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语录

讲千篇道理,不如干一件实事。我追求做个好人,但我觉得应该有原则性地做好人,而且好人就要实实在在做好事,也要办成事。我的原则就是,该办的事必须办,让别人做到的事,自己先要做到。我不跟人较量,我跟事儿较量。

我要推荐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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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的时候,天津京剧院那座小楼的窗户中还时常透出灯光,而最后熄灭的,往往是院长室那盏灯。

采访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天津京剧院院长王平之前,听人说他非常忙。果然,两次打电话都没有联系到他,几天后终于接通了电话才知道他当时正忙着带队在外地演出。

上午,我如约来到天津京剧院采访,刚进院长室,王平就把我引到屋外,说:“咱们到会议室去聊吧,不然,恐怕会影响您的采访。”不巧,会议室正有人在开会。于是,我们又折回院长室。不出他所料,访谈过程中,不时有人轻敲院长室的门,王院长一次次起身安排工作。采访就在忙碌的氛围中进行着。

作为一位始终活跃在舞台上、成功塑造了众多光彩照人的舞台艺术形象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王平主演的现代京剧《华子良》《护国将军》分别在第三届和第五届中国京剧节上获金奖,已成为久演不衰的现代京剧艺术精品;他先后荣获第三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优秀表演奖”、文化部“文华表演奖”、十四届白玉兰“主角奖”(榜首)、1998年和2005年两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等专业大奖;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最具影响力的劳动模范提名奖、宣传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天津市第三届“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等荣誉。作为当今京剧界不可多得的领军人物,他率领天津京剧院复排现代经典剧目;受中央领导同志的钦点,重新整理改编、主演了传统京剧《野猪林》,并成功地将《野猪林》推上银幕;创排的京剧《香莲案》荣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2010—2011年度重点资助剧目;2009年带队圆满完成赴欧洲历时85天的巡演;他一边不顾疲劳地热心于公益性演出,一边克服困难领着大家闯市场、创效益。

随着采访的深入,王平那平实的语言已经隐入了他生活与事业之中,我渐渐地感觉出这沉甸甸的成绩、光灿灿的荣誉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忙”出来的、干出来的、拼出来的。

做演员,虔诚对待京剧艺术

无论是在业内人士或是在观众的心目中,王平无疑都是一位京剧大家。然而,采访过程中,王平不止一次脱口而出:“我是普通的专业京剧演员。”抱着这样的心态,王平始终用一颗无比虔诚的心对待京剧艺术。

作为从艺50多年的京剧人,王平深知做演员难,做名演员更难。他说,只有用尽善尽美的标准要求自己,才有可能得到观众认可。成名之后,对自己的要求更不能放松丝毫,因为观众对名角和一般演员的要求不一样。每一出老戏,王平都当新戏去演。他说,事业就像一座天平,心态要像指针一样永远指在平衡、稳定的位置。别人说我不行,我有实力坚信自己不那么低;别人夸我了不起,我清楚自己没有那么高。对自己有个清醒的认识,才活得真实,活得踏实,才能稳稳地前行。

王平始终坚信,成绩不是靠嘴吹出来的。伤、病,甚至面临死亡的险境,都无法拦阻他走向舞台的脚步。他说,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排练《野猪林》,我饰演林冲,在完成一项高难度的技巧时,一下子失去了知觉。当我慢慢睁开眼的时候,蒙蒙眬眬地看到一张张嘴在眼前急剧地张合。后来才知道,我“死过去”两分多钟,吓得大家声嘶力竭拼命呼唤。同事问我,你当时什么感觉?我半开玩笑说,太舒服了,一刹那,体会到了销魂的感觉。大家哈哈笑起来。那次受伤是颈椎错位,到医院复位时,医生对我说这是疲劳过度,积劳成疾。还有一次,《华子良》进京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演出,上午走台时,我穿着草鞋踩到了水,脚底一滑,后脑重重地撞在了地上。人们形容,当时“嘭”的一声,就像是一个暖水瓶掉在了地上。同事们惊呼着围了过来,赶紧把我往医院送。此时,脑后已经起了一个足有茶杯口那么大的包。医生诊断为脑震荡,需要休养。这么重要的演出,让他放弃,那比受伤还要难受百倍。王平硬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圆满地完成了演出任务。他说,当时我往头部勒上装饰,连头套都进不去了。

王平说,只有忠诚、热爱自己的事业,才能生发出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是事业的根本。他说,伴着京剧《华子良》一路走了13年,披荆斩棘囊括了各种奖项,如今已是光环一片。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这路是何等艰辛。记得初排《华子良》时,我不知华子良怎么去塑造,走入了演“疯人”的误区。后来,我到疯人院深入生活,接触了各种情形的精神病人,了解到大疯、中疯、小疯和不疯的区别,悟出了“疯”与“装疯”的不同,才茅塞顿开。我没有把真正的疯子搬到舞台上去,反而塑造出了被观众认可和喜爱的丰满的华子良形象。

带队伍,一个都不能少

在天津京剧院演职员工心目中,王平院长是一位实实在在的人,一位把他人放在心上的好人、好领导。他的热情不一定溢于言表,但他内心的温度却有着融化坚冰的力量。

“京剧艺术成就了我,我要将我之所得反馈于京剧事业。”这句发自王平内心的话注定了他要走一条艺术家带团的路。他既是院长又是主演,工作重心前移到了舞台第一线,演员们所思、所想,所需、所望都在他心里装着。演出时,和大家在一起;跑业务、拓市场的时候,和大家在一起;流汗、流泪、甚至流血受伤的时候,和大家在一起。只有与大家同甘共苦,才能把自己的工作和大家的事业铸在一起。

心心相通,目标和方向才能一致。天津京剧院对老同志有安排,为中青年搭好台,让年轻人有方向。杨乃彭、李莉、邓沐玮、李经文、康万生、张幼麟等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及李凤阁等著名演奏家,虽然退休了,但仍是京剧院的镇宅之宝,仍是这个集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的艺术生命依然连着舞台,连着观众,连着京剧后人。老艺术家们在艺术指导委员会里发挥着光和热。他们就是天津京剧院的艺术标准,他们就是年轻人的努力方向。与此同时,王平带头为优秀中青年骨干开市场、让舞台,让他们崭露锋芒。王平大胆为新入行的年轻人搭台,发现培养新苗。他说,讲千篇道理,不如干一件实事,我们就是要为大家提供机会,让演员在舞台上有所作为,价值有所体现。以前,重大赛事都是由著名艺术家们担纲主演。此次创作《香莲案》,剧院大胆起用了一些青年人,让他们担当主演,代表天津京剧院参加国家京剧节比赛。这些年轻人不负众望,表演令人眼前一亮,得了第一名。我们有十几位青年演员在国家级京剧大赛中获金奖,其中王艳和吕洋获得了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梅花奖”;剧院20多位在职国家一级演员中,中青年占十几位。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希望,特别欣慰。

俗话说,能带千军万马,带不了吹吹打打。王平形容自己的生活是每天一台戏,很多都是即兴的,突发的。他说,演员思维活跃,有过激的时候,也有给我出点难题的时候,但他们身上有一个求发展、求展示、求机会、求认可的共性。我的工作目标就是一个,如何使这条船平稳地向前。我追求做个好人,但我觉得应该有原则性地做好人,而且好人就要实实在在做好事,也要办成事。我的原则就是,该办的事必须办,让别人做到的事,自己先要做到。我不跟人较量,我跟事儿较量。我绝不用狭隘的“治你”的心态为人处世。在我们这个团队集体中,我决不能让一个人掉队,前进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尽孝心,将事业融入生活

在王平的领导下,演职员工们的事业有了奔头,待遇收入也增加了,幸福感增强了。然而,他个人的收入损失却很大。为了工作,王平不惜推掉报酬丰厚的外请演出机会,每年这项收入的损失不下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有人说,王平当院长,苦他一个人,幸福了全院演职员。王平说,说实话,要为自己,一天都不愿坐在院长这个位置上,特别累。但是想到自己喜爱的事业,想到这个充满凝聚力的集体,心就舒坦了,身上就有劲了。人是为精神活着,不是为钱活着。

王平常说,人要孝顺。人可交与否,要看人品,要看他对父母、对同仁、对朋友是否真诚。他说,我的父亲是京剧演员,从4岁培养我,教我练功,给我说戏,甚至可以说是到了严苛的程度。我一时不理解。然而,到了今天这个年龄,我依然还能在舞台上展示,证明了幼功基础的重要性,我越发理解和感激父亲,是他把我的基础给砸得非常实。如今,父亲年事已高,老人家浑身是病,吃药也除不了病痛,但每当看我的演出,他能高兴得忘掉病痛。所以,无论我有多难、多累,也要把老人家接到剧场看我的演出,让他沉浸在幸福之中,这算是在精神上尽份孝心吧。

由于工作忙,他母亲就常唠叨:当了这个干部,我们连儿子都见不着了。夫人也会抱怨,家里什么事儿也指不上,锅碗瓢盆都是她一人围着转。王平也会觉得愧对家人,更会感激家人对他的支持和理解。他说:我的生命之根在舞台上,我离不开京剧舞台。管理工作之余,我始终坚持练功。我一天时常要工作12小时左右。有时晚上六七点钟,各种谈话、会议还在进行。等大家都走了,我还要抽出一两个小时练功背戏。我们家,晚上9点之前基本没开过晚饭。夫人备好食材,等着我下班的电话通知,再下锅。如果赶上有演出,晚上就更辛苦了。我没有什么嗜好,我的生活、工作,就是围绕着一个中心—京剧。我们家就是一个审查团,每次演戏,家里先审一遍,哪有不足,应该怎么唱,年轻人怎么唱,我这把年纪该怎么唱,家人都会给我出主意、找毛病。生活和事业能结合到一起,多少能减轻些对家人的内疚感吧。

舞台,就像一个磁场,牢牢地吸着王平的人生。他说,做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一生就乐在其中了。(记者 张连杰)

(摘自 《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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