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活着”的历史——谈《汉调二黄口述史》的文化价值

自从汉剧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并纳入市政府的文化振兴计划以来，市政府、文广局以及安康文艺界、学术界为汉剧的保护和传承做了大量的工作。

新近出版的罗玉梅女士撰述的《汉调二黄口述史》便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 面对在现代化进程中日益被边缘化和濒临消亡的民间文艺，汉剧音乐人罗玉梅女士感叹于汉剧的萧条，感念于汉剧在安康的幸存，怀着清理、研究这段特殊的历史记忆，将它记录下来、载入史册的渴望，她“以自己的方式，坚持不懈地开始了汉剧的救赎之路。”（罗玉梅《后记》）

这部口述史的采访工作不是简单的记录、誊抄、汇编等工作，而是一项需要具备一定的汉剧专业素养、广泛的行业人脉和比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的专业性极强的工作。

且不说作者如何循着汉剧百年兴衰史而八方寻访受访者，且不说作者如何研究、梳理汉剧流派的源流承传关系，单从本书洋洋四十八万字的篇幅，读者就能看出这项成果的不同寻常——它看似漫不经心的聊天，实际上却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程。

——从被受访人员的确定，到问题的设置；从采访地点和时机的选择，到采访过程中节奏的把握、话题的诱导；从记录什么、如何记录，到为什么记录；从对采访记录的整理，到对相关内容的核查、考证，都了作者的精心构思和设计。从采访、整理到出版发行，历时五年，罗玉梅女士终于给安康文化、给汉剧呈上了一份独特的成果——它以梳理、记录记忆的方式触摸历史，为汉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一部“活着”的历史。

就文体而言，《汉调二黄口述史》是一部史书，有着极其可贵的存史价值。

历史文献资料和口述史从本质上讲，都是对社会记忆的保存和呈现，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历史文献资料是静态的社会记忆，口述史则是一种是动态的、“活着”的社会记忆。

罗玉梅女士的这部书在安康是具有开创性的——它用口述史的方式记录汉剧历史，填补了安康汉剧历史文献档案的空白。

这部书不是凭借虚构、想象等文学手法创作出来的，它是作者从社会学角度真实记录的历史，是对被采访者叙述的实录，没有任何想象和虚构的成份。

因此，原始性是《汉调二黄口述史》存史价值的一个重要标识，因为它的汉剧史料是原汁原味、自然天成的。

本着实录的原则，作者将笔墨停驻在戏剧人身上，自己则隐退为倾听者和记录者，忠实地记录人物系之于汉剧的命运和情感，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这部著作的原始性特点。这些采访所得的录音或笔录的原始资料，经由作者与文字档案的核实，便有了可靠性。

这种原始性使得它在印证历史事实、纠正史籍讹误等方面具有其它史料所无可比拟的价值——

这些“没有掺过水”的史料，对安康乃至陕西的现有戏剧史料文献有着印证、补充作用，而与这种存史价值相伴而生的，是它的服务于当代，有益于后世的价值。

就内容而言，《汉调二黄口述史》既是一项汉剧研究成果，又是汉剧乃至安康地方文化研究的资料库。

作为资深的汉剧音乐人，罗玉梅女士凭借着对汉剧、汉剧演出和汉剧史的了解和熟悉，精心设计了采访方案，选择了涵盖面较广的采访对象，比较全面地、立体地记述和呈现了汉剧百年兴衰史。因此，这部书本身就是一部汉剧史研究成果，而它的史志文体同时又注定了它的资料库价值。

首先，口述史本身就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学术研究方法。

从时间跨度来说，本书所记述的历史历时近200年，涉及清末、民国和建国后的各个时期；从覆盖面来说，这部口述史涵盖了汉剧在陕西的流派传承、传统剧目的流传以及各流派的交流融合历史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同时生动地呈现了汉剧曾经在安康的演出盛况，客观地记述了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汉剧和汉剧人载浮载沉的命运，以及安康汉剧在当前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中的成绩。

在非遗保护工作中，“保护”的概念是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抢救、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和振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汉调二黄口述史》所承担工作属于汉剧非遗“保护”链条上的一个基础环节——抢救和立档。

罗玉梅女士以一个汉剧音乐人对保护传承汉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汉剧这一民间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记录，为安康汉剧整理家底、建档立案。

在这个抢救工作中，汉剧世家艺人和汉剧传承人成为作者首先关注的对象。这部口述史抢救性地记录了数十位汉剧老艺人的珍贵记忆，这些记忆又关联出数十位老艺人及其汉剧往事。这些老艺人依靠口口相传、口传身授等方式来承继汉剧的基因，汉剧的密码和钥匙都他们身上。

罗玉梅用口述史的形式记录传承人无形的记忆，将凝结在他们身上的汉剧记忆进行抢救性的记录，此举对于汉剧乃至安康各类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其次，本书从采访到将笔录整理成书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研究的过程。

实录离不开编辑、集纳、删减、连缀、润色等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从选题开始，访谈者的构思便从整体上确定了文本的走向，这走向本身就是对汉剧和汉剧艺人的研究。

在本书收录的42位被采访者的回忆中，先后涉及了百余位和汉剧有着这样或那样关联的人物，其中有汉剧表演者、编剧、导演、乐师、舞美，还有汉剧研究者、文化主管部门的领导以及新老戏迷，他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人物关系网。

构建这个人物关系网的过程就是作者的研究过程，因为这个人物关系网本身，就牵连着科班艺人的师承关系，蕴含着汉剧流派的交流融合关系，以及汉剧兴衰的历史脉络。

作者一方面在采访过程中，多方创造语境，循循善诱地拨动受访者的记忆闸门，并不失时机地刨根究底；另一方面在整理过程中，对受访人口述的相关信息进行多方考证、核实和探究，并在书中以采访手记和旁注的形式加以说明。

比如在第二篇《翻越秦岭到安康》中，老艺人邢大伦先生曾忆起“1951年，程砚秋到西安考察”这段往事，罗玉梅对此进行了多方查证。她查阅了当年程砚秋在西北考察的线路，寻得了1951年《人民戏剧》刊登的程砚秋给田汉的书信，还考证了现今珍藏在西安市艺术研究所的那块石碑，核实印证了老人回忆的确凿性。

可见，在这项繁琐而巨大的工程中，无论是采访还是整理笔录文档，自始至终都伴随着研究——在核实、考证中梳理这段珍贵的社会记忆，记录最后的文化遗存。

第三，《汉调二黄口述史》为安康地方戏剧的保护和传承拓展了研究空间。

由于作者从多角度挖掘汉剧的社会记忆，记录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而这些资料将读者在不同视角的解读、印证、探究中生发出许多论题。

从艺人视角、戏迷视角和文化学者视角，我们都可以延伸出很多极具研究价值的课题：如汉剧兴衰史、汉剧表演艺术、舞美、音乐、剧本史等课题。

我之所以说《汉调二黄口述史》是“一部‘活着’的历史”，一方面是因为书中的许多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栩栩如生的。在他们个人人生经历、心态等内容的叙述中都有较多情感的表达。

这种人与人之间直接的情感交流，无论是对采访者、受访者还是读者来说，都不仅仅是探究历史真相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心灵的沟通，从而使这部口述史具有强烈的传承人的生命性。

艺人们一段段鲜活的个人记忆是历史痕迹的印记，是集体记忆的组成部分，是社会记忆的产物。因此，研究者还能够循着老艺人们与汉剧共沉浮的心灵史，去探究汉剧艺人的生命史。作者本人也可以充分利用这些鲜活的素材进行文学创作，以传记散文、抒情散文、小说以及戏剧的形式对对汉剧人的命运、情感进行多样化表现。

另一方面，是因为90%受访者在当今汉剧的保护和传承的工作中依然承担者各种工作：授徒、演出、创作、研究——他们本身就是“行进中”的历史，在他们身上还有很多有关汉剧的记忆和技艺有待挖掘。

汉剧是安康首个被列入非遗名录的地方戏剧，因此《汉调二黄口述史》对于安康的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安康目前有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4项，有省级非遗保护项目24项，市县级非遗保护项目200余项，其中各级非遗剧种11项，保护和传承这些的地方戏成为当前安康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

众所周知，地方戏集文学、美术、音乐、民俗、政治等为一体，是特定区域或民族的审美趣味、思维方式、伦理价值、历史观念、风土人情等具体的艺术呈现。

据此，我们又可以依据《汉调二黄口述史》中或隐或显的相关信息，引申出关于安康地域文化的研究课题。毋庸置疑，这部著作将给安康非遗，尤其是地方戏非遗剧种的传承带来可贵的启示、开辟新的路径。

要言之，《汉调二黄口述史》是一个汉剧研究富矿。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这部书的阅读、传播，它的存史价值和多重研究价值将不断孵化、发酵，衍生出更为丰富的文化价值；我们有理由相信，本书的出版、发行必将擦出更多的关于汉剧乃至安康地方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开发、利用的智慧火花，从而使安康地方传统文化能够真正有效地服务于安康当代文化的建设。

安康学院 孙鸿（2017.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