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唱书时期（1852—1906）

清咸丰年间（1852—1861），嵊县部分贫苦农民，为了生计，用佛曲、道卷、道情、莲花落等俗曲小调，唱一些劝人为善、祝福长寿、多生贵子等等吉利词句，沿门卖唱，俗称“沿门唱书”。
经过一段时间的沿门唱书，艺人们的唱段曲目逐渐有所积累，从宝卷、传书及外地说唱滩簧中移植了大量书目，转向以长篇为主，甚至有《珠蟒袍》之类能唱八个月的连台本书。他们还从大戏“紫云班”的演出中得到启发，开始丢掉烟管，改用毛竹爿做成的“尺板”，并增加了用毛竹节做成的“笃鼓”，作为伴奏，音响效果有了进步。后来又从单档发展到双档，主唱者称上档，打尺板，帮腔者称下档，敲鳖鼓，接着发展到三档和多档；以唱为主发展到唱、白、表三者结合，嗓音有了男女老幼的区别；演出形式从站立人家门口演唱变为在厅堂、茶楼内演唱，逐渐形成了“落地唱书”的基本形式。
随着唱书艺人的不断增多，唱书地域扩展到宁波、绍兴、金华等地，唱书方式也从地上走向台上，成为“走台书”。这段时间，落地唱书、沿门唱书、走台书并存。
这期间较有影响的艺人有金其炳、金芝堂、竺惠祥、相金堂、汪福堂等，他们各自有不同的风格，被誉为“三堂一祥”。
金其炳被落地唱书艺人尊为祖师，是“四工合调”的创始人，他吸收改造了当地的民间俗曲，创造了“四工合调”，使唱书更加好听，又易懂易学，因而深受群众欢迎。他不但歌喉悦耳，而且思维敏捷，能即兴遣词，创作新歌新调。“四工合”是指在每一句的尾部都带有“四工合上尺”的衬音拖腔的曲调，它的高低随着演唱者的感情的起伏而自由变化，同时可在唱的过程中，不时插进助声的虚字或哀叹，但没有固定的格式，嵊县马塘一带的很多农民都会唱这种曲调，金其炳是其中唱得最好的一个，有很多人向他学唱，仅马塘村就有金阿土、金传高、金洪山、金和忠、金小花、金水志、金锡招、金和林、金水清等人。
金芝堂原为补鞋匠，后出于兴趣，改行从艺。他经过努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湖州三跳唱书调”的基础上，吸收嵊县牧歌和原“四工合”的成分，创造出与众不同的“呤嗄调”，从而创造并发展了“落地唱书”。金芝堂有大批学徒，仅在马塘村，正式作过他弟子的就有金世根、金阿炳、金锡昭、张伯海、张瑞丰、赵海潮、郑兰根、马阿顺等。这些人多数是男小歌班时期的主要演员，其中马阿顺成为男子小歌班时期著名的“梅朵阿顺”的台柱，闯进上海后被列为男班“四大名丑”之榜首。
落地唱书从原来很少表演动作的落地坐唱文书，变成带有动作的台上说唱武书，并且增加了主唱者的三跳板助节，醒木静场，以纸扇作表演道具的新形式。
同治八年（1869），落地唱书艺人因对余杭岳阳楼事件的不同看法，以剡溪为界分成南北两派，并逐渐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特点。在演唱内容上有“南记北图”之说，指的是南派往往以“记”作为曲目的名称，如《獾猎记》、《乌金记》等；北派往往以“图“作为曲目的名称，如《十美图》、《七美图》等。在唱词和音乐上则有“南俗北雅”之说。
落地唱书的后期，是唱书形式渐趋成熟时期，它为自己发展成为戏曲，作了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