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沪剧院自建院以来几十年中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原创作品，特别是积累了一批相当丰富的现代戏保留剧目。而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则首推《芦荡火种》。这不仅是因为它当年被北京京剧院改编为京剧，从而在全国声名远播，影响巨大，而是在于它本身的艺术特色艺术造诣十分突出，无愧是沪剧现代戏的翘楚。遥想52年前，它结束北京汇报演出回到上海，一连上演了310场，连满9个月，此种盛况足见观众对其艺术的肯定。新时期以来，它几度恢复上演，演员也已更迭了几代，其艺术魅力未见消减。今年时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芦荡火种》再度上演，具有双重意义:既从艺术的角度让观众重温历史，也为我们再次认识和研究它的成功创作经验提供了条件。当下的戏曲界，乃至整个艺术界，痛感原创力不足已是亟须突破的瓶颈，而重温一下《芦荡火种》，或许我们会得到许多启发。
首先，《芦荡火种》是一部充满沪剧剧种特色和江南地域特色的佳作。讨论《芦荡火种》，似乎总绕不开它的京剧改编本《沙家浜》。其实，从剧本看，两者的基本情节架构，主要人物，乃至重场戏都无太大的区别。不过，从艺术形式的角度看，两个戏的韵味却有很大的不同。《沙家浜》在发挥京剧唱念做打的综合手段方面是花了大气力的，故而京腔京味十足。而《芦荡火种》则生来地道的申曲模样。这个戏的取材和构思及其戏曲化，上世纪50年代末，作者受电影铁道游击队的启发，想写一个新四军抗日的戏，不过，他并未削足适履地让沪剧去直接表现战争，而是在众多的素材中抓取了富于传奇色彩的36个伤员在阳澄湖养伤的故事，又从以茶馆店老板身份为掩护的地下交通员的角度入手去生发，戏剧的情节于是有了悬念与曲折，人物的命运，人物的情感由此有了起伏与跌宕。这为沪剧发挥演唱抒情的特点展开了广阔的天地。无论是阿庆嫂在与敌伪周旋时的内心活动，指导员在芦荡的艰苦环境激励战士的豪情，沙老太关爱伤员的深情，都化成了沪剧多彩的唱腔。在芦苇荡一场，沪剧还有一段特别的唱段：“芦苇疗养院”。护士小凌绘声绘色地唱起芦苇荡的景色，用乐观的情绪感染了身边的战友，这段唱以其生动的词句活泼的旋律迅速在观众中得到了传唱，成为了沪剧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之一。它充分体现了沪剧的特色。
当年，京剧《沙家浜》在改编时，毛泽东曾提出结尾时要突出武装斗争。这也是《沙家浜》与《芦荡火种》区别较大的地方。如果单纯从艺术的角度说，这实际上是两部戏两个不同剧种的不同选择。沪剧用阿庆嫂根据县委指示安排新四军战士化装成吹打乐队和江湖戏班混入敌军奇袭成功的情节，是沪剧艺术扬长避短的处理。因为沪剧并不擅长武打，艺术技巧上没有京剧武行高超的跌扑翻滚，开打出手的功底，以化装智取，更适合沪剧，更能突出戏的传奇色彩，情节场面也更加热闹丰富。
《芦荡火种》的沪剧剧种特色与其浓郁的江南地域韵味是溶为一体的。故事发生在阳澄湖地区，作者对江南水乡的风土人情、民风民俗都极为熟悉，反映在笔下、舞台上，地方色彩扑面而来。如果说，水乡，芦荡，行船，凫水，撒网，捕鱼，甜芦粟，鸡头米，都还是地域的自然形态的描写，那么，湖边的春来茶馆，走方的江湖郎中，江南丝竹的小堂名，跑码头的戏班子，这些剧情关节处的地点、人物等等，则无不透出特定地域独具的生活质感。剧本语言的遣词造句，乃至演员，尤其是阿庆嫂，胡传奎两个角色念词所带的浓重的乡间口音，以及阿庆嫂作为茶馆店老板娘应对周旋时的江湖腔，胡传奎作为土匪司令的切口，更是活脱脱地传达了江南特有的民生世态。
《芦荡火种》这一风格特色是其艺术成果中极为宝贵的部分。中国地方戏曲的生命线根本上说系于其艺术个性，即它的剧种特色和地方色彩。近年来，地方戏曲的趋同化有蔓延之势，抹杀个性的后果是艺术的雷同单一，最终必然会萎缩消亡。在这种情况下，重睹《芦荡火种》会使我们清醒一些。
《芦荡火种》丰富而饱满的艺术形象塑造是其艺术成果的核心。这个戏人物的设置相当丰富，可谓生旦净末丑行当俱全。女角中，阿庆嫂，沙老太，小凌，正旦，老旦，小旦皆有；男角中，指导员，陈书记，沙七龙，胡传奎，刁德一，刘副官，正派，反派，正生，小生，花脸，丑角齐全。且这些角色都人各有貌，尤其阿庆嫂，胡传奎，刁德一三个人物个性极其鲜明，又组成了富于戏剧性的人物关系。由此产生的“智斗”一场，三人的对唱，背供唱，重唱以及微妙复杂的交锋，构成了中国戏曲舞台上不可多得的经典场面。丰富的形象塑造也为展示沪剧流派唱腔的艺术魅力提供了条件。阿庆嫂的丁派，沙老太的石派，刁德一的邵派，陈书记的解派，指导员的王派，在剧中都有充分和出色的发挥。一台戏曲，能做到流派纷呈，自然有强烈的艺术效果。
从单个的艺术形象分析，《芦荡火种》的主要人物都是丰满厚实，经得起推敲的。阿庆嫂作为主角，是党的地下交通员，公开身份是茶馆店老板娘。形象的双面性固然保证了人物的丰富性，而作品的更大成功则是很好地凸显了人物性格的一致性。不卑不亢是阿庆嫂应对敌伪的基本态度，不油不僵则是作者塑造这一角色的基调分寸。剧中，“摆出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砌起七星灶，全凭嘴一张”，几句话传神地写出了这个地下党员的从容自如以及老板娘的八面玲珑，可说是神来之笔。而在剧情的进展中，她与伤员休戚与共的关切之情，她担忧伤员处境的焦虑不安，她面临困难的沉着镇静，她处理危机的机智灵活，一一展示，从而完整而生动地构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同样，两个反面角色，虽着墨不算太多，但形象的饱满度却很高。胡传奎感激阿庆嫂曾经的救命之恩，讲江湖义气，又是头脑简单的一个草包司令，但其骨子里残忍凶暴，奉行有奶便是娘的信条，其性格色彩是多元的。刁德一内心奸诈狠毒，诡计多端，表面阴阳怪气，笑里藏刀，是一个有头脑工心计的汉奸。这样的反面角色是站得住的戏曲人物。
《芦荡火种》是一部具有深厚生活底蕴的力作。它在艺术上的成功绝离不开作者丰富的的生活积累、感受和体验。扎实的生活基础与驰骋的艺术想像在这部作品里达到了相当完美的结合。这个戏里的人物几乎都有生活的原型，但又不是生活的照搬。一开始触动作者创作灵感的是间接的生活素材。作者从一大堆解放军建军30周年的征文中发现了36名新四军伤员在阳澄湖地区坚持斗争的故事，文字的回忆录激动人心，引发创作冲动，但远远不够。作者深入到了伤员原先所在的部队，访问座谈，参观部队的军史陈列馆，接触到相关的实物与照片资料，听取部队首长与相关人员的介绍，了解了更多生动的故事人物。间接的生活素材渐渐鲜活起来，作者的感受渐渐具体起来。然而这样的深入生活依然不够。此时作者长年的相关生活积累融入了进来。他抗战时期正在一个申曲戏班唱戏，成年在上海郊县各村镇跑码头演出，当时江南的战时生活是他的亲身经历。每到一地，上午往往在茶馆度过，日本兵欺压中国百姓的情景和浦东游击队严惩汉奸突袭日军的消息，都是茶馆的热门话题，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在这里聚集出入，乡亲们对侵略者的痛恨，对抗日志士的钦佩，强烈的爱国热情时时感染着他。这样的阅历见闻长期积淀在作者的心灵深处，当他投入到阳澄湖边新四军伤员题材的创作时，这些积淀立即活跃了起来，并赋予了间接生活素材以血肉，作品就获得了鲜活的生命力。
创作于50多年前的现代沪剧《芦荡火种》至今光彩依然，这绝非偶然。它的根基牢牢扎在生活的肥沃土地上，而非闭门造车的肤浅之作；它按艺术规律和剧种特色行事，而非靠主题先行的概念之作；它经反复锤炼精心打造而成，而非匆促上马应景应时的草率之作。它的创作经验于今天，于今后，都是十分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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