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京剧服饰

京剧服饰文献，我所见最早的是故宮博物院藏品中，两册绢本工笔设色《戏曲人物画》，共一百幅。纵40．1公分，横27．8公分。原藏于寿康宫的紫檀大柜中，寿康宮在清代最后一位居住者是敬懿皇贵妃（同治的妃），在这座宮中收藏着很多明清传奇、曲谱。因为她到民国年间还在世，所以还有很多新小说、剧本、有关戏曲内容的剪报以及许多京剧演员照片，看来这位贵妃是爱好戏曲的。

这两本画册的内容是四十四出戏，每出戏二幅、间或有一出戏占四至六幅的，只画剧中主要角色，每幅画一个角色。无作者名款和年月，每幅下角墨笔楷书剧中人名、二幅中有一幅写剧名。所画的剧目是《善保庄》、《绝缨会》、《群英会》、《丁甲山》、《蜈蚣岭》、《镇潭州》、《芦花荡》、《打金枝》、《打登州》、《五雷阵》、《五台山》、《白良关》、《白水滩》、《哪吒闹海》、《西川图》、《双沙河净、《南阳关》、《骂曹》、《三岔口》、《下边亭》、《杀义》、《定军山》（以上第一册）、《比武招亲》、《掮坟》、《打花鼓》、《张家店》、《兴隆寺》、《四杰村》、《红鸾禧》、《太平桥》、《红梅山》、《佘塘关》、《七星灯》、《雅观楼》、《高平关》、《琼林宴》、《庆顶珠》、《淮安府》、《四郎探母》、《锤换带》、《恶虎村》、《戏妻》、《辛安驿》、《虹霓关》（第二册）。

这两本画册的年代，从上述四十四出戏来看，都是北京徽班常演的戏，除少数昆腔外，都属于乱弹范围，是咸丰十年才大量入宮演唱的，在此以前乱弹戏在宫中只是极其偶然的出现。在此以后，同治年间也很少有乱弹，到光绪十几年以后乱弹戏才多起来。因此这两本画册的年代，上限不能超过咸丰。其下限，从画册中一幅《四郎探母》铁镜公主的“两把头”的梳法来看，还是清代早期的式样。戏台上的旗装，在当年属于时装性质，是随着时代风尚变的。在同治以后，“两把头”发型逐渐升高。光绪中期以后又逐渐加大，庚子年以后则变为又高又大，到清末，假发的“两把头”改为青缎子制成“两把头”，这是旗人妇女发型在清代后期的演变。画册中铁镜公主的“两把头”还是早期的形式。所以下限不可能到同治。根据这个规律推断。这两本画册是咸丰时代的作品，从画的风格来看，是当时内务府如意馆画士们奉命画的。这与他们奉命画上驷院的骏马是同样性质。从宫中的眼光来看，乱弹戏是耳目一新的戏，所以命如意馆画这样的画册。

这两本画册的角色扮相，确实是地道的写实画，因为每个角色全身上下以及细部都非常明确真实不是画家所能设想的，从故宮藏品中的一部分戏衣还可以对照出画册中所画人物的穿戴实物。另外我看过从前溥仪未出宫时流散出去，经梅兰芳先生收购的数十幅，也是乱弹戏，和故宮现存的两册一百幅，一望而知是同一手笔同样性质的画册。梅先生所购藏的这部分，还有一行小字：“穿戴脸儿俱照此样”。故宫所藏这两部除戏名人名以外无其他字样。我估计：“穿戴脸儿俱照此样”一行字是画册流散出去，到古玩商手里加上的一行字，目的是要加强这部画册的文献价值，要想说它不是仅仅供欣赏的画，可是实际这个画册当时目的就是供欣赏的，虽然是供欣赏的而如意馆画士们向来对于奉命写实的画都是认真写实与原物一般无二，所以确实是文献价值很高的，但它绝不是升平署管箱人的手册。管箱人和演员都没有必要用工笔设色绘画册来对照着扮戏，即便遇见一出戏不知如何扮，也有两个办法，一是向老先生请教，一是管箱人确实曾经有过用文字记载手册的习惯，因为管箱人或演员都具备看见开列的服饰名称就可以知道如何扮了。

故宫博物院旧藏升平署档案中有昆、弋戏的《穿戴题纲》二册，封面上写着“穿戴题纲”“廿五年吉日新立”，第一册封面上横列着“节令开场”“弋腔”目莲大戏”。第二册封面上直书“昆腔杂戏”。第一册记载有从元旦到除夕的节令开场承应戏六十三出，另有承应大戏三十二出，弋腔戏五十九出，另有一全本《目莲记》。第二册记载有昆腔戏三百一十二出，以上每一出戏都详细记载着全部剧中人的服饰和道具，是一份内容非常丰富而确切的戏曲服饰史料。升平署的剧本，也有一部分附带有角色从头上到脚下的服饰名称和道具名称。以上这些虽然都是弋腔和昆腔戏箱的记载，但清代叫作“乱弹”。到现在称为京戏的，这个剧种可以说是全部把弋腔和昆腔的戏箱继承下来，所以京戏的箱，是不能孤立研究的。

戏箱，经过弋腔、昆腔、乱弹长期使用，样式、花色逐渐有所演变，品种也有所增减，用料也有不同。从故宫博物院所藏二十余份箱和不成整份箱的如明、清康熙、乾隆等早期精品来看，前后比较当然变化是很大的，仅以清代后期而论。同光年间，前后也有变化。例如，藏品中前一个时期的靠旗只有一尺左右，而最晚一批靠旗则已经接近民国时期通行的靠旗尺寸。也有的服饰多少年来变化较小，整个戏箱各种东西发展并不平衡，有的东西后来变得比以前好，有的东西变得不如以前。也有的东西曾经达到一个很好的样子，可是经过再改，反而改坏了。不必谈清代的情况，从我看戏七十年、演戏六十五年的生活中看到的和我亲身经遇的变化，现在仅就盔头、箭衣举例说明如下：

帅盔和台顶，这两种盔头放在帽架上，当然盔缨是正直朝上的，如果戴在头上，是和其他任何帽子一样，必然是偏后一些，于是盔缨很自然的略向后形成时钟一点钟的角度，而不是正十二点的角度。在明清两代肖像画中的甲胃将士的像，头上的盔缨角度都是如此。这样既很美观又有生活依据。可是近二十年来戏箱中的帅盔和台顶的盔缨都改向前倾，并且缩得极其难看。改的原因可能是怕这个高高的盔缨和四根靠旗有些矛盾，于是因噎废食把盔缨缩短，又扭转向前，来解决矛盾。这样的改法是不对的。实际没有必要改，我青年时演《麒麟阁》三挡还戴的是旧式台顶，盔缨顶在中间两根靠旗的空当中活动一点矛盾也没有，万一不留意偶然盔缨顶拨在两根靠旗外的话，只须稍低一下头，立刻盔缨就恢复到中间的空当。如果演戏对于自己头上脚下的穿戴都不能驾驭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就是一个不合格的演员。三十年后我又重演两次三挡都戴的新式的，极为难看，前两年我有一次演《卸甲封王》，我预先关照管箱师傅能否找一个旧台顶。如果不能，我宁可改载荷叶盔。因为新式的不仅盔缨向前很难看，而且两旁双翅加大抬高缀以黄穗，尤其难看。台顶如果不插盔缨，老式的又叫“耳不闻”或“侯帽”，两旁双翅下垂，略往上卷，素净大方。现在流行的都是这样，只有前两年见谭元寿演《霸王别姬》的韩信，戴的还是老样的一种，看起来非常舒服。

大额子、夫子盔、扎巾盔等等盔头，在民国十年左右，有一度流行一排一排的珠子和绒球增加上去，盔形加大增高。不过也并非每个演员都如此。当时杨小楼先生，余叔岩先生等等诸位的盔头都是保持最适度的样子，后来渐渐这种加大增高的风气过去了。可最近又流行起来。1990年初我在吉祥戏院演一次《宁武关》，用的是北昆剧院的箱，承北昆的美意每次提供我们的都是最新最讲究的东西，遗憾的是扎巾盔的额子太高大了，相比之下人的面孔反而小了。一个月后在北京市京昆协会主办的纪念徽班进京大会首场演出，我又演了一次《宁武关》，是北京京剧院三团的箱，我戴的是一个旧絷巾盔，觉得很适度。我认为盔头箱中，凡是头上戴的，都是从生活中所戴的冠、盔、帽、巾等等原来式样的标准，逐渐发展．有所夸张和加强装饰，这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标准是适度感，譬如各种盔头有些珠子和绒球是必要的，如果珠子绒球增加到看不出盔头的造型，分别不出究竟是荷叶盔还是王帽，是二郎叉子还是金踏凳，那就不好了。乌纱帽原来都是墨绸子糊的，改做黑绒的，并不太好。最近还有小生穿淡青褶子戴黑绒学士巾更觉生硬俗气。相貂也只能是素黑的，不能用其他颜色，或加什么花活。戴的现成絷巾，无论如何也不如现打的絷巾好看。

《夜奔》的林冲戴倒缨是杨小楼先生创始的。本是一个毡笠的形式．前面卷沿。现在发展成帽口上加一个额子，这在造型上是个矛盾。

青衣、花旦、武旦各有头上应戴的首饰，口语称“头面”，点翠的当然最好，水钻的也可以。总之“头面”之外，有的角色要插一点绒绢花。穿青褶子的不插以外，其他角色看人物类型可多可少，但多的也不应该插满头不露地。美人的标准，乌发如云，是很重要的一项，可近年来绝大多数旦角都是插花满头，根本看不见一点黑发，这个倾向的发展应该降一降温。少戴花更俏。

箭衣的发展，是由肥而瘦，太肥固然会有人不喜欢，可是现在流行的箭衣太瘦，实在难看，箭衣宽绰可以在背后打一个很好看的腰褶。袖子肥一些加上小袖．肘部显着宽松出现一些美观的衣纹。抬裉肥一些，勒上绦子，正合适，腰身多余的部分除已经打到背后腰褶，扎上大带，还留出一点宽松下垂，显着非常大方美观，所以箭衣还是宜肥不宜瘦。

舞台上服饰，不是摆阔气夸豪富，也不是平均主义大家都是缎子绣花。首先应为角色身份设想，其次是舞台上一个人身上或一群人身上的服饰，都存在花和素、明和暗、强烈和柔合互相衬托的作用。丝织品和棉织品除表示身份外还有明暗的关系。

实际问题还很多，现在只能举例说明一下。京剧服饰，不是老的一定好，也不是新的一定好，应在发展中选择最适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