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圣哲先生在微博里说,他编剧、王延松导演、韩再芬主演的《徽州往事》将要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公演了。此前,这个剧目已在广州、苏州、南京等地上演过多次。聂先生还说,说这是中国目前最好看、最耐看的一部戏。他还承诺:如果看后不满意,可以全额退票款。
那么,《徽州往事》是否真如聂先生所言,是一部不容错过的黄梅戏呢?
就剧本而言,《徽州往事》有两大突破:一个是对传统的贞操观念的突破;另一个突破,则是女性对自我命运的反抗。
古老的徽州,男人外出经商,女人在家操持。夫妻离多聚少,又适逢战乱,月潭村的舒香在独守空房多年之后,迎来的却是丈夫汪言骅的棺木。按照徽州传统,好女不嫁二夫,舒香或殉节或守贞。徽州那一座座矗立的贞洁牌坊,就是很多徽州女人最后的精神归宿。然而,《徽州往事》中的舒香,却嫁给富商罗有光为妻。命运弄人,丈夫汪言骅并未死,回家途中看望老友罗有光,遇到了改名为秋月的妻子。
于是,在尴尬中,两个“好男人”客气地让起妻来。这几乎是个大团圆的结尾了,按照传统戏剧的模式,舒香毫无疑问可以跟随一任丈夫(无论是谁)继续生活下去。舒香的两任丈夫,都可以称之为有情有义的男人,但他们有一点认识是非常错误的,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爱的女人也有选择的权利。当这两个男人在互相推让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女人当成了一件可以相互赠送的物品。这种推诿有着潜在的自私,汪言骅认为妻子回去会惹闲言碎语,罗有光则怕被人说成夺友之妻。舒香成了两个脆弱又虚荣的男人为面子、荣誉争战的牺牲品。
他们显然没有加温(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的智慧。当女巫问丈夫,是选择白天美女晚上巫婆,还是白天巫婆晚上美女时,加温没有做任何的选择,只是对妻子说:既然女人最想要的是主宰自己的命运,那么就由你自己决定吧。于是,女巫选择天天做美女,无论白天或夜晚。
绝望的舒香喊出了乱世弄人的愤怒:“都说好人有好报,要看遇上何世道。”她用一曲“问自己”表达了对两个男人相互推诿的强烈不满,表现出了女性可贵的自我觉醒:“一问我有哪般错,为何屡屡遭罪殃?二问官府和朝廷,天下为何不安详?三问匪患何其多,生灵涂炭血成江!四问祖辈和先贤,为何虚伪登庙堂。五问世代读书人,生命礼教谁更强?最后还要问自己,女人一生为谁忙?”这“六问”,既有对自身命运被无情捉弄的反抗,又有对礼教虚伪之处的无情鞭挞。而舒香愤而离家的举动,更是以行动突破了传统戏剧中女人只能被选择的命运,是对男权社会中女性自我丧失的一种反抗。这一结局构成了《徽州往事》艺术主旨的思想高度。
《徽州往事》最早的剧本,舒香重新嫁给了前夫,但战乱匪患同时夺去了两任丈夫的性命,舒香撞死在两口棺材之间,渲染出乱世给普通人造成的灾难。先前的悲剧收尾有种莎士比亚舞台剧的效果——尸体的舞台(主要人物全死光)。修改后的大结局,则更有沉思的力量。女主角的离家出走,更富有人情味和想象空间,使得这部黄梅戏具有了现代剧的意味,探讨的重点放在“活着”的艺术,“活着”的质量。
我不禁想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现的厨房水槽剧派。这个剧派的剧作以家庭为中心,剧中通常有一个着力刻画的中心人物,还有对爱恨交加的人际关系的极为敏锐的心理研究,其代表作为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徽州往事》主要刻画的人物当然是舒香,有算账的场面,买菜的细节……家庭生活气息相当浓厚,但作品并未止步于此,它赋予了这个徽州女人一种男人气概——她放弃了被男人选择的大团圆,而以出走的方式来宣称自己的选择权。出走的动力和勇气是非凡的,这就有了一种哲学思辨的意味,这种选择是唯美的,可能也是无果的。鲁迅写过《娜拉出走之后》,对《玩偶之家》的结尾予以质询。当我们看完这部剧作,也会产生类似的疑问。不过,正如奥斯本所言:“有一种燃烧着大脑和精神的男子气概,它在寻找与它自身一样强有力的东西,难道这有错吗?”这种自信,我认为在《徽州往事》的叙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凡卓越的人或事,总先行于时代,凡人之眼岂可轻易窥探?《徽州往事》剧末舒香的心灵扣问间有大智慧,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颇能浮获人心。真正的爱,能引导人发掘更好的自己。爱是一种成全,成全所爱之人,更是成全自己。
纵观一些暴得大名的剧目,有世界仍在原地踏步的恍惚。戏剧概念的缺失,创作水平的低下,都和头脑中顽固落后的观念密切相关,明眼人一看便知。平庸者也只能继续吃老本,而《徽州往事》的辉煌更在未来,这一点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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