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慷慨留我，我誓言留住敦煌……”两个多小时，200多句唱词，一出戏，一个人，唱尽敦煌研究院荣誉院长樊锦诗先生50多年扎根甘肃大漠、穷其一生致力敦煌研究和文物保护的人生历程。
这是我们上海沪剧院推出的原创沪剧《敦煌女儿》。从选定这个题材开始，我们用了整整8年的时间最终呈现出这部戏。站上舞台40多年来，我是真正体会到了十年磨一戏的煎熬。一遍遍深入西北采风、交流，一次次推翻、一次次调整，整个创作团队用了太多的心力来创作这部作品，但凡少一点信念，都做不下去。
为什么要紧紧抓住这个题材不放？因为沪剧的基因就是专注当下、关注当下的社会生活。沪剧素以现代戏题材见长，我们这个剧种，就是要走进我们生活的这片沃土去寻找创作素材和灵感，为时代画像，为人民而创造，书写这个火热的年代，这是沪剧的优良传统。从《罗汉钱》到《星星之火》《芦荡火种》《红灯记》《今日梦圆》《雷雨》《邓世昌》，沪剧那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代表剧目，无不如是。
记得最开始见到樊院长是在两会上，我俩都是全国政协委员。听到我们要做这部沪剧，她说，敦煌不是某一个人的努力，而是凝结了几代人的奋斗和奉献。她也替我们犯难：“敦煌怎么来演？我们每天不是在图书馆研究，就是在办公桌上写作，要不就是进洞，我是一点都想不出。”我说，我们要表现的正是敦煌人的精神。
这些年间，光是我自己就去了6次敦煌体验生活，与樊锦诗本人也成了“忘年交”。亲身到了敦煌，似乎更能感受到沧桑岁月里敦煌人那可歌可泣的精神。
有一次，我们去守护敦煌的前辈们的墓碑前献花，正要下山，忽然来了沙尘暴，一片沙黑压压刮过来，打在脸上手上像刀子割一样。我想招呼大家，一开口就呛着了，沙子全跑到嘴里，耳朵、鼻孔、衣领、鞋子等等无一幸免。那天晚上樊院长特意打电话来，关切我们是否习惯。我告诉她白天遇到沙尘暴的事，她听了哈哈大笑，说你们没有经验，遇风沙时是不能张开嘴的。我笑着笑着，却沉重了。50多年前，樊院长还是个上海小姑娘，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工作和生活条件跟今天完全不能相比，环境那么恶劣、生活那么艰苦，她却一守就是50多年。就从那时起，我开始感受到她内心的坚定和热爱。
这一切，为我们的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主创团队感受到，正是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才塑造了樊锦诗坚韧而执著的性格。一次次交心沟通，一次次调整，我们越来越接近樊锦诗，越来越能融入这个人物的灵魂之中。
细究起来，《敦煌女儿》并没有多少跌宕起伏的故事、悲欢离合的纠葛。剧中的很多细节是“于小处见大处、于细微中见伟大，于平凡中见不凡”。满怀热情来敦煌报到，“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却迟疑要不要接收，倔强的樊锦诗被激得与他“三击掌”，打赌独自守夜；新婚之夜，樊锦诗收到常书鸿寄来的礼物——一盏佛灯，手正要在请调报告上签字，心却已飞到了大漠敦煌；赶来探亲的丈夫彭金章看到妻子泡在洞窟，只能把婴儿绑在床上，只好带走婴儿亲自照料，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樊锦诗泪眼模糊……
这部戏在表演方式上也和以前的戏有所不同，利用时空穿梭的手法，营造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艺术效果。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希望不仅要把沪剧的味道做出来，还要增加歌唱性，让旋律更为丰富，呈现更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简洁质朴的舞台，灵动飘逸的飞天背景，磅礴震撼的旋律“写意”出敦煌的壮美。
剧中樊锦诗这个人物的主要唱段都是我自己设计的，特别是她丈夫离开的那段，我是一边设计唱腔，一边流着泪，既要表现出夫妻间很深的情愫，又要把知识分子那种含蓄的爱表达出来。因此，我在基本调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上上下下、起起伏伏的旋律，让它像水磨调一样旋律丰富，通过这种运腔把女主人公对丈夫的情感诠释出来。
该剧念白也不同于过往沪剧的生活腔，多用韵，体现樊锦诗的学者态度，有思考，写意，不琐碎。我参考京剧韵白，形体动作也向京剧学习。在演唱中还融入了京剧的演唱方法，使整体演唱特别有力度，有张力。对我来说，这部戏是很大的挑战和考验，演得很“过瘾”。我甚至觉得，演这个人物，自己也越来越像大漠敦煌人。
《敦煌女儿》也是对沪剧既有题材的一种丰富与扩充。在人们印象里，沪剧以表现家长里短的生活化风格见长，与《敦煌女儿》这样的题材相距较远。但新的时代，需要用新的元素来丰富沪剧题材，为剧种扩容。我们不能原地踏步，如果不向前走，剧种原有的优势很快就会失去。从《邓世昌》开始，我便一直坚持沪剧传承创新的思路，沪剧同样可以表现时代中的大题材、大洪流，反映人与时代的关系，有些题材，以小见大更有力量。沪剧本来就是跟着时代步伐走的，一直坚持求新求变，与时代同步，与城市同行，这样才能获得观众的喜爱。《敦煌女儿》就是这个时代在沪剧舞台上的反映。我们通过这部戏，抓住了时代的痕迹，展现时代灵魂。
（作者为上海沪剧院院长、沪剧《敦煌女儿》樊锦诗扮演者，本报记者曹玲娟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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