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少舫与严凤英的银幕情缘

王少舫与严凤英的银幕情缘

王少舫和严凤英，这一对艺术上的好伴侣，如今都已离我们而去。他们一个长眠在安庆的菱湖公园；一个安息在合肥的大蜀山下。他俩已经在九天碧落处重逢，共话当年。他们有那么多丰富多彩的往事可供回忆、追叙，在天宫悠悠的岁月里，当不会再感到寂寞和凄冷……
　
“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人想写严凤英，去向王少舫了解。王少舫说：“要谈严凤英，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我还需要时间把头绪理清……”他既然这么说了，他必定是深切地了解严凤英的。可惜，他没能来得及，就匆匆离开人世，他带走了那些可供后人全面研究严凤英的可贵历史而去……

　一初次相识
　他们的相识并非始自1954年调入安徽省黄梅戏剧团之后。
　他们的相识也不是在1951年的安庆。
　他们相识在解放战争的后期——1947年。

　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即将崩溃，黎明前的黑暗对四处流浪的艺人来说显得格外严峻。严凤英此时流落芜湖，在清乐茶馆卖唱；王少舫一家正好也辗转奔波到芜湖，住在芜湖娱乐场的后台。那里已经住了一些从各地汇集来临时搭班的京戏演员，有唱小生的王同路，唱武生的胡金桃……严凤英自幼喜欢京戏，一有空就喜欢到娱乐场去看他们练功、演出。有时京剧演员出去喊嗓子，严凤英也跟着去，还会跟他们一起喊喊嗓子。那时凤英年仅十七，人又长得漂亮，性格活泼热情，嗓子又好，所以娱乐场的演员们喜欢和她效。她特别喜欢王少舫一家，其中主要原因，我想是由于她与王少舫在艺术上有着共同的爱好。王少舫虽是京剧演员，却热爱黄梅戏。不仅热爱，还唱过黄梅戏，与黄梅戏的接触甚早，时间也长，并和一些黄梅戏演员如丁老六、潘泽海等人都有很深的友谊。而严凤英本人是黄梅戏演员，但却又热爱京戏，喜欢学京戏，这就为他们的相识相交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当严凤英发现了王少舫一家后，经常登门拜访，“哥哥、嫂子”叫得非常亲热，无奈王少舫生性腼腆，不善交际。不仅如此，少舫虽身为艺人，却家规森严，母亲孙氏曾让黄梅戏艺人丁永泉(丁老六)的儿子丁紫臣伴随少舫，不离左右，以防他误入歧途，随波逐浪，所以，尽管严凤英很想交这个朋友，却遭到了冷淡，开始凤英来时，少舫还陪着交谈，来的次数多了，他就借故推辞，假说有约出门而去。凤英见少舫不大热情，渐渐的也就不来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几年以后，他们会同在一个剧团，成为艺术上相辅相成的好搭档，生活上的新兄妹，共同名扬天下，终其一生。

　二竞争之中再相逢

　王少舫一家于1950年从合肥回到了安庆——他的第二故乡。这儿有他的家，他所热爱的黄梅戏，还有熟悉他的安庆观众。

　1949年，与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同过台、共过患难的黄梅戏老艺人丁永泉到合肥开代表会，首先看了王少舫，热情洋溢地介绍了解放后安庆黄梅戏的发展情况：如今的黄梅戏已不同以往了，有了固定的剧场，有政府的支持，观众是多么的欢迎，上座率又是多么的好，各方面对黄梅戏的要求是多么高；他又说，如今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就是王少舫。“现在就缺少你王少舫了！”他说得眉飞色舞，王少舫听得心急火燎，他的心动了。是呵！他丢不开安庆，丢不下安庆那些喜欢他的观众，丢不下安庆的黄梅戏，也丢不开安庆那多年没回去的家。打这起，他一心一意地要回安庆了。

　　王少舫于1950年回到安庆，进入“民众”剧场，成为“民众”的管理者、主委、导演、演员。他响应号召排出一批新戏，培育了一批新人，改变和扩大了观众面，从原来的以小市民为主要对象扩大到解放军、干部、学生，剧场内外常常人潮涌动，演职员工资不断成倍提高。他们用自己的收入盖了新剧场，做了团服。黄梅戏的各路人马，一个个闻风来投，“民众”的阵营愈加坚强，演出水平日益提高。被当时的领导频频表扬。

　相形之下，另一个上演黄梅戏的“胜利”剧场就显得力孤势单，每况愈下，日子很不好过，常常门可罗雀，演职员人心涣散，经常面临发不出工资，生存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物极必反，形势逼得他们不得不想方设法。怎样才能度过难关？怎样才能与“民众”分庭抗礼？他们必须有自己的王少舫才行。但是，到哪里去找另一个王少舫呢？能够与王少舫抗衡的人又在哪里呢？他们想到了严凤英，除了严凤英还能有谁呢？只要有了严凤英，一定能压倒“民众”，只要有了严凤英，“胜利”定能欣欣向荣！只要有了严凤英……他们越想越美，群情激昂，好像严凤英已经来到他们中间。问一下，有人说曾在青阳见过她，有人说在芜湖见过面，有人还听说严凤英到了上海、南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究竟严凤英在哪里？

　　1949年，严凤英流落到南京。当时南京处于解放前夕，国民党的达官显要，和一批依附他们的社会渣滓，把六朝古都装点成一座畸形繁荣、充满了污泥浊水的城市，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子，孤身一人想在此谋生谈何容易！为生活所迫，她曾在南京著名的上乘庵米高梅舞厅伴舞，兼做歌女。舞厅纸醉金迷的生活，不能满足严凤英一颗充满对艺术执著追求的心，于是在伴舞之后，常邀友人一起去观摩京剧的演出。

　1950年南京解放后，南京的京剧票友在市军管会文艺处领导下，在太平南路安乐酒店内创办“友艺集”京剧茶座，以切磋京剧艺术。严凤英得知有这样的好机会、好去处，便经常与友人一同前往。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茶座内认识了南京著名京昆票友甘贡三的独生子甘律之。甘律之新丧配偶，心情抑郁，见严凤英活泼聪明，天资很高，内心也很欣赏。凤英见甘律之风度儒雅，彬彬有礼，像是个有文化有素养的人，她一向都对有文化教养的人从内心感到崇敬，因而慢慢也产生了好感，二人来往渐渐密切。严凤英到了甘家大院，整天沐浴在那高雅优美艺术氛围中，如醉如痴，生活上又不需要再去奔波，免却了多少烦恼，于是在共同对艺术的追求中，凤英和甘律之的感情与日俱增，甘律之的父亲甘贡三也喜欢严凤英的天资和悟性，也就同意他们二人结为伴侣，只为律之新丧，暂未举行婚礼。

　甘贡三在南京是有名的京昆世家，家中筑有江南著名藏书楼“津逮楼”，甘贡三相交均是戏曲大家如梅兰芳、吴梅等，严凤英大开了眼界，吸收了大量的京昆艺术精华，和他们全家十几个一起练功、排戏、业余演出，这些经历为她以后在表演上土气加洋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真是如鱼得水，乐不思蜀！

　安庆“胜利”剧场的人，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不找到严凤英誓不回头。转过多少弯，抹了之少角，穿破了几双鞋，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们终于来到南京。他们先找到了米高梅舞厅，问到严凤英的一个女友，最后才算找到了甘家大院，找到了甘律之，自然找到了严凤英。来人直接说明了来意，一时间难往了严凤英。她虽然自小热爱黄梅戏，但自从唱黄梅戏以来，像无根的浮萍到处飘零，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安身之地，与甘律之的感情也十分融洽，现在要她立刻离开南京，离开甘律之，离开甘家大院，心里怎能割舍？来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首先说动了甘律之。他考虑，凤英热爱黄梅戏，在黄梅戏表演上已取得相当成就，安庆来人费了这么大劲找她，说明了对她的信任；如果为了眼前，而断送了她的一生事业，于心何忍？何况他已看出她的天赋，她决不是笼中的鸟，将来必定会飞向蓝天，前途未可限量，不让她去岂不扼杀了人才？何况她去了安庆，并非就要断绝来往，他们的关系仍可保持。他把想法告诉了严凤英，凤英冷静考虑后觉得甘律之是为她着想。她想，这确实是自己重返黄梅戏舞台的一个极好机会，人家特意诚心找我，我若不去，即使在过去的旧戏班，也会被人唾骂，也就同意了。于是1951年，严凤英回到了她阔别已久的安庆，开始了她又一次，也是真正的黄梅戏演员生涯。

　　黄梅戏演员彭玉兰感慨地说：“如果不是王少舫在‘民众’进行的这番改革，严凤英再次返回安庆重唱黄梅戏的可能性也不大，她已多年没演黄梅戏了，她尝苦头尝够了，她在南京跟甘律之好，不想再演黄梅戏了。‘胜利’在混不下去的情况下，结果冥思苦想才想起黄梅戏还有一个‘鸿六’(严凤英小名)，只有找到她才能和‘民众’对抗。”

　人生的机遇往往不可捉摸，有时一件小事也会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严凤英从南京回到安庆，在她人生道路上是个大转折，由此走向了她作为黄梅戏演员辉煌的一生，也是短暂的一生。

这时，王少舫和严凤英又来到了同一城市——安庆。因为他们分属于两个对立的剧院：“民众”和“胜利”。两颗黄梅戏之星相隔咫尺，虽近却远，老朋友难叙旧谊。“胜利”由于严凤英的加盟，营业善陡变，只要她的名字一挂出来，“客满”的牌子也随即挂出，哪怕一晚上只演一出几十分钟的小戏如《戏牡丹》、《游春》也是如此。开始，对“民众”剧场也有些冲击，但时间一长，明星制终于斗不过导演制，“民众”以它整体艺术的完整性和新戏新面貌的革新精神遥遥领先于“胜利”老戏老演老一套的萧条景象，即使在两个剧院演同一出新戏的情况下，观众仍然选择了“民众”去包场而舍弃了“胜利”。“胜利”急了，有些人就想挑起武斗，说：“演不过他们，打也要打垮他们。”大家在一起商量，一个打一个，打鼓佬打打鼓佬，主要演员打主要演员。当时严凤英被分配打“民众”的丁翠霞，凤英不干，她说：“丁翠霞教过我的戏，算我师傅，我不能下手打师傅。”又有几个女演员也觉得下不了手，于是一场武斗终于未成事实。

　1952年安徽省暑期艺人学习集训班(简称艺训班)于7月22日开学，历时47天。参加学习的有全省各专、市、县的文化部门戏曲工作干部、省文工团领导干部与团员、全省职业班社的戏曲艺人数百人，各剧种的代表都参加了，王少舫和严凤英在训练班里又一次见面了，不仅是见面，而且在一个组里共同学习和生活了47天。通过学习，大家都有了很大提高，两个剧院的隔阂也消除了。他们把在安庆时期的矛盾抛到了九霄云外，在黄梅戏的旗帜下，很快续上了老友之谊。他们之间有太多的共同语言，所以，当一天的紧张学习结束之后，在晚上休息的时间，严凤英总要拉王少舫去饭馆喝酒，她把少舫当作大哥、知己。把自己在旧社会所受的苦，经历的种种磨难，毫无保留地向大哥倾诉，增加了少舫对她的理解和同情。在学习班期间，他俩还共同排练演出了黄梅戏《蓝桥会》，这是他们在艺术上的首次正式合作，由于他们的精湛演技，把这一出极见功力的爱情悲剧演得十分感人，像欣赏一幅优美的水墨画般带给人一种难忘的艺术享受。

　《蓝桥会》写的是一个旧社会的童养媳和一个青年书生，在春色迷人风景如画的蓝桥边相遇。二人从互不相识到互表心曲，从相互同情到互相爱恋直到相约终生的一段优美的故事。王少舫和严凤英表演得层次分明，感情进展自然、清晰，既是青年男女的欢乐爱情，又是发生在一个家有小媳妇，另一个家有小女婿的人身上，处处给人感到这爱情的前景是笼罩在层层阴影之中的。少舫和凤英的表演深刻、细腻，唱得婉转动人(全剧无一句道白，全是唱词)。我是1952年底在上海看到他们演出的，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仍然是记忆犹新，回想起仍然激起一种淡淡的哀愁。

　　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在看了他们二人演出的《蓝桥会》以后，给了极高的评价，盛赞他们的表演艺术已达到“成熟阶段”。并对戏中以一根白绸子来代替扁担和水桶的处理表示了很大兴趣，认为这“法子不错”。可惜的是，这出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戏并没有流传下来(道士注：严、王有录音流存，此处应是讲没有后人很好地把这出戏学下来)。

　安徽省艺训班的演出，惊动了上海一些下来采集民间艺术的专家学者，回去向上级汇报后，发出了邀情。于是，有了1952年11月黄梅戏、泗州戏的赴华东(上海)观摩演出之行。

　1951年北京举办了戏曲会演，全国许多地方戏都参加了，就是没有黄梅戏。当时的黄梅戏只不过是深山里的一朵野菊花，是“养在深闺人未识”，有了这次邀请，才使黄梅戏走出安庆一隅，走进了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从而打响了解放后黄梅戏走出安徽的第一炮。
　　我作为上海歌剧院的一名演员，有幸看到了这次演出。

　1952年11月底，寒冷的浦江泛起了春潮，一股疯狂的黄梅戏热席卷了上海，使繁华的上海滩一夜之间万人空巷，观看黄梅。上至专家学者，下至普通百姓，人人看黄梅、唱黄梅、谈黄梅。无论走到哪里，高音喇叭里传出的都是“小女子本姓陶，天天打猪草”(《打猪草》)、“春开牡丹夏开莲，茅棚内走出蓝玉莲”(《蓝桥会》)、“驾起云头离仙境，飘飘荡荡下凡来”(《路遇》的黄梅戏唱腔)。大小报刊争相刊载介绍，盛赞黄梅戏醉人的“泥土芳香”。著名作曲家贺绿汀、著名编导张拓等专家纷纷撰文赞赏黄梅戏，说黄梅戏像一首“优美的牧歌”，是农民对“青春生活的歌唱”，“决不因为它简朴丧失它在文学上和艺术上的价值”，说《蓝桥会》中的“身段、水袖，几乎都可以与昆曲、京昆比美”。

　这次演出的剧目有《打猪草》(严凤英、丁紫臣主演，王少舫参加改编并执导)、《新事新办》(王少舫主演并执导)、《路遇》(王少舫、潘璟琍主演)、《蓝桥会》(王少舫、严凤英主演)。

　从这次剧目的演员安排上可以看出，严凤英和王少舫合作的只有一出《蓝桥会》，其原因我想恐怕是由于这次演出目的首先是推出黄梅戏这一剧种，同时也由于在当时，有关方面也还没能认识到两位黄梅戏艺术家合作的风采和魅力。如果把这次演出放在电影《天仙配》放映之后，再让观众欣赏他们的《蓝桥会》，也许观众会给他们更高的评价、更新的理解，也许会认识到王少舫和严凤英两位大师的合作才是最完美的、不可取代的最佳搭档。

　无论是王少舫，还是严凤英，他们都曾见过“世面”，王少舫的童年学徒生涯就是在上海度过的，上海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严凤英在流浪中也曾到过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但这次到上海，与以前不一样，这次他们是作为被华东文化部特别邀请的代表团到上海去唱黄梅戏的。这次演出的成功与否，对今后黄梅戏在全国的声誉地位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深感这次演出的意义重大，所以心情都格外激动。但他们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了，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上海乃至华东各省群众的心中播下了黄梅戏的种子，使这朵山菊花迅速被大家所推崇，并在这之后，许多地方的演出团体派人到安徽来学习黄梅戏，黄梅戏也便随之传播到全国各地。它已经走出深闺，成为光彩照人的新嫁娘了。严凤英、王少舫这两颗黄梅戏的超级明星，在艺术的轨道上开始走到一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