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江先生有一种难得的学术态度

我与坂东玉三郎用了十年时间完成中日版昆剧《牡丹亭》的创作，又在中日两国又演出了百十场，也算得是近年戏剧界的一桩盛事。

玉三郎拥程我拥梅

我与玉三郎，对于艺术的见解，自然是相近之处很多，否则不可能合力从事《牡丹亭》的工作；但是，我们也有看法不一的时候，甚至争执起来，其中之一，是关于京剧的梅派和程派。我拥梅，玉三郎则是从拥梅而转向程，他说：“我感觉从气质、性格上，更接受程砚秋。”我虽不认同玉三郎的意见，但也为他搜集了许多程砚秋及程派的资料。2008年5月，我们在北京湖广会馆举办首次中国公演，我特意为他请来了程砚秋先生之子程永江先生。玉三郎喜出望外，对永江先生说：“程派艺术了不起！我在演出《离魂》一折时，对程派艺术有所借鉴。”永江先生听后也很高兴，希望大家能约定时间往深里谈一谈。可是，这个愿望至今仍未实现，且是再也不能实现了。

以治美术史的方法写《长编》

6月5日，程永江先生以八十二岁高龄在京病逝。其实，就在数日前，他还观看北京京剧院举办的纪念程砚秋先生诞辰110周年演出，而且成为梨园一大话题。真是“天有不测风”，令人倍感惋惜。

我与永江先生相识很早，二十余年前邂逅于老舍夫人胡絜青老人家中，后来又在吴祖光先生处遇到过。给我的印象，他不是个善言辞的人。我们也没有更多的交往。这种情况我在梅家有类似的经验。梅兰芳先生次子绍武叔便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绍武夫人屠珍教授则是出了名的健谈，我们就有了说不完的话。对于永江先生，我更多是像接近绍武叔似的，主要是通过他们的著作来接近他们。

坦诚地讲，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戏剧的研究，事实上做得极不到位。倾向于老派的，主要以捧角为主，往往是连戏带人，所谓“德艺双馨”几成陈词滥调。倾向于新的，亦未必有多么新，不外乎拾西人牙慧，多用了几个近代引进的新词罢了。我在东京大学讲授《中国京剧艺术》课程时，曾为此深感苦恼，因为我所能为学生提供的学术资料实在是太有限了。处在这样的苦闷中，我极意外地收到由北京市政协赠送来的一套《程砚秋史事长编》，给予我的帮助甚多。

《程砚秋史事长编》的性质是年谱，放在众多的年谱中，或许并不扎眼。不过，这部完全符合国际学术标准的、中国传统戏剧艺术家的年谱，先前却是不曾有过。我由此注意到编撰者程永江先生的经历，他毕业于前苏联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后来长期在中央美院任教。所以，程永江先生不仅是程砚秋之子，他以治美术史的态度和方法完成《长编》，以此证明他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程砚秋的研究家。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梨园界，能够同时兼具这两种身份，都堪说是一种奇观了吧。这部《长编》，更为中国传统戏剧的研究，立下一个新的标杆。此意义，虽于今日未彰，我相信，势必光大于后来。

其后，我陆续又购到永江先生整理之《程砚秋日记》与其所著的《我的父亲程砚秋》。《程砚秋日记》某种程度带有资料汇编的意味，不同凡响的是，大量资料都是一手，真实展示历史原貌。我们这种好古之人，经常会感慨地说自己“余生也晚”。事实上，如果不晚，作为同时代人，能读到程砚秋日记者又有几人？展读《程砚秋日记》，我多次为“晚”而庆幸，我从中的的确确触碰到程砚秋先生的内心世界。譬如：

1957年2月13日。

陈叔通先生致函砚秋，切嘱曰：“你以后千万对周（扬）、田（汉）、夏（衍）要谦虚，说明要他们指教，切不可因此次介绍事战胜了田，不知不觉又生硬起来。我对介绍事始终以为田的劝告是对的。你对几位副院长亦要谦虚。我的话未必入耳，但还是要说。两知。”

函中的“介绍事”指的是程砚秋先生由周恩来、贺龙两人介绍入党。个中的史事暂且不论，以往我们多知程先生身边有罗瘿公与金仲荪，这册日记显示出陈叔通先生对程之影响力，不惟不逊罗金，且更为持久，乃至在程晚年，仍然作得如此教训。

这种珍贵史料，程永江先生肯于和盘托出，与我们大家分享。这仍然是一种难得的学术态度。

生动的程砚秋先生影像

最后再说几句《我的父亲程砚秋》。程砚秋先生严禁子孙学戏，因此永江兄弟都未入梨园。作为以口传心授、父业子承为传统的戏剧艺术，应该说，是一种损失。但是，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距离感，永江先生对于父亲的回忆，更着重于“父亲”的一面，于是为我们留下一幅生动的、生活中的程砚秋先生的影像。譬如，程砚秋的兄长们如何不争气，而作为老母亲的程老夫人，只好采取站在院子里“骂大街”的方式，一次又一次逼迫砚秋资助哥哥们。这些尽管是“家丑”，但情况并非特殊。昔年胡絜青老人就曾对我说过，老舍母亲逝后，老舍的哥哥赶来大闹的事情。这却真实地表明，我们的前辈艺术家、作家，即是处在这样的生活环境。所以，永江先生回忆父亲，并不全是“高大上”，作为家属，能有这样的心胸，于今更说是格外罕有。我每每奇怪，现在说到往昔的人物，总要看着其后人的脸色说话，乃至出现孔子多少代之后的后裔，还要来以权威面目阐释孔子。既然如此，那还要我们这些研究家、学人做什么？都由各家去研究各家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