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有戏

杨俊演过一个话剧，根据方方小说《树树皆秋色》改编的《好听的都是忧伤的歌》。我看了，心想，您还是唱您的黄梅戏吧，别抢咱话剧的饭碗。
杨俊的黄梅戏真是又靓又俏，她擅唱，还能演，一双散光加近视的大眼，还挺唬人，看过《僧尼浪漫曲》的都记得，那小尼瞟来瞟去的眼睛，勾人得很。
唱戏最讲究天赋，没一条好嗓子和一个好模样您就别干这一行。干也可以，要让观众喜欢难。观众喜欢杨俊，可是，您要以为杨俊就凭爹妈给的模样和嗓子就获得了成功，那就错大发了。就那个《妹娃要过河》，她下了多大的功夫，她自己知道，我在一边也看到一点点。从作者深入生活开始她就跟着，讨论剧本，伸着脖子听大伙发言，拿着小本子记。都成“腕儿”了，可以当甩手掌柜了，你弄好了我演就是，有的连走调度排场面由替身代劳，像杨俊这样亲力亲为劳心劳神的，有，我见到的不多。你看她身姿轻盈吧？你就不知道她练功有多苦，为了迅速瘦身，要包上塑料膜，怎么难受怎么折腾，弄得大汗淋漓，还要惦着戏外的“戏”。综合艺术，不齐心合力，这棵菜就不完美。剧中有一段戏，要从高平台上往下走，要踩着节奏，嘴里还要唱，不能偷觑脚下，要保持身段姿态的优美。看到这儿我总是替她担心，可别一脚踩空了，摔个大马趴。
可她就是不让我笑话，从来不出错。就像一个优秀的运动员，状态也会有起伏，但总是好的时候多。我看杨俊的戏，包括晚会清唱，电视访谈，状态总是那么好，对答也很得体。人漂亮，也有脑子，让人很服气。
总是想，当年安徽怎么让她跑过来的？这样人见人爱的演员，放走好可惜哟。由此也更佩服安徽对人才的真正尊重。
当了院长的杨俊变了，剧情突转，打起了急急风，进进出出一溜小快步。有事找我，电话来了，语速飞快，你在家吗？好，我过来！啪，电话挂了，就过来了。来了就急急忙忙地说，说急了额头鼻尖还冒汗。掏纸巾擦汗，一个大包包，乱七八糟说不清楚装了些什么东西。这就是院长，日理万机，早上出了家门，下午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零碎用物都装在包包里随身备着。
杨俊有戏，不光是她的黄梅戏，现在还有她的楚剧、汉剧。一个剧院三个团，人多戏多，人尖子多，个个都要生存要发展，门一开就是事儿。她倒不怕事，意见相左也不回避，当面锣对面鼓，说完就完，不纠缠，这时候她会有点男子气，绝不斤斤计较。湖北人常说“耍拉”，就是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的意思。可“耍拉”的前提是头脑清晰、心中要有数，否则出错失误也是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的。杨俊的“耍拉”还行。
我体会到她心中的重点，第一，要搞戏；第二，要推年轻人。
搞戏她很务实，很踏实。地方戏、特别是楚剧，那是平民的艺术，题材选择要往下走，不要追求形式的奢华。虽然《妹娃要过河》的制作有点大，但她拎得清，她知道剧院的艰难，既要搞过节的戏，也要搞过日子的戏。而能过日子的戏，都离不开老百姓的悲欢离合。
推介年轻人时，她就像个大家长，掰着指头一个个地数，这个唱得怎么样，那个身上又如何，都是我的人，爱得不得了。她有艺术眼光，指指点点说得都很准。要选什么样的戏才能尽快地把一个个年轻人推出来，她思考得很仔细。
这次参加地方戏艺术节，他们选择了三出戏，正体现了她的思考。楚剧《思情记》、汉剧《求骗记》、黄梅戏《女驸马》，说故事演人物，雅俗共赏，都是观众喜欢的，过完节日常还能演出。楚剧和黄梅戏制作了新布景，很精心，但都不豪华。主演都很年轻，《思情记》的演员更是全在三十岁以下，是青春版。
我曾提醒她，你可是省级剧院，拥有的资源比下面多得多，你搞好是应该的，只能出高端产品啊！
她不笑了，一脸严肃，说：我知道的。《思情记》排练时，她把刘丹丽等首演原版的老演员都请了回来，一个对一个，手把手地传授调教。《求骗记》演出时，我在黄鹤楼剧场前厅看到她，一脸焦虑。说是《女驸马》的女主演病了，进了医院。
我问她怎么办。
她说给安徽打了电话，请他们赶紧借个人来救场。
来得了吗？
她说，说是要来的。还不是怕万一嘛，所以我也在准备呀。她抬了抬脚，让我看她脚上的练功鞋，说，早上我还在练呢，这个戏我也十年没演了。她又抚了抚曲起的膝盖，说，这儿还积水呢。
我知道那是排《妹娃要过河》时，练跪步练伤了。《女驸马》如期上演，安徽救场的女演员来了。那天的戏票很紧张，湖北剧院大门口人头攒动，挤满了戏迷。
不见杨俊的身影。她在哪儿？好像不在武汉。她是中国剧协“梅花奖”艺术团的成员，经常有任务，东南西北到处演出。
果然，打了个电话回来，说最后一场她没看，不知道他们的青年演员表现怎么样。
问她在哪儿。
说是在西藏。
那么，她是站在高原上唱黄梅戏了。不知道她有没有高原反应？喘得上气吗？想象她御风而行，翩然出现在高原上的样子，还是美丽地笑着。喘不上气她也能唱好的，至少不会让观众看出来。她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