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慧
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创排演出的黄梅戏《不越雷池》，用安徽人安徽事借古喻今，其究竟是想告诉观众些什么？是做官要廉洁清正，一心为民？还是仕途险恶，即便想独善其身也并非易事？抑或是做官难，做个好官更难？窃以为，都是，却都不全是。这部戏，无论是内在的故事，外在的呈现；还是戏中人的表现，做戏者的姿态，其实，都不约而同地汇聚到了同一轨道之上，集体指向并表达出了一个强烈而鲜明的主旨——“我”。
黄梅戏《不越雷池》，其本质上讲述的，即是一个关于认清自我、找寻自我与坚守自我的故事。
剧中人沈镐：将“雷池”建构在心里
“雷池”到底在哪里？在安徽望江，更在沈镐的心里。年近天命方才金榜题名的沈镐即将于四川屏山县赴任之时，本应为此事深感荣耀的母亲，却面色沉重、忧心忡忡。这一刻，可谓喜忧参半、五味杂陈。各种滋味，一股脑地灌注进母亲的心里，其间虽不乏因儿子苦尽甘来的那份欣慰，但更多的，却是儿行千里母担忧的那层酸楚，是仕途险恶、祸福难料的那种难言的牵。
于是，历经世事、也似看透一切的母亲留给了儿子这样一番忠告——“娘已是耄耋之人，不稀罕你飞黄腾达，官上加官！只指望你仕途之上，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去时清风两袖，回来两袖清风！”
就这样，既怀揣着自己的鸿鹄之志，又牢记着母亲的临别嘱托，沈镐走向了他崭新的人生舞台，同样也开始了一段在这二者的围绕、束缚、拉扯与争抢下品味并体悟“两难”的人生旅程。沈镐并非是不谙世事的书呆子，也并非是不懂得所谓官场游戏规则的迂腐之人，他清楚地知道，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对策和方法。于是，牢记母亲的叮嘱，他从不越雷池一步。但是，使他不曾预料到的是，仕途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在这里，不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所谓“做好自己”，而是有着来自方方面面不期而遇、难以抵挡的压力、威胁、诱惑和陷阱。所以，丝毫懈怠、稍不留神都有可能在毫无意识之间便跨过雷池，从而有悖于母亲的意愿，也改变了最初的自己。
因此，他时时刻刻保持着警惕，即便是小儿病危，请不到郎中，他也不曾委曲求全，直至亲眼看着幼儿夭折在自己的怀里。纵然这种痛是那般刻骨铭心，纵然在事后有着千悔万悔，可这终归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沈镐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男子汉哪！同样，面对着理解自己、赏识自己、器重并欲提拔自己的钦差大人，只为那一份难得的知遇之恩，重情重义的沈镐也想到要有所表示，毕竟任知县一职已十八年了，这不仅是一个大展宏图的好机会，更可以回到年迈的母亲身边尽尽孝道。可是，思前想后、左右权衡，总之一通犹豫纠结过后，早已于袖中备好的那张银票还是无论如何都掏不出来⋯⋯欲加之罪、何患无。
经历了，看透了，也悟开了。如果做官，就必须要迈过雷池、甚至是违背良心改变自己，那么，沈镐宁愿放弃，选择泽畔东篱。之所以能够如此，自然在于母亲的那番话，但归根结底，还是沈镐将其内化于心，并以此视作他处事为人的一条准则，在他心中建构起了一座无形的“雷池”。
“雷池”，是一条准则，也是一种规范。因为有了这样一座“雷池”，所以也便有了“变”与“不变”的界限，“自我”和“他我”的区分；因为有了这样一座“雷池”，所以，同时也便有了更多的束缚与桎梏，有了更多的为难和痛苦，甚至是无法挣脱的人生悲剧。
毋庸置疑，在现实社会中，人，从本来的“自我”变成另一个“他我”常常被看作为一种历经人生磨砺后“成熟”与“智慧”的蜕变，即所谓磨平了棱角、消退了锐气、迁移了秉性、掩盖了本色，以至游刃有余、圆滑世故、八面玲珑。但是，扪心自问，这样的“他我”，还是自己吗？真的就是自己渴望变成的模样吗？为何要变，因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那一抹繁华充满诱惑。可是，倘若这一改变，要以自己的良知为代价，要以自己纯正的真心和本性为付出呢？梦想和现实之间，注定是一组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自我”，永远都处在变与不变的摇摆与选择之中。可是，还有一点我们似乎不应忘记，那就是：出发时的初心，在世间的繁华中认清、保持并坚守一个独立品性的高贵“自我”。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无疑，需要有那么一座“雷池”，一座建构于心里的坚固“雷池”。
编剧：亦庄亦谐，“虚、戈”为戏
如果说，剧中人物沈镐在其为官之路上坚守的是不越雷池的个人自我；那么，编剧在该剧中所坚守的则是不失本体特色和艺术传统的戏曲“自我”。诚如“虚、戈为戏”之说，千百年来，中国戏台上演绎的故事本就都是编创出来的，纵使有史可依，却也不全依之，而是要根据观众的情感定势、审美追求和价值取向等做出相应的改编、甚至是空无依傍的杜撰。由此，无论是戏曲中的故事、还是人物都同样呈现出了与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以至于是迥然有异的风貌和特质。这既是编剧心目中的人物和故事，更是广大百姓所渴望看到的人物及其故事。
无疑，以安徽历史人物沈镐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黄梅戏《不越雷池》，同样是一部主要凭借剧作家王晓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虚构出来的艺术作品。史书县志中，虽存有望江人沈镐的相关记载，但极其有限的文字，且不论是否足以敷衍成一部可供两小时左右演出的戏文，只是这简单的说明，梗概性介绍，其间又有多少可供戏剧选择的内容呢？于是，编剧王晓马便依据他个人，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所拥有的那份情感去走进、并努力接通历史中的沈镐，且在此基础上充分展开想象，最终完成了对这一人物及其身边人物的塑造和相关情节的设计与铺排。于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沈镐，便似乎具备了许多我们身边人的特点、气质和做派。身为普通百姓中的一员，他也曾有过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梦想，他也曾有过忠孝不能两全的为难，他也曾有过得意时的忘形，失意时的悲哀。生活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世间的苦辣酸甜、悲喜忧烦，他都品尝过，并深知那是怎样的一种滋味。所以，他与他的故事，才能够真正与作为普通人的观众产生共鸣，实现情感、心灵与精神上的沟通，让我们觉得他离我们并不遥远，就生活在我们中间，从而给我们以触动和感染。
可以说，编剧笔下的沈镐就是一个普通人，拥有着一个普通人的心，也走着一段与普通人并无二致的人生之路。正是由于这份普通，才让我们觉得他真实可信；也恰是由于这份普通，也才使得这部戏如生活般百态多姿、亦庄亦谐。在这部戏中，我们既可看到如鲁迅所言“将那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之庄严色调，令人震撼、且肃然起敬；如幼儿欢哥夭折后夫妻二人痛彻肺腑的吟唱，如终得升迁然母亲却已然离去的悲凉⋯⋯同时，也可看到“将那无价值的撕碎给人看”的喜剧之讽刺与嘲弄，如对送礼之人的无情痛斥、巧妙还击，又如面对钦差大人时沈镐表现出的“呆板”和尴尬。一首民谣贯穿全剧始终——“娘想儿想断肠，儿想娘扁担长”，不时为该剧涂抹上了一层浓浓的忧伤。亦庄亦谐、冷热相济、悲喜交集，这不仅是中国戏曲一以贯之的传统，更是生活本身所具有的真实面貌。
导演：珍视属于中国戏曲的
那份独特存世价值
让戏曲一定成为戏曲。这是身为话剧导演的李建平在与戏曲的多年触碰中不断走向深入的艺术思考，也是他一以贯之的创作理念，或可以说是“戏剧誓言”。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明显加快，中国戏曲愈发面临着日益多元的挑战和冲击，如何在强烈的竞争中站稳脚步，并赢得独属于戏曲的市场份额；如何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使戏曲艺术在当下以及未来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无疑成为近三十年来中国戏曲包括理论界、实践者，戏曲人以及介入戏曲创作的一大批话剧导演渐趋深入的理论思考和艺术探索。由于长期的创作实践积累，由于对中国戏曲与生俱来的浓厚情感，更由于对中国戏曲命运的深切忧虑，身具教授与导演、研究者和创作者二重身份的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教授李建平越发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戏曲走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应有的学习、借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定不能丢失戏曲自身的特长和优势，不能丢失戏曲之所以成为戏曲的本体特质，不能丢失属于中国戏曲的那份独特存世价值。这一思考和追求，无疑难能可贵。
带着这种思考，建平导演开始了他不同剧种的艺术创作实践，京剧、豫剧、越剧、秦腔、黄梅戏⋯⋯尤其在这部从一开始其便参与创作的黄梅戏《不越雷池》中体现得就更为强烈而鲜明。在该剧的《导演阐述》中，他明确写到，“不管怎么样，戏曲就是戏曲，她的舞台应该是可以充分展示戏曲优势的，我们这个戏的舞台空间是灵动的，充分展示假定性、虚拟性的魅力；我们的表演方式是纯粹戏曲的，而不是‘话剧加唱’；我们创造的观演关系是台上台下互动热烈，不是我演你看的冷冰冰状态。”由此，无论是舞台样式的找寻、戏剧时空的处理、唱腔与描写音乐的设计，还是对舞台其他各部门的要求等，我们都可以从中发现他的这份善意、甚至可以说是“刻意”。由此，呈现在观众面前的这部新创剧目《不越雷池》，既好似是新的，又仿佛是旧的；既有如新朋初见、又恰似故友重逢。无论如何，那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一腔一调，都给人以浓郁的“戏曲味”、“黄梅味”，给人一种“繁华落尽见真纯”的质朴与纯粹。
当然，在创作过程中，建平导演的执着与坚持有时也未免会有为难剧种、为难演员之嫌，毕竟不是所有的剧种都如京昆那样历史悠久、传统深厚，且形成并具备一套严整、规范、系统的表演体系。所以，要求黄梅戏演员也同京昆演员那般具有扎实的程式性身功底或技艺技巧，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这一愿望及其良苦用心，却是令人感动、并发人深省的。
走至今天，愈发感觉，在繁华中改变自我、随波逐流，以至渐趋失去本属于自己的风貌与品性并非难事，难的是在繁华中认清自我、找寻自我，并永远坚守自我。因为，只有这样，方能使自己成为傲然孑立、与众不同的“这一个”，无论是个人，还是中国戏曲。
黄梅戏《不越雷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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