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作家最幸福的时刻，是坐在剧场里看着舞台上的演员们演绎着自己的作品。那些悲欢离合，那些酸甜苦辣，那一个个从自己的笔端走到舞台上的活生生的人物，感染着观众，也感染着自己。然而剧作家最尴尬的时刻，也是坐在剧场里观看自己的作品：看着自己挖空心思创作的作品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本来就为数不多的观众稻草包泥鳅——走的走、溜的溜，那种尴尬与无奈是难以言状的。
元月19日晚，在走进剧场的那一刻，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坐下来看这个自己写的戏？一个民间剧团排演的戏到底有多少观众？中场会有多少人走的走、溜的溜？看着看着，我很快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剧场里不仅来的人很多，而且观众很快被剧情和演员的表演吸引了，情绪一直跟着演员的节奏在走，台上台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共鸣，关键的场次剧场里鸦雀无声，几乎每场切光时观众都不吝啬自己的掌声。这正是看戏的最佳状态。
整个演出算不上尽善尽美，也还有许多遗憾的地方。但一个民间剧团能把一个现代大戏演到这个程度，实属不易了，作为编剧，我的心里有了一些感动，于是，关于这个剧本的点点滴滴，又重新在脑海里浮现：
《红月亮》这个剧本，原名叫《白果树下》，写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个大戏，它最初的灵感源自我1991年4月30日发表在《安徽青年报》上的小说《白狐》。这篇小说的大意是：在皖南一个偏僻的小村里，一个母亲生下一个婴儿，却少了一只耳朵；巧的是，村子里原来就有个只有一只耳朵的光棍汉，于是一场长达几十年悲剧从此展开。
从一篇不足两千字的小说，到一部大型舞台剧，经历了整整三年。1994年上半年，宣城的剧作家们在泾县茂林写戏，踏着古镇幽静的老巷，听着东流山起伏的松涛，我对自己说：我要写一部观众们真正爱看的戏，自然想到了小说《白狐》。剧本很顺利地写出来了，取名《白果树下》。下半年，安徽省文化厅在全省范围选剧本，《白果树下》成为十几个选中的作品之一，作者们聚集在安徽大学招待所修改剧本。踏着大学校园里的林荫道，我不止一次地想：我要是能有一段在大学校园里做大学生的经历，该多好！
一个星期的改稿很快结束，后来，《白果树下》获得了全省规划题材剧本评奖第一名。剧本获奖了，《安徽新戏》也发表了，但我依然觉得意犹未尽，趁热打铁，将这个故事写成了一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取名《红月亮》，投寄给了《今古传奇》。
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喜欢天上的红月亮，不仅好看，还给人一种淡淡的忧伤、淡淡的哀愁之感，和我写的这个悲剧故事主基调很贴切。
1995年金秋时节，我接到编辑部的通知，去武汉修改这部小说。那是我第一次到外省改稿，改稿之余，编辑部安排我们东湖泛舟，琴台漫步。后来，这部小说在刊物上发表出来，名字变成了《孽种情仇》，字数也仅剩下了十二万字，把应有的环境描写、心里活动和许多枝节都砍掉了。从一篇小小说到一个大型舞台剧，再到一部长篇小说，这个故事每写一次，都让我感动一次，一点也不夸张地说，写到几个地方，总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和我的许多剧本一样，这个戏也经历了许多的周折。虽然发表了，获奖了，但剧本的生命力在于舞台。外省曾经有两家剧团要排演这个剧本，有个剧团的导演作曲班子都搭起来了，终因剧本中的“割耳朵”过于“血腥”，未能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查。2013年，这个戏入选省委宣传部“四个一”（即一戏、一片、一展、一园)文化品牌项目，这才有观众看到的《红月亮》。
《红月亮》是一个令人揪心的悲剧故事，既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人物性格的悲剧。我想通过这个戏告诉观众：我们可以没有钱，但不能没有良心；我们可以丢掉很多，但不可以丢掉善良。那一轮带着淡淡忧伤、淡淡哀愁的红月亮，在我的心里悬挂了二十年，终于被搬上了舞台，虽然是民间剧团演的，虽然有不少的遗憾，但我还是要感谢演员以及我的合作者——导演、作曲等朋友付出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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