑造人物典型出发，把人物的典型化放在艺术创作的首位。剧本的其他几个人物如张妞妞（即红粉莲）、张憋古、范仲淹、张千等人都作了相应的改动和比较充分的刻画。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剖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