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子”泪

1946年5月，我13岁，在瑞安莘塍轮船码头的点心摊上当学徒。一天，老板叫我到靠在对岸的轮船旁卖两碗面，为了抢时间，挤到桥上，掉进了塘河，险些当了溺死鬼，见不到妈妈了。回到家，怕妈妈伤心，我没有讲从桥上掉进塘河里的事。妈妈就责怪我，叫我再去，我感到自己太冤屈了，蹬着双脚，不停地大哭着：“不去，不去，死也不去！”

还是外婆说道：“香韵，不要逼他了，阿胜是个乖孩子，如果没有太难的事，他是不会回来的。不如和阿凯一起，跟他姨娘学戏去吧。”

姨娘叫周云娟，27岁。小时候，因家庭败落，无钱上学。长大后，嫁给姓金的戏子，终年过着流落他乡，吃半饱、睡殿角的生活。

香韵知道，做戏人是最苦、最没有出息的下贱人，被人叫作“戏子”。但生活所迫，我只好由妈妈安排，由戏班里的一个师傅，把我带到了在平阳县乡下演戏的姨娘所在的戏班里当小戏子去。

姨娘所在的这个戏班，叫永嘉县同福昆班。昆剧分“南昆”和“北昆”，“南昆”又分“苏（州）昆”和“温（州）昆”。“温昆”以同福班为代表，早年挂牌的名旦叫高玉卿，浑号叫“头媚旦”。京昆界公认：上海有个梅兰芳，温州有个“头媚旦”。

我姨娘是高玉卿八个弟子中唯一的一个女弟子，无论才貌或是功底，在当时温州地区盛名一时，是同福班挂牌的女花旦，浑号叫“头媚娜”。由于过去的花旦，都是由男人扮演的，因而有人认为，女人演花旦是新鲜事，也有人认为，女人也上台卖俏，太不像话了。争论一时，也震动一时。因而，同福班走到哪里，“有女人演花旦”的消息，就传到哪里。人们都要争睹女花旦的“卖弄风俏”。

我走了大半天，到戏班时，已是下午两点多了，又累又饿，真想坐下来能给我点东西吃。

这时，戏台上正要上演《铡美案》。由于“做戏人”少，就叫演花旦的姨娘，演青衣的秦香莲。台上演的是陈世美派韩琪追杀秦香莲一家三口的戏，男孩子由大人扮演。姨娘一见我，就说：“阿胜，你也来了？好、好，你跟我上台演戏去！”就不用那个大人扮的比姨娘还高的“孩子”。我什么也不懂，就往后躲。可是一只手已被姨娘拉住，她说：“不会演，没有关系，你当我的儿子，你只要拉住我的手，我跑到哪，你也跟到哪，就行了。”不由我躲，姨娘拿了一件青衣穿的布衫，套到我身上，拉住我右手就往台上拉。姨娘的左手拉着一个姐姐。那姐姐操着北方话也对我说：“不碍事，你跟着俺也中！”我被姨娘硬拉着上了台。

台上的韩琪，浓眉大眼，手举寒光闪闪的钢刀，要杀人灭口。他不停地追杀着逃过来、逃过去的秦香莲母子三人；秦香莲母子三人，手拉手，拼命地躲过来、躲过去……

我看到那个叔叔总是那么凶，手里举着的钢刀又是那么可怕，一次次地砍过来，我一次次惊慌地由姨娘拉着逃来逃去……由于我太累太饿太怕了，好几次摔倒在台上，姨娘和姐姐也只好停下来，她们带着悲哭声，要扶我起来再逃。而韩琪的钢刀已迎面砍来，我被吓得盖着脸尖叫着哭，拉不起来……三个人都躲不及了，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那演韩琪的师叔防不胜防，做出了紧急止步、抖手的动作，紧张地叫着：“呀！呀！呀！”收刀、单腿后退，背主自刎。

韩琪这追杀的场面和刀下留不留人的矛盾，表现得非常逼真、惊险。剧情冲突之急、所处之悲、表情之深，使台上、台下在一片哭泣声中，处处诉说着：“都是忘恩负义的陈世美太没良心了！”“多亏韩琪有同情心……”

落台后，我惊魂未定，听大家在问：“这男孩是谁呀？演得这么逼真，真是增添了秦香莲的苦难，加重了陈世美的罪恶，动摇了韩琪的杀人之心。演得好、演得好！”

其实，不是我会演戏，而是我当时13岁又累又饿又害怕的情况与古代秦香莲带着落难的孩子的处境是相同的。

我坐在地上，对着阿姨娘说：“阿娘，我饿！”

我到戏班后，就拜阿吕师父学花脸。阿吕40岁，魁梧的身材，人称是“活包公”。他规定我，每天天一亮就起床，不准上厕所，竖倒立、压一字腿、翻斤斗、舞刀棒，然后学大人的喉音，唱花脸腔……三个钟头下来，才允许去厕所。可是这时，根本就没有尿了。天天如此尿水变汗水、泪水湿棍棒。

每次练功下来，我和二哥阿凯总是得到那位姐姐的关照，擦擦身子、喝口热水、吃上热饭、换洗衣服，我们亲昵地叫她“阿姐”。姨娘叫她“玉妹子”。

玉妹子跟姨娘学花旦的戏，跟我们兄弟俩就同吃、同睡在一起，承担着一家中大孩子的担子。

有一天，我问姨娘，阿姐怎么是讲北方话？于是姨娘讲了阿姐的身世。

阿姐叫蔡玉，17岁。8年前，因政府几百万的军队打不过日本兵，就用黄河水去“淹”日本兵，用大炮轰开了河南花园口的黄河堤岸，使黄河决口，造成下游的几十万河南人流落他乡，求乞讨饭。她爸爸和妈妈带着当时才9岁的蔡玉，听人指点：“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走，一直走到海边。那里很富裕，是个路上铺金子的鱼米乡。”

于是他们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沿路乞讨，逢人便问：“哪里是有金子的地方？”年复一年，寻找“桃花源”。

“有金子的地方”，这话问谁，谁也答不出来。而南方人把这句河南话，听成了“有金字的地方”。也许是讥笑他们，也许真的是听错了音，有人就说：“有，有，平阳县里就有个金乡。”老实的蔡玉父母一是讨饭没有目的地，二是半信半疑有没有金子，去看看。于是，于三年前，真的讨饭讨到了东海边平阳县的金乡。

他们一家三口走到了海边，除了看到太阳是从海水里跳上来的之外，就是汹涌的波涛和一望无际的海水。“这里并没有金子，老乡也不是都在吃鱼、吃米，不少人家也是和俺河南一样，吃地瓜干和南瓜。只不过这里人叫番薯丝和金瓜。”至此，她父母心中失去了寻找“桃花源”的精神支柱，他们的讨饭棍也就越来越沉重，再也不知道走向哪里！

也是凑巧，那年同福班到金乡来演戏，锣鼓一响，周围一片就热闹起来了。蔡玉他们一家三口也被吸引了过来。在台下讨饭，这比挨家挨户去讨饭，要好得多。从那以后，他们一家就跟着我们这个戏班，我们走到哪，他们就跟到哪。有时，我们戏班和他们就同住在一个庙里。我们住我们的，他们住他们的。其实，戏子和讨饭的叫花子都是同命人。渐渐地，我们也就认识了他们一家，都是很耿直、很憨厚的老实农民。可是她父母的身体骨瘦如柴，坚持不下去了，双双病倒在海神庙里。

那天，她妈妈拉着蔡玉，两人跪倒在我面前，无论如何要把蔡玉交给我学戏。说孩子大了，再挨家挨户去讨饭，受人欺侮，心里太难受了。那时蔡玉有14岁了，她跪着不肯起来，泪水涟涟地叫我“亲娘、亲娘，收下我吧”。面对如此情景，我不忍心拒绝，就收下她，做了我的义女，也是我的弟子。

第二天，蔡玉就找不到她父母的去向了。

几天后，有人来说，在灵溪的破庙里发现了两具饿殍，一男一女像是夫妻俩，都是四十来岁。蔡玉得知后，哭得死去活来，我们戏班的人一起帮她埋葬了父母。

三年来，蔡玉认真学戏，待人和气，不怕吃苦，大家也都很关照她。如今，她已长成水灵灵惹人喜爱的小花旦了，也能登台演主角了，大家都亲昵地叫她玉妹子。

由于戏班的行动总是寻找庙宇，哪里有了庙宇，才会有戏台，才有可能演戏。所以每每都是演罢戏，就睡殿角。我在姨娘身边，年纪最小，大概是出于安全，每次都让我睡在旮旯里。而旮旯里是最潮湿、最肮脏的地方，往往有各种各样的爬虫咬人。有时铺草少了一些，旮旯里也就铺不到，我年小又贪睡，倒地就睡过去了。

不知是什么爬虫，把我右手的夹肢窝里咬起了红肿，越抓越肿，越来越大，鼓出了一个疙瘩，很快又变成了一个大脓泡，全身发热，四肢无力。

这个情况下，戏班走到了平阳县山门乡一个叫百山观的道观前，不顾可否，姨娘赶紧把我扶进道观，放倒在地，我已处于昏迷状态。

山门乡是个较大的山区，三面环山，有溪水流过村前，全村有一百多户农家。当地有个大恶霸，就是这个百山观的主持道长，法名叫弘阳道人，四十多岁。周围几十里的山地和村里仅有的几十亩水田，大都属于他的“观产”，当地农民也大多是他的佃户。最可恶的是他规定：凡是租他的地，他对佃户就享有“初夜权”。佃户家办婚事的第一夜，要把新娘子送进道观过一夜，名为“送子赐福”，实为供弘阳道长奸污。当地佃户敢怒而不敢言。也有人偷偷地传言:道观里有枪，谁家不守他的规矩，他半夜里就会带枪闯进谁家。

有的佃户家的青年男女就不敢办结婚喜事，过着偷偷摸摸的夫妻生活，为的是逃避弘阳道长的污辱。

同福班擅自进了道观，看到大门内有一座大戏台，石柱飞檐，匾额楹联，戏台四周，甚是气派，只是陈旧了些。掌班的赶紧送进有上百出戏的社戏本。

那弘阳道长看了看戏褶子，就问：“花旦真是女的吗？”

掌班说：“是女的，我们班挂头牌的就是女花旦。”

又问：“她的成名戏是什么？”

掌班的答：“是《贵妃醉酒》。但目前她已怀孕5个月了，是否请点生、净、丑一类的戏。”

弘阳道长一听就放下了脸，问道：“是你点戏，还是叫我点戏！”

掌班的哪敢坚持，连连说：“不敢，不敢，请道长点下。”

弘阳道长一眼看中了社戏本上的《打肚》。

《打肚》这出戏是《摘桂记》中的重头戏。讲的是明朝一个杜员外，因大老婆无出，渐渐予以疏远；而丫鬟佩珠在花园里踮起脚尖摘桂花时，被员外看中，后成了二房，即将临盆，为员外传宗接代。大娘怕家产旁落，日后无靠，而嫉恨佩珠，私下里把佩珠逼到柴房，用柴棒非要把二娘的胎儿打掉不可，以保自身的地位。可是，事与愿违，被柴棒打下的不是死胎，而是早产。

剧情并不复杂，而演二娘的花旦，却要唱、念、做、打、舞全用上，还有特定的翻滚动作。

弘阳道长对掌班说道：“要演就演《打肚》，演不了《打肚》，你们这种‘流动班’（临时凑拢的杂耍人）就不要在这里落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