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鼓戏，弯过了几道湾？

李谷一最近一次落泪，是在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旁边的一个茶楼的包间里，为的是“下一次再聚，只怕再也不可能有这么齐全了”。

齐聚一起的，是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曾经的中流砥柱，在座十余位，平均年龄79岁，最年轻的戴慧生68岁，最年长的钟宜淳已经86岁。李谷一言辞之间，全是对花鼓人渐老的感慨和对花鼓戏传承的忧虑。

71岁的李谷一，已然不是上个世纪60年代被毛主席接见的那个小姑娘了，但在钟宜淳眼里，她背负着发扬花鼓戏的重任，还有着很长的路要走。

《浏阳河》不是民歌，是花鼓戏

茶水话过后的第二天，这些阔别舞台多年的戏骨将集体重新登台，上演一出叫《亮相》的剧目。

2015年度全国文艺创作会议定于长沙召开，由省花鼓戏剧团承接负责，这才有了湖南老中青少花鼓人难得的四世同堂。

《亮相》是一部非传统戏剧题材的戏剧，没有任何经验可循的舞台“纪录剧”，作为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成立六十周年的献礼剧目，该剧借用纪录片的模式，以舞台戏剧表演的呈现，追忆了“省花”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仅18人组成的湖南省文工团花鼓戏演出队，到如今整整一甲子的发展史。

　作为湖南最著名的戏种，有人说花鼓戏源于民歌。然而，人人都会哼唱一两句“浏阳河，弯过了几个湾”，实际上并非民歌，而是花鼓戏的唱段。李谷一也并非民歌歌手出生，而是地道的“花鼓戏苗苗”。

清嘉庆二十三年刊行的《浏阳县志》谈及当地元宵节玩龙灯的情况：“又以童子装丑旦剧唱，金鼓喧阗，自初旬起至是夜止”，说明一旦一丑演唱的花鼓戏最迟在清嘉庆年间已经形成。

早期的花鼓戏，只有半职业性班社在农村做季节性演出，农忙务农，农闲从艺。清光绪以来，这种班社发展较快，仅宁乡、衡阳两县就有几十副“行箱”，艺人近200人。花鼓戏的根，早在楚地植下。

“补锅”补遍大江南北

　　有别于能够登台入室的高雅艺术京剧，花鼓戏曾被视为“淫戏”，严令禁演。

1909年，长沙城曾贴有禁演花鼓戏的“四言训示”：“省垣首善，敦俗为先，淫戏卖武，谕禁久宣。”花鼓戏艺人常被提锣毁箱或抓去坐牢游乡。

尽管如此，花鼓戏不但屡禁不绝，反而愈禁愈炽。各地花鼓戏班都曾兼演当地流行的大戏剧目以作掩护，夜深人静之时，在深山野岭之处，铺四只扮桶，搭几块门板，以晒垫盖顶，缚草为台。这就是最初的“草台班子”、“阴阳班子”。

花鼓戏的第一个春天，是在新中国成立后。

文艺进入“百花齐放”时期，各地花鼓戏表演者分别成立专业剧团，进入城市剧场公演。经过改编的《刘海砍樵》于1952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获得剧目奖和演员奖。1957年，湖南省戏曲学校成立，设有花鼓戏专科。1958年，湖南省花鼓戏剧团来到北京参加现代戏汇演，钟宜淳、龚谷音都是主力演员。

“当时有三个剧团都演《三里湾》，一个是北京的评剧，一个是河南的豫剧，一个是湖南的花鼓戏。当时的花鼓戏在北京所收到的反响是完全出乎湖南花鼓人意料之外的。”龚谷音回忆，下里巴人的“气”这一次被好好地“鼓”起来了。

同年12月，1958年12月26日，在湖南省委小礼堂，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周小舟，陪同毛泽东主席观看了由益阳市花鼓剧团演出的《三女抢板》，钦定该剧名为《生死牌》，并举荐上京演出。

　从那以后，花鼓戏发展的劲头一发不可收拾。1965年，《补锅》、《打铜锣》的问世，更将花鼓戏带上巅峰。

“巅峰”到什么程度呢？——“补锅补遍大江南北，铜锣打响长城内外”。

“那时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当地领导的隆重接待，每次演出都是坐在一二把手的旁边。”86岁的钟宜淳重点严肃地强调了“一二把手”——这被她视为花鼓戏翻身的重要标志。

当时，政府还把各地市县剧团的主要演员都从地方上召集过来，专门学习这两个戏。当时的戏院里大大小小挤满了几十个“蔡九”和“林十娘”，就连当时京剧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袁世海也来学“蔡九癫子”。

花鼓的寒冬

　　然而，盛况只是抛物线的最高点。短暂绚烂过后，花鼓戏的寒冬随之而来。1968年，农历新年前两天，省花鼓戏的演员接到了下放通知，被勒令收拾行李即可启程。花鼓戏演员一夜成为知青，花鼓戏从此进入漫长的沉默期。

李谷一的花鼓戏生涯也就此被中断。“当时国家的政治运动不断，十年‘文革’对我们的冲击最大。我们那时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但运动一来，所有的艺术创作都被中止了。”

　“文革”期间，花鼓戏演员必须学唱样板戏，传统曲目停演。同时，李谷一也跟着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靠挣工分吃饭。“一名艺术家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我们更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开放宽松的环境。我唱《我和我的祖国》跟别人唱的不一样，因为我知道那时的痛，更能理解这首歌曲深刻的内涵。”

下放期间，花鼓戏演员们绝口不提花鼓戏，仿佛一提就是撕开伤疤。“到了下放第三个过年，我们实在忍不住了，几个躲到后山土堆里，一人一句开始唱起《八百里洞庭》。”龚谷音回忆。想家、想舞台的情绪，在这个寒冬里，一触即发。

也是这一年，全国只准演出8个“革命样板戏”。地方剧种要延续下去，必须移植样板戏。1971年8月，毛泽东主席来到湖南，提出要看家乡花鼓戏。下放在乡下的花鼓戏演员，又接到通知，赶回长沙。

花鼓戏版的《沙家浜》由国家“尖子演员”李小嘉扮演。年轻一辈的观众的心里，她是《一家老小向前冲》中的“严婶”，但她对自己的标榜，永远是花鼓戏演员。看完《沙家浜》，毛主席赞扬李小嘉：“你这个阿庆嫂演得蛮利索。”

毛主席的一句“地方戏移植样板戏好”，省花鼓戏剧院乃至全国的地方戏剧种，都找到了保存自己艺术特色的生路。

嬗变，无奈的传承

　　无疑，花鼓戏几落后几兴，源于其求变的个性和求生存的积极态度。

此后，省花鼓戏团主动积极顺应时代潮流，在每个时期主动寻找出创作切入点。1977年创作的《野鸭洲》到1981年的 《牛多起座轿》，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状态和时代变迁。

2001年，“省花”创排了现代戏《老表轶事》，实现了“省花”历史上文华大奖零的突破，成为湖南省戏曲史上第一个进入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戏剧。2008年，花鼓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历经了两百载风雨之后，花鼓戏终于得以正名。

然而，传承，永远是传统文化面临最艰深的命题。如今的花鼓戏剧院，台上的年轻人比年长者少，台下观众比台上的演员少，湖南花鼓人和听众都在花鼓戏的几兴几落里，逐渐老去。待到花鼓戏终于能够“登堂入室”时，当年的中流砥柱大多已心余力欠。

李谷一的落泪，是对岁月的敬畏，也是满腔热诚恐后继无人的忧虑。她常道“弘扬花鼓，匹夫有责”，在自发的座谈会上，她建议筹建一个花鼓戏研究中心，对花鼓戏进行流派的细分，专门研究、保护和传承。“希望花鼓戏能够在老一辈手里规范起来，再交给下一代青年人传承下去”。

但，嬗变带来的是新生还是传统内核的失落？这是一个至今未被证明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