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有云：离我们太近的事情反而易被淡忘。那么，对于在近人眼前迅速成长为一门重要艺术的电影呢？是否也可作如是观？ 也许是的。比如，当我们几乎将全部气力放在当前电影现状的追踪研究上时，却不意发现：要写作一部完整的电影史，已存在着太多的困难--这种困难首先来自于有关电影艺术发生的最早情况愈来愈趋于模糊，以至于象乔治·萨杜尔这样的史学大家，也不得不在他的《世界电影史》的前言中这样写道："本书作者只能象古生物学家那样，从遗留下来的几根骨骸来考证一只动物的全貌 ……。" 更为现实的情形还告诉我们：现今连电影学院的莘莘学子，也很难自信地标举出本民族本行当刚逝不久的"祖师爷"了。自然，这不能说是一件多么令人悲哀的事情。但它却促使我们怀着某种冲动，去设法"回忆"过去了的种种情景。令人突发奇想的是：所谓历史，或许就存在于人们的"回忆"之中？ 作为中国电影肇始者的任庆泰 当我们把中国电影的第一人称作"任庆泰"的时候，可能会引起某种突兀之感--通常，关心中国电影史的人，只被《中国电影发展史》告知此人姓任名景丰。但事实上，"景丰"只是其所行之"字"，"庆泰"才是他的本"名"，而在"名"和"字"中各取其一，大概就是他所经营的那家著名照像馆取名为"丰泰"的由来。
作为中国早期的一家著名照相馆的业主，任庆泰被从事摄影史研究的学者所看重，自是理所当然；而作为中国电影的肇始者，他之在中国电影史中的地位无疑也是令人关注的。但是，无论是六十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还是前些年出版的《中国摄影史》，除了将他称作为"任景丰"和极少的背景材料记录外，对其生平经历、甚至生卒年月均语焉不详。对于电影史学工作作来说，这显然是一种遗憾。
据笔者掌握到的材料，任庆泰，字景丰，又作觐风，生于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卒于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关于任氏的生地，《中国电影发展史》记为"沈阳人"，系误，当为辽宁法库县四台子村[1]。任庆泰祖籍原系山东蓬莱，祖上何时迁入辽宁，待考。相传，任的祖上为当地缙绅，清末肃王耆善赴辽时"曾驻其家"。但他无意承继家业，"愤志士多趋学、仕两途，乃锐意经营实业"[2]。这使他辍学私塾而习木工。清同治九年（1870）前后，他去奉天（今沈阳）在富绅于某开办的一家照相馆中当伙计。不久又到上海一家外国人开设的照相馆里做镜框活儿，并偷着学了一些照相技术。清同治十三年（1874），他又自费去日本深造照相业务。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任庆泰从中受到不少启发，认定照相业作为一种商业文化，必定会在中国有可观的前景，故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回国在北京开设了"丰泰照相馆"。"丰泰"并非如时人讹传的那样是所谓"中国的首家照相馆"，但它确系北京同业中的由中国人开办的第一家，地点设在琉璃厂土地祠（解放后南新华街小学设于此地，今原址已毁）。就当时来说，"丰泰"的规模堪称不小，技师、学徒多达十余人，并兼营照相器材。它以拍合影和"戏装照"闻名京师，尤以摄制发售戏曲名伶照片为重头经营项目，颇受老北京人的欢迎。任庆泰因此而声名大振，还曾数次应召为王公贵族拍照，被慈禧赏赐四品顶戴。
作为中国影业的肇始者，任庆泰不仅经营照相有方，而且对其它实业也怀有浓厚的兴趣。盛年时，他还投资创办了"保和堂"、"庆馀堂"，"老德记"等中、西药房，开过桌椅木器店和汽水厂（因此而有"嗬兰水大王"雅号），后来又经营过"东安市场"，从而使他成为清末民初北京的一位颇有影响的实业家。值得一提的是，今北京前门外新修的立体声大银幕电影院"大观楼"，其前身也由任氏所首创。关于"大观楼"的始建时间，目前说法不一。1988年3月12日和7月18日《北京晚报》关于"大观楼"修葺的报道中记为"初建于1913年"；1988年7月20日的《北京日报》发表的《大观楼观片记》一文也同此说。但一些史家对此存疑，笔者也认为此说不甚确切。因为任庆泰拍摄国产片的初衷首先是由"大观楼"征源匮乏而引起的，而他的第一部影片摄于1905年，那么"大观楼"的创设不应晚于这个时间。
任氏经营的"大观楼"，是由他投资的商场中的一间娱乐场所（可能叫"大亨轩"）改建的。这是北京第一家专门放映电影的"电影园"。它在剧场体制上对当时"茶楼式"的传统结构进行了改良，全部采用横式排座，并备有靠椅；同时，为适应当时男女不同席的习俗，实行男女分座，楼下为男宾席位，楼上则为女宾专设[3]。据记载"大观楼"虽然"所映影片，尺寸甚短，除滑稽外，仅有戏法与外洋风景"，但"每晚上座常满" [4]。然而，虽然生意不错，但任庆泰还是感到不甚满足，因为所放的几套"美人旋首微笑"、"黑人吃西瓜"之类的外国短片，既单调且与国情民俗有隔。这就使他产生了一个念头，把戏曲的"静照"拍成戏曲的"活动照片"！于是，中国首批国产片就这样诞生了。
自1905年开始的四年光景中，任庆泰和他的照相馆一共拍摄了《定军山》等8部影片。直到1909年，一场起因不明的火灾致使"丰泰"元气大伤，任庆泰才终止了他的拍片活动[5]。此后，任氏的其它营业也不甚顺利，虽欲图中兴而仍然境况不佳。晚年，他归赴法库休养，于1932年去世，享年82岁。
《定军山》及其它
任庆泰主持拍摄的第一部国产片《定军山》，是一部戏曲纪录片，它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主演。 任庆泰与当时的戏曲演艺界交游甚广，名伶们也常借泰丰照相馆拍摄各种身着戏装或便装的照片。"伶界大王"谭鑫培是其中与任氏相交较深的一位。谭鑫培（1847－1971）原名金福，湖北汉夏（今武汉）人，因其父号"谭叫天"而得"小叫天"艺名。在后来漫长的艺术生涯中，他博采众长，既善于继承又勇于创新，唱念做打各方面均有自己的创造，确立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谭派"艺术，京剧界甚至流行有"无腔不事谭"之说。梁启超曾赠诗云："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三十载如雷。"谭氏在表演上"文武昆乱不挡，唱念做打俱佳"，戏路甚宽，"不但唱工好，做工尤其讲究"，"差不多在每出戏里都研究出一点"绝活""[6]。他在青年"倒仓"时曾下苦功学过武生戏，精武术，尤善舞蹈（时又称"单位小叫天"）。坚实纯熟的武功根底，矫健稳练的身手，使谭鑫培无论演靠把戏、箭衣戏或褶子戏，都能做到身段灵活洒脱，干净洗炼，并能在很多戏里表演独特的技巧性动作。
《定军山》是一出唱念做打俱全的长靠老生戏，演出难度很大，然却是谭氏最受观众欢迎的拿手剧目之一。任庆泰与谭鑫培的第一次合作，即定为此出，这里大概既有谭氏自己的偏爱，也有任氏投观众所好的考虑。
关于戏曲片《定军山》的拍摄时间，通常均沿袭《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说法，即1905年的秋天。梅兰芳述《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中，执笔者许姬传先生也记此片的拍摄"大约是一个秋季"。但事实上，影片《定军山》是为庆贺谭鑫培六十岁生辰(实为五十九岁，旧时老人过生日往往逢九过十，盖因忌"十")拍摄的，而谭氏的生日是农历三月初九，故当为春末夏初。许姬传先生是根据其友吴震修先生亲睹此片的回忆而记述的，想来是目击者记忆中的春末夏初的节令特征与秋季十分相似的缘故吧。五十年代末，当时曾是"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影协"前身)工作人员的王越先生，曾采访过"丰泰"的学徒刘仲明(即《定军山》等片的摄影刘仲伦的堂弟)。在王越先生后来写的关于这次采访的追记文章中，刘仲明回忆此次拍摄亦在"上半年的一天"[7]。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第一部影片诞生的日期并非1905年的秋天，而是同年的春夏之交。 作为中国第一部影片的《定军山》，首先是被当作一种戏曲演出的纪录而拍摄的。《定军山》又名《取东川》或《一战成功》，取材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中的第七十、七十一回。剧情写曹将张郃兵败惧罪，又攻打葭萌关；老将黄忠、严颜向诸葛亮讨令合力拒敌，诸葛亮以黄忠年事已高未允出战；黄忠被激怒，于军师帐中舞刀，断弓，遂讨得令箭、杀退张郃，又乘胜攻占曹军屯粮地天荡山，复又攻打曹军重镇定军山；几经交战，终于把守将夏侯渊引至荒郊以拖刀之计斩于马下。晚年的谭鑫培在艺术造诣上正是炉火纯青之时，演靠把老生可谓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他扮演的黄忠，虽然面相清癯，却精神饱满，能从性格逻辑出发来设计人物的外在动作形态，既重把子功，又紧紧把握住"戏理"，从而把黄忠的老将之风表演得形神毕肖，使形象不仅具有形式美感魅力，且又不失艺术的真实性和生动性。任庆泰与谭鑫培的这次合作，是在丰泰照像馆的中院天庭内进行的。因受天气、技术等方面的限制，拍摄活动时断时续，前后共历三天，拍下了《定军山》中较为精彩的"请缨"、"舞刀"、"交锋"等片断。 继《定军山》之后的同年下半年，任庆泰和他的助手们又拍摄了谭鑫培的另一出靠把老生戏《长板坡》的片断。次年，拍摄了京剧"俞派"创始人俞菊笙的《艳阳楼》的"打出手"和《青石山》的"对刀"部分。在以后的几年中，还拍有俞振庭的《金钱豹》(1906)、《白水滩》(1907)、许德义的《收关胜》(1907)、小麻姑的《纺棉花》等戏的片断。据后人记述，这些戏曲短片，"五花八门，备极可观，曾映于吉祥戏院等处，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8]。所谓"万人空巷"，恐怕仅是对观众看片热情的一种形容；但这些影片确实是在当时的一些影、戏院上映过的，起码首先在任庆泰自己所属的"大观楼"放映过。据"红生宗师"李洪春先生于1980年6月在《北京日报》发表的《我国最早上映的戏曲纪录片》一文，他就曾于少时看过"大观楼"映出的这些戏曲短片。
上述《定军山》等我国首批电影出品，都是在简陋的条件下，以较原始的方式进行拍摄的。关于这些影片的拍摄情形，王越先生以他惊人的记忆力所撰的《中国电影的摇篮--北京丰泰照像馆拍摄电影访问追记》一文，有较详细的记述：(刘仲明说，就在"丰泰"中院的天庭里)"廊子下借着两根大红圆柱，挂上一块白色布幔。屋内成了谭老板(按：即谭鑫培)临时起居的地方，他的跟包、琴师、敲锣鼓家伙的，都来了。屋外院子里，把那架号称"活动箱子"的摄影机，摆在了靠前院后墙边。由照相技师刘仲伦担任拍照(按：即担任摄影)，他是"丰泰"最好的照相技师了。虽然前几天练过几回，但真的上阵，仍显得有些紧张。一通锣鼓过后，布幔后闪出一个戴髯口、持大刀的古代武将来，这就是谭鑫培最拿手的《定军山》里的老黄忠，只见他配合着锣鼓点儿，一甩髯口，把刀一横，立成顶梁柱一般，就听旁边有人喊："快摇"，刘仲伦便使劲摇了起来，那时的胶片只有二百呎一卷，很快便摇完了，算告一段落……"[9]。于此可见当时拍摄工作的条件限制和缺少经验，因此，拍摄出来的影片在银幕效果上的不甚理想，也就可以想见。
在《定军山》等片的拍摄中，任庆泰所担当的工作，是筹划和指挥整个拍片过程，包括演员和摄影机的地位摆布等。尽管中国此时远末出现"导演"的称谓[10]，对导演工作的职能也不甚了了，但事实上，任庆泰在拍片活动中所充任的角色，与后来所谓的"导演"已经很接近了。以此论之，任庆泰还可以说是我国第一位电影导演。
首批国产片：选择中的纪录 《定军山》、《艳阳楼》等戏曲短片，作为中国民族电影的滥筋，自有其值得探究的创作特点。从艺术形态来看，它们尚显幼稚原始，甚至可以说还只是停留在给戏曲演出"照相"的阶段--将胶片仅仅作为复现、纪录的手段，而远未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多的艺术创造；同时，也很难说这些短片的摄制，在当时已经有了多少明确的美学追求。但是，既然是一种电影出品，自然也会有其某些方面的特殊之处。其中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可以说是它与拍摄对象之间的这样一种构成关系：选择中的纪录(即对纪录对象进行较为慎重的选择之后再进行纪录)。 诚然，任庆泰的拍片试验，正如他作为"商人之先觉者"[11]而将商场改建为"电影园"一样，更多是出于商业经营者的考虑；但在他的初衷里，也未尝不搀杂有电影爱好者对这种新鲜事物的既不知底里、又欲一试的心理动因。因而，正是此二者的结合，使任庆泰颇费一番心思的拍片尝试，既带有个人的偶然因素，又暗合了某种必然性。这首先体现在他的电影拍摄不是从日常生活场景的如实摄录(如风光、新闻、打逗等)开始，而是将镜头直接对准了本民族源远流长的综合艺术--戏曲--这一点上。这显然是一种较为明智的选择。在任氏拍片之前的中国近十年的外国电影放映历史中，"脚踏车赛跑"、"戏法"、"风景"等题材已屡见不鲜，观众对此也已不再怀有最初的那种观赏兴趣。这就决定了任庆泰不会再以巨资购置的电影器材来步此后尘--尽管此前他曾帮助过一位法国人拍摄北京风光，有过拍风景片的直观经验[12]。另外，从世界电影的发展趋势看，二十世纪伊始，法国的梅里爱、齐卡、美国的鲍特等人，已经开始拍摄了一批较为成熟的短故事片，标明此时期银幕探索已越过了纪录俗艳美色、社会新闻、风光嬉闹的初级阶段，而开始将重心转向了如何利用新的可能性来进行叙事。对于实业家任庆泰来说，他既不可能具备这种自觉的电影意识，又无可靠的拍摄叙事性影片的经验，显然不会去冒失败的危险。就上述两点来看，任庆泰之一开始便将镜头对准戏曲艺人的表演情景、以吸引观众的观看热情来保障初次实验的成功系数，这种选择无疑是在情理之中的。
此外，《定军山》等片的"选择性纪录"的特点，在对戏曲艺术本身(包括剧种、剧目、演员等方面)的选择上也有所体现。比如，中国戏曲的剧种多达三百六十余种，而"丰泰"前后数年出品的影片却均一无例外地出自京剧，细究起来，似非出于偶然。有清一代，地方戏兴盛，京剧则是其中发展较快的一个新剧种。至清中叶，由于京剧的艺术流派纷呈、剧目丰富多采以及"雅俗共赏""无所不适"的唱腔特点，使它在中国戏曲舞台上成为影响最大、观众最多的一个大剧种。任庆泰进行拍片尝试之时，京剧艺术正处于上升阶段，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演出尤为鼎盛，谭鑫培、俞菊笙等名伶声噪一时。这样，即使是出于营业考虑，京剧也最有资格得到第一批戏曲片的宠爱并与之结缘。不仅如此，这些影片对戏曲对象的选择，更突出和更重要地表现为对演出剧目的精心遴选上。京剧剧目极为丰富，旧传有"唐三千宋八百"之说，仅近人陶君起先生编著的《京剧剧目初探》，就收有传统剧目一千二百余出。如此繁多的剧目，在演出时尽管均须综合运用"五功四法"，但有的主要以唱、念为主，有的则侧重武打和做功。被称作"活动照相"的早期电影，由于尚处无声阶段，它只能"用活动来表现活动"(爱因汉姆语)，因而，并不是所有的剧目都适合作为影片的拍摄对象。任庆泰在这一点上显然有着相当明晰的认识，他对剧目的遴选采用了一个特殊的办法：先派职员去戏院把受观众欢迎的戏记下来，然后选出其中做、打动作多于唱、念的片断拍成影片[13]。"丰泰"出品的这些戏曲纪录片，绝大多数是武工戏中的一些武打、杂技等戏曲舞蹈场面片断(而主演者也多是精擅武生行当者)，从而突出了视觉运动的银幕感受。这说明，我国电影的肇始者，其活动虽属试验，但对电影的运动特性也有了初步的把握。
当然，《定军山》、《艳阳楼》等第一批国产片，尽管已具有了上述诸多"选择中的纪录"的特点，甚至隐约预示了电影作为艺术的某些成份，但是，它们离成熟的电影艺术还有相当的距离。在这些影片中，电影时空与戏曲时空是完全同一的，场面调度也还是照搬舞台调度的样子，摄影机的视点显然也以舞台观众的视点和最佳视距为依据，因此，它们所体现的美学意义上的品格特征，与其说是"电影的"，还不如说更多是"戏曲的"。但是，作为首次电影实践，这些，并不妨碍它们开中国民族电影之先河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深远意义。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自己一开始拍摄电影就与本民族固有的文化艺术联姻，无论如何是一种积极的历史现象。新兴的外来艺术形式，在民族传统艺术中汲取生长的营养和依傍的力量，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否则，它的发展将会有更多的困难。事实上，中国的戏曲艺术在本国电影的每个发展阶段，几乎都伸出了友谊之手：第一部影片《定军山》是一部戏曲纪录片；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1931)，不仅描述了戏曲艺人的悲欢生涯，而且还穿插了四个演唱片断；第一部彩色片《生死恨》(1948)，也是根据同名京剧改编并由著名戏曲艺术大师梅兰芳主演的。不唯如此，由《定军山》发轫的中国戏曲片创作，作为一种形态独特的影片种类，还丰富了世界电影之林，从而为人类的艺术创造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注释 ：
[1]据《中国电影的摇篮》(载《影视文化》第一辑)一文记述，任庆泰是"法库门什台人"。"门什台子"是否"四台子"的音误，待考。任氏既生于法库，则绝非"沈阳人"，而应为辽宁人。据闻，由于任氏曾为中国戏曲史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图录史料，现已被收入正在编纂中的《辽宁省戏曲志》"人物"部分。
[2]引自《四十年前的北京》，《新北平报》1938年3月18日。
[3] [11]参见《北京电影事业之发达》，《电影周刊》第一期，1921年11月北京出版。
[4]引自《商报》画报第6卷第9期，1932年9月天津出版。
[5]关于"丰泰"被火原因，有人认为是庚子事变中革命党放火所为，似不切。庚子(1900)年问，确有一批洋货店(包括照相馆)付于一炬，但"丰泰"遭火的时间显然与此有较大出入。
[6]引自董维贤《京剧流派》第2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出版。
[7] [9] [13]见王越《中国电影的摇篮--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电影访问追记》，《影视文化》第一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
[8]引自《旧剧电影化并非始自梅兰芳》，《电影周刊》14期，1938年12月上海出版。
[10]中国古代和近代戏剧中均无"导演制"。据《陆洁日记》，中文"导演"一词，最早出现于1921年上海创刊的《影戏杂志》，创译者为该刊译稿编辑陆洁本人；而最早用于影片，亦始于由陆洁编剧、1924年大中华影片公司出品的《人心》。
[12]参见程步高《影坛忆旧》第93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出版。
【原载《电影艺术》1992年第2期，《中国电影年鉴》1993卷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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