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剧《邓世昌》何以成功

表现甲午中日海战和邓世昌殉国的各种样式的艺术作品琳琅满目，不胜枚举。历史还是那段历史，人物还是那些人物，故事也还是那些故事，为什么同题材的沪剧《邓世昌》仍然能够脱颖而出，赢得观众，取得成功？的确值得深入思考和认真总结。

五彩斑斓秋色美，万紫千红总是春。美的规律不仅适用于大自然，同样也适用于艺术品。特别是高度综合的戏剧艺术，不仅追求单项美，更追求参差错落的对应美和多样统一的综合美。窃以为沪剧《邓世昌》成功原因即在于此。

沪剧《邓世昌》所呈现出来的综合美，不是各种元素的无序堆积、各种语汇的随意拼凑、各种手段的炫技作秀，而是遵循戏剧艺术规律的匠心独运，严格按照美的法则的精心创造，彰显出主创群体的哲学思考和美学追求。

本文试从以下几组层面关系作简要阐述，以就教于方家。

历史感与时代感的统一

历史剧必须有鲜明的历史感，既不满足于表象的模拟再现，更不能随心所欲地戏说胡侃；而是要用历史的、美学的、发展的、当代的眼光，剔除假、大、空的幻景、乱象，尽量还原历史的本真面貌，揭示历史的底蕴和本质。邓世昌生活的年代，大清王朝已经度过了落日的辉煌，开始陷入长夜无歌的黯淡衰颓。失去了活力与生机的封建王朝，如同一条拖累沉重、千疮百孔的破船，面临着搁浅激流险滩的困窘，甚至翻船覆舟的危险。在这种情势下，有的人望洋兴叹，有的人醉生梦死，有的人自甘堕落，不思进取；而邓世昌初衷不改，大志不灭，搏击中流，力挽狂澜，企图唤醒同胞，救国救民。这种连接江湖和庙堂的家国情怀和浓重的忧患意识，何其宝贵！这种敢于担当、勇于牺牲，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英雄主义情怀何其悲壮！悠悠历史，泱泱大国，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英雄是时代的灵魂、民族的骄傲。时代需要英雄，人民呼唤英雄，用文艺作品呼应当代精神需求，重铸民族魂魄，是对解构英雄的歪风邪气的拨乱反正，是文艺家的光荣担当与神圣使命。沪剧《邓世昌》大胆涉入战争题材，为民族英雄树碑立传，引发当代观众的思古之幽情，以达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之目的。在震撼、共鸣和思考的基础上，呼唤和平发展、强军强国的中国梦，从而使庄严深沉的历史感与扑面而来的时代感在交响合奏中得到统一，产生出振聋发聩的震撼作用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金刚怒目与血肉丰满的统一

过往的以中日甲午海战为题材的各类艺术作品，大多采取宏大叙事，集中笔墨塑造金刚怒目式的邓世昌的“战神”形象，更多富于符号和偶像的功能，而人物的情感领域则比较苍白单一。沪剧《邓世昌》让主人公走下神坛，赋予他生命、情感的温度与质感。由于时空的限制，全剧从邓世昌24岁写起，写到他在45岁生日时生命戛然而止。青少年时代的邓世昌风华正茂、生机勃勃，不计个人得失，不肯随波逐流，有一副忧国忧民、逆风而行的侠肝义胆；面对朝政废弛、官场腐败、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内心充满愤怒与无奈、困惑与彷徨。“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豪气干云的邓世昌又有着牵肠挂肚的侠骨柔情。剧本通过他与同学同僚人物组图群像差异性的对比描写，展示出大环境的险恶吊诡、人情世故的复杂多变，既显示出主人公的高标，又避免了脸谱化描写和简单化勾勒，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可信，血肉丰满。如对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及其亲信、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及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等人的描写，就吸收了新时期史学界刷新的研究成果，突破了极左思潮形而上学片面认识的局限和简单化道德评价的藩篱，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如对李鸿章身处末世、独力难支的无奈及官场历练出的老奸巨猾，表现得栩栩如生，口角如画。

甜、婉、柔、糯与阳刚之气的融合

流行于上海和江浙一带的沪剧，渊源于浦东的民歌东乡调及清末形成的上海滩簧，富有甜、婉、柔、糯的江南乡土气息，最擅长演出“小情小爱”的“西装旗袍戏”和“才子佳人戏”。而沪剧《邓世昌》却用吴侬软语的宾白、柔媚婉转的曲调演绎了一出清装“男人戏”，实在是一个大胆尝试。面对着严峻的挑战、不断的质疑，主创人员走进军营，座谈交流，学习旗语、手势和打绳结，体验感受军旅的生活和情怀。扮演邓世昌的男一号小生演员朱俭，披阅浏览海量史料和书籍，奔赴海军基地，在烈日下暴晒竞走，进行超负荷的体能训练，10个月内减肥20斤。在舞台上，他采用文武兼备的形体表演以及激昂慷慨、有时甚至是声嘶力竭的念白表现人物。对于几个关键性节点，如“恰同学少年”时的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目睹内忧外患时的忧思如焚，求见李鸿章时的焦灼急切，撞击日本联合舰队“吉野号”壮烈殉国时的悲壮豪迈，均有准确到位的倾情表达，注重人物情感的丰富性和心理微妙变化。唱腔更是一道难关，尤其是“劝降”一场中痛陈危局、痛斥说客的“赋子板”，长达50多句，延续六七分钟，慷慨激烈，正气凛然，最后的甩腔如天风海涛，满腔愤怒喷涌而出，难度极大。朱俭为此耗费了巨大心血，每次都唱得哽咽唏嘘，泪奔涕流，感动得台下掌声雷动，沸沸扬扬。《邓世昌》围绕人物塑造，在舞美、音乐、唱腔、表演语汇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创新尝试，大胆突破传统沪剧温婉柔美的“女性化”的表演风貌，构建出大格局，展现出大情怀，创造出阳刚之美，不仅回答了挑战和质疑，而且为沪剧的未来和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邓世昌》没有正面描写表现那场战争，而是围绕主人公和周围人的关系展开故事，充分发挥沪剧刻画人物情感的优势，以夫妻情、子女情、同僚情、兄弟情来推动剧情发展，完成人物塑造。剧中虽然只有一个女性角色——茅善玉扮演的邓世昌之妻何如真，却以柔美温婉的唱腔，内敛含蓄的表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绿叶扶苏，红花似火，沪剧的甜、婉、柔、糯与男儿的阳刚之气相融合，展示出本剧细腻与柔情的底色。

精准细腻与浪漫夸张的统一

沪剧《邓世昌》兼采戏曲与话剧之长，努力追求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精准细腻与浪漫夸张的统一。现实主义的要义在于细节的真实和通过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塑造来揭示本质底蕴。本剧还原历史细节，恢复历史原貌，对每个人物的处境、关系、苦衷、心曲都尽可能进行细腻处理。在各色人等的陪衬下，邓世昌夫妻的形象尤为鲜活。为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夫妻生离诀别的那一场戏，情真意切，堪称精彩之笔。

在总体风格把握上，导演陈薪伊一再强调说，沪剧《邓世昌》以中日甲午海战为背景，以战争的发生和结局为线索，以邓世昌为核心人物，讲述的是一个和战争、和大海有关的故事。大幕拉开，只见波涛滚滚，水天一色，海底深处的英魂发问，一下子就把人引向那充满血与火的战争岁月，引向那苍茫浩淼的大海。就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规定情境中，通过对战争的审视和谴责、对和平的渴求和期盼，表达对青春的礼赞、对生命的关注、对人生的咏叹、对人生价值的拷问。全剧富有澎湃的激情、浓郁的诗意和深厚的人文内涵，既具有清晰的时间范围和特指价值，又获得了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

《邓世昌》是新时期以来上海沪剧院的重头戏，是一次站在时代高度和沪剧发展高度的跨越式探索与创新，是戏曲历史剧创作的重大收获。希望在追踪时代、固本求新的加工打磨中，更加注重剧种发展的顶层设计。在移步换形的跋涉中，脚步更加稳健坚实，节奏更加娴熟流畅。从文本、表导演和舞台呈现各个环节入手，努力从综合美中熔铸提炼出能够体现本剧种独特风格的惊艳绝活，避免与话剧和其他剧种之间的同质化现象，使本剧成为具有划时代引领意义、独具风采的一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