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往事》讲述的是徽商文化发祥地发生的一个故事。清朝后期，徽州月潭村一个聪明、勤劳、知书达理名叫舒香的女子，等待外出经商十年的夫君汪言骅回家过年，夫妻俩结婚两个月后就分别了，但却迎来了汪言骅的无首棺材。汪言骅死后刚过七七，官兵前来缉拿汪言骅，说他参加了南匪，并抓走舒香顶罪，在押解途中，舒香给押吏银票，得以逃脱。后来到富商罗有光家带孩子，罗妻病故，罗再娶舒香为妻，此时又过了9年，匪乱已平，汪言骅在回乡路上，拜望旧友罗有光，在罗家与舒香相遇。有孕在身的舒香心中纠结，现在的丈夫罗有光坚持要她生下孩子回到汪言骅身边，而汪言骅则坚持要舒香留在罗家，两人推来推去，舒香心灰意冷，离他们而去。绝望的舒香呐喊出了“都说好人有好报，要看遇上何世道”。
正如剧本所描述的，舒香最后出走了，渐行渐远，已经化为一种文化符号，消失于中国历史的旷野之中。剧终前，舒香发出了：
“一问我有哪般错，为何屡屡遭罪殃？二问官府和朝廷，天下为何不安详？三问匪患何其多，生灵涂炭血成江！四问祖辈和先贤，为何虚伪登庙堂。五问世代读书人，生命礼教谁更强？最后还要问自己，女人一生为谁忙？”
这“六问”，与中国观众极为熟悉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娜拉》（又名《玩偶之家》）最后两句台词可谓英雄所见，异曲同工。这里引用的是苏州人、著名翻译家潘家洵先生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精彩译本:
“海尔茂：娜拉，我愿意为你日夜工作，我愿意为你受苦受穷。可是男人不能为他所爱的人牺牲自己的名誉。”
“娜拉：千千万万的女人都为男人牺牲过名誉。”
东西方两位剧作家在剧终时都不约而同地用寥寥几句话将男人的脆弱、虚荣、虚伪和千百年的所谓专制男权全部说尽了。比较一下，两位同处于东西方十九世纪的女性，无疑，中国“出走型”的戏剧女主人公舒香的命运更加无助和悲惨。其时的中国，依然处于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和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1958年－）所言“漫长的十六世纪”的沉沉大梦中。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中，将戏剧推向高潮的“六问”更是别具意味。我们知道，“问”的形式，是传统中国文化中振聋发聩的音符，且不讲中国历史上的圣贤之“问”，就拿屈原的诗歌名篇《天问》来说，诗人用振聋发聩的直接发问，直指要害，力求真相，从而也开启了带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性质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思想之苦旅。同样，《徽州往事》中舒香的“六问”，将可贵的质疑精神引入了中国传统戏剧中。一连串的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的发问，安排在剧终，有着特别的价值和力量。这咄咄逼人的“六问”，既有对封建礼教所谓天经地义之事的无情诘问，又有对自身悲苦命运反省式的自问，构成了《徽州往事》艺术主旨的思想高度。考察这“六问”，有些是无解的问题，有些有应然的答案。“六问”是戏剧对现实存在、对千百年中国妇女命运敢于直面的质疑。由此可见，质疑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光荣传统。屈原的“天问”古往今来震撼了多少代中国人的心灵。而剧中的“六问”也无不指向我们民族文化历史中的沉疴、积弊，拷问着现实的心灵。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出走后会怎么样？曾经引发了中国观众几十年的猜想。而舒香剧终前的“六问”同样撕云裂帛，直指人心。她追问的是苍茫天地和世道人心，拷问的却是观众的灵魂。这“六问”，也使得中国传统女性跳出了“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的伦理怪圈，而直达歌德所谓“永恒之女神，引领我们向上”的境界。让我们常常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要通过一介女子舒香式的发问，才能打开一重重厚重的历史之门，引发我们沉痛的反思？
《徽州往事》的编剧谢熹是与我同时代的优秀诗人，这位深具人文理想与科学精神的艺术家兼实业家，同时也是秉承晏阳初、陶行知等先贤教育理念的当代平民教育实验家。在他一手打造的“波特兰小街”德胜洋楼苏州总部，他激情四溢地向我描述了他的剧本创作初衷。这是他借鉴好莱坞电影叙事方式而写就的一部黄梅戏。他将好莱坞元素嫁接到最中国的古老剧种上，一改中国传统戏剧节奏缓慢、叙事单一的弊端，采用西方舞台艺术理念，在突出电影的表现张力与画面感的同时，又不凡戏剧情感的现场冲击力，加上著名表演艺术家韩再芬的领衔主演、著名导演王延松的执导等叠加效应，难怪在广州、合肥、南京巡演时呈现一票难求的盛况。《徽州往事》也自然让我想起那部好莱坞经典影片《美国往事》。而堪称“往事”的，往往总是混合着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将我们耳熟能详的古老剧种进行现代化改造，我说这也是一种向经典致敬的方式。我们许多人了解黄梅戏是从一部表达农耕文明爱情神话和乌托邦理想的传统经典剧目《天仙配》开始的，而《徽州往事》能否成为新时代引领黄梅戏浴火重生、走向辉煌的新经典呢？我们拭目以待。
好在《徽州往事》即将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公演，观众们对当代经典期盼的悬念也许即将解开。
《徽州往事》剧照
《徽州往事》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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