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内疚。”上海人民滑稽剧团副团长陶德兴的这句话听着耳熟。
他的微博上记录着2012年的一件事：“我很内疚，今天演出完滑稽戏《我的床我做主》，走出‘上海笑天地’，一位年轻的观众拉着我说，原来到剧场看滑稽戏是这么开心好笑，我明天还要来看，为什么你们没天天演啊……”
4年过去了，还是只能内疚，还是没法天天演，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只是，热情的年轻观众，越来越少。
8月29日，《今天他休息》大幅修改后的新一轮公演，在人民大舞台上演。记者环顾，几乎座无虚席，不过观众年龄多在五六十岁以上。坐在记者后排的两位“阿姨妈妈”正互相交流——“居委会发的票子。”
实际上，这出戏定价80元起。8月29日当天记者拨打了人民大舞台售票电话，被告知已售罄；在网上购票平台搜了一圈，数家知名平台竟均未见这场戏的票。
有多少人知道，这是一个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被媒体称作“首部获国家艺术基金资助滑稽大戏”。
可大戏，大吗？
若要较真论“大戏”这个词，业内反响“大”，老中青三代滑稽戏演员阵容“大”。但市场反应呢？微波不澜。
一如近年来滑稽戏的尴尬境地。
冷清的剧团，忙碌的演员
当记者提到“票难买”时，陶德兴的脸一下子拉下了。
他两手一摊，“两难！宣传了，要是没效果，就是演一场亏一场；不宣传，大家更加不知道，也卖不出去”。
9月1日，陶德兴独自坐在滑稽剧团的办公室，除了隔壁小房间还有两位工作人员，剧团里冷冷清清。
“其他演员呢？”
“演员都很忙，在外面都有自己的事情。”
“那怎么排戏呢？”
“有演出就手机上建个微信群，通知几点演出。有的人说，‘这天不行，在电视台拍节目’。如果人不够，就必须听我的，毕竟大家还是团里的人；如果够了，那就去忙吧。就是这样商量着做。”陶德兴叹息道。
他的头顶上挂着一块从天花板上垂下的帘子，如果有戏要排练，帘子一拉，沙发椅子都靠边，中间这块不大的场地就是排练场。
采访间隙，他时不时地接电话、回短信，处理剧团杂事。只有谈到《今天他休息》这出戏时，在戏里扮演老上访户乔永康的他，眼里才闪出亮光——
“你有没有看到最后？演出结束后，很多观众都挤到前面看我们，这说明观众是喜欢我们滑稽戏的。”
和热情观众的互动让这位演了大半辈子滑稽戏的演员寻到了一点感觉。但是，“我们的市场瘫掉了”。以《今天他休息》为例，陶德兴估计市场销售的票最多占30%-40%，大部分票只能靠剧团到各单位公司“跑票”。
更令人忧虑的是，年轻演员也不够用。陶德兴翻着《今天他休息》的宣传册给记者数演员，台上一共20多位演员，包括借的5人和已退休的3人。
为何不招新人？“没有编制。”
为何不用市场化的手段招人？“签合同的人没法评职称，钱又少，交的金也不一样，不能安心演戏。”
对记者的这两个问题，陶德兴连连摇头。望着斜对面团长王汝刚的座位，他不无担忧地说：“剧团一共只有十几位演员，王团长、毛猛达和我都快到退休年龄，我们一走，怎么办？”
市场往右，定向创作往左
“说起剧团，王汝刚的眼泪水淌淌滴。”似乎怕记者不信，陶德兴又强调了一遍，“真的，他在我们面前流了好几次眼泪。”
至今，滑稽界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4张滑稽戏票子可以换套房子。”
30多年过去，现实早已反转。上世纪80年代，上海滑稽剧团、上海人民滑稽剧团和上海青艺滑稽剧团有好几百人，现在加起来不到100人。与此同时，相声不仅闯入上海滩，还渐渐火了。
相声会馆走的是市场路径，那若把滑稽戏直接放到市场上接受检验会怎样？记者问。
“我敢说，现在任何一场滑稽戏，门口卖票，票如果全卖出去，钱我来付。”陶德兴拍着桌子，蹦出这么一句。
这话并非没有事实根据。上海人民滑稽剧团副团长毛猛达给记者讲过一件事：几年前，上海人民滑稽剧团在黄浦剧场做“上海笑天地”小剧场表演，一台新的节目，票价50元一张。毛猛达说，50元太便宜，能不能卖100元？对方说不行，以前票价涨到过60元一张，观众跑掉一半。
即使是经典滑稽戏也难以挽回颓势。前年春节，大宁剧院上演《三毛学生意》，一开始剧团和剧院信心十足，经典滑稽戏加上专业市场宣传，还怕没观众？但等戏开场时才知道，上座率远没有想象来得高。
为什么卖不动了？“定向创作害人。”这是陶德兴给出的答案。他是指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一些滑稽剧团为某个部门、单位专门创作一出戏，由这个部门、单位包场观看。目前在上海滑稽圈内，定向创作的滑稽戏占比很高。
“定向创作就是‘卖假货’，不是真正的滑稽戏。”一位喜欢滑稽戏的观众这样讽刺。为了兼顾出钱单位的利益，定向创作的滑稽戏不得不牺牲一部分艺术性，难以创作出针对市场的好剧本。这很难怪编剧，滑稽戏以讽刺见长，然而，定向创作的戏往往需要表现正面人物和主旋律题材，这一向是滑稽戏的短板。
滑稽戏变得不滑稽，才是目前滑稽界面临的最大问题。
前几天，陶德兴去看了一部花费200万元左右制作的定向创作戏，从头到尾一笑都没笑。“就是这样的戏，给观众两个印象：滑稽戏不要钱，滑稽戏不好笑。”陶德兴感叹。
据他回忆，定向创作出现时，滑稽戏正从黄金时代的巅峰往下走，有的戏上座率不高，于是有人提出要搞定向创作，对剧团来说能旱涝保收，有门路做定向创作的剧团就不用走市场，但艺术性也相应下降。
当时是一条权宜之计，但现在回头来看，这条路显然选错了。在整个社会都开始走市场之路时，滑稽戏却用计划经济的形式养活自己，与时代相悖的选择让它离市场越来越远。
家喻户晓的荧屏明星，却无家喻户晓的舞台作品
创作跳进了定向创作的坑，演员跳进了另一个坑。
“什么是好的滑稽戏？我先生（即师父）跟我讲，观众看好戏回去开屋里锁，钥匙要断掉，才算成功，因为观众一边开锁一边回想：‘迭个赤佬倒蛮噱咯。’”82岁的李九松，在浦东三林的家里对记者说。
“以前看老先生的戏，观众真的是一边拿着票子找位子，一边笑。”在李九松的回忆中，那时候演的才是真正的滑稽，现在电视里的滑稽，不叫滑稽，“撞一记、跌一跤，被人家笑，这属于低级的笑”。
李九松也参演了《今天他休息》，演出结束后打车回家，出租车司机和他聊：“老娘舅啊，现在年轻人不好和你们老一辈比，演个啥么子？”李九松只好讪讪解释：“也不好怪年轻人。”
他心里清楚，演员们确实大多都静不下心。
如今改行当导演的滑稽戏演员秦雷，也感受到了排练时的不投入。“迭个不刺激。”秦雷3个手指一撮，做了个数钱的动作，“赚不到钱，他们就找不到舞台上的快感”。
毛猛达总结，现在不少青年演员选择的道路是“抢着上电视台，先混个脸熟，脸熟后就可以去各地走穴”。
对于这类指责，青年演员普遍感到委屈。最近，上海青艺滑稽剧团正在排演一部定向创作滑稽戏。排练场外，34岁的薛文彬苦笑说自己在观众和滑稽戏之间“轧扁头（指左右为难）”。“现在很多观众有个误解，我们这些年轻演员不务正业，整天在外面接通告、上电视，就是为了赚钱。但上电视也是我们的工作，在各个平台上逗大家笑就是我们的工作。”
初中毕业后开始“跑江湖”的薛文彬2005年加入青艺滑稽剧团，小有名气的他开着一辆外地牌照的比亚迪。今年年初，他刚用公积金贷款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老公房，5楼，44平方米。之前，他和妻女长期住在一套一室户里。住在同个小区的居民和他打招呼：“为什么搬进我们小区？”薛文彬嗫嚅着说：“我也是老百姓啊，我也买不起。”
38岁的上海人民滑稽剧团演员潘前卫也心有戚戚：“演员一定要上电视，不上电视就是主动和最为广大观众熟悉的媒体产生距离感，也不好吧。”
事实上，纵观滑稽戏的发展历程，从一开始就与大众传媒有着不解之缘。无论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滑稽戏上电台，迅速得以广泛传播；还是上世纪90年代，上海东方电视台开办《东方之韵》专场演出产生的轰动效应，带动了大型滑稽戏《海上一家人》的热卖；或者是本世纪初，滑稽戏和电视结合推出情景喜剧，扩大了滑稽演员的影响力，滑稽戏都在与这些强势媒体的合作中尝到甜头。
但这是把双刃剑。以往创作30分钟的滑稽戏需要花几个月，而今的电视节目是编剧一天出稿、演员对词，就进入录制状态，催生出来的效果可想而知。“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活，干完就完了。”一位常上电视的滑稽演员告诉记者，除非通告费很高，通常演员在上电视节目之前啥也不知道，没多少准备时间。
“老百姓心里有杆秤，谁好谁坏都知道。”陶德兴说，“以前的老滑稽演员创造了很多好的角色，观众一看就知道是谁演的。现在问观众这是谁，有没有滑稽戏代表作？谁能回答……”
兴盛之路一直在那，从未变过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据毛猛达透露，一般青年滑稽演员的工资仅2000多元，加上演出费，一场200元—300元，一个月拿不到5000元。而目前的走穴行情是，知名演员3万—5万元一场，青年知名演员1万—2万元一场。
1982年，滑稽戏大师杨华生曾在《上海戏剧》杂志刊登研讨文章《居安思危，更上一层楼》，提及“剧团不和，走穴扒分之风盛行”。那时，走穴被认为是应该批评的行为，剧团不允许演员在外公开接活，但现在剧团对此早已睁只眼闭只眼。
薛文彬坦言，除了走穴，他在几年前还开了婚庆公司，也是为了改善生活。
剧团搞定向创作是权宜之计，演员接通告走穴是不得已而为之，每个人都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路，却将滑稽戏一步步推到现在的尴尬境地。
“滑稽演员谁能做到吃苦、专业，不怕失败，我想滑稽戏还是能成功的。”谈到滑稽戏的出路，陶德兴认为，还是要回归市场，接受市场检验。“就在剧场唱，不卖票，谁觉得好就把钱放进票箱，让观众来评究竟值多少钱。”
然而，过惯了小富即安的日子，谁愿意下定决心走暗含巨大风险的市场之路？
毛猛达正在酝酿今年12月60岁退休后大干一番。一是和老搭档沈荣海准备独脚戏专场演出，二是将曹禺的《镀金》搬上滑稽舞台。已退休5年的沈荣海听了计划后摩拳擦掌，激动得很：“我要让他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独脚戏。”
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退休后才做？毛猛达的回答是，体制内不是“我要做”，而是“要我做”，缺动力。周立波也是离开体制才做出来。
同样在体制内的薛文彬最近在打听怎么办民营剧社的执照。2012年，他在网上召集一群爱好滑稽戏的上海青年，组成“笑舞台海派喜剧剧社”，大家利用闲暇排练创作，免费在社区文化中心演出。说起这事，他一直耷拉的脸终于眉飞色舞：“200多个位子都坐满，都是年轻人，有年轻观众一边看我们演出一边接吻，把看滑稽戏当作约会的方式，这是一个好的讯息。”
薛文彬说，虽然由于工作太忙，段子跟不上，而且长期免费演出可能会把行业做坏，因此剧社活动不得不暂停，但他心中仍有冲动，想把这个事业继续下去。
“我们可以演凶杀案，演外星人，甚至主角就是两个马桶，通过马桶来折射人性。”薛文彬说他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但在剧团没法施展。
“枪擦得很亮，一直没打仗，现在开始生锈了。”薛文彬说，“我有很多东西没法释放，如果压抑得久了，我很怕即使有一天释放，也可能不会了。”
上世纪初，戏园丑角艺人王无能在上海南市老城厢以扮演一位极力逗笑贪官的老百姓而闻名：他一会儿模仿卖梨膏糖的，一会儿模仿耍猴戏的，南腔北调，又说又唱，在当时是创举，后被誉为“一代滑稽名家”。
其实，走向老百姓、走向市场，这条滑稽戏的兴盛之路一直在那里，从没有变过。（记者 陈抒怡）
（摘自 《解放日报》）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