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锣鼓点里的文化

京剧伴奏离不开锣鼓，喜欢听的人是享受，不喜欢的人却只当它是噪音。我在电视上看学生京剧大赛，见有位评委问参赛学生：京剧的锣鼓场面是有表现语言的，你能听出来吗？这问题倒像是问我了。细想，文化到了博大精深的地步，文字和语言确实都显乏力，雷鸣电闪，燕语莺声，演员的圆场跑在锣鼓的节拍上，步步踏的都是一种心情，的确是无言胜有言的意境了。

有人说，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什么都是文化。这话却也不错。鸽哨悠悠，早已是北京的声音符号，深远，幽静，听到它就会让人感到安谧，难怪诸多北京题材的影片，都不约而同地用鸽哨烘托着情绪。但同样是鸽子，到了吴宇森手里却是杀戮的标志了，电影里只要有枪战场面就有鸽子，腾飞的鸽子只让观众头皮发麻。文化也许就是这样的，特定的景物加上心理的暗示，最终酿成的，是充满指向性的情感。

在北京人的眼里，伴稀粥的咸菜丝切得粗细，刚上市的黄瓜是否顶花带刺，马老板今天晚上是不是“铆上”了，都是文化。如果能就着细细的浇了花椒油的水疙瘩丝，和一盘清香的蒜泥拍黄瓜，喝下一碗热乎乎的新棒子面粥，然后打着饱嗝去听一场马连良的《失空斩》，这一天的生活，就是最满足的，是一种惬意，也是一种温馨。不要以为这种惬意和温馨只是惬意和温馨，北京人是惯于举重若轻的。信手拈来的一句话，也许就会让你琢磨许久。有一天我从地铁站出来，一时恍然找不准方向，见路边有位大爷跷着二郎腿喝茶，就上前问路。大爷看看我，在指给我道路之后说：听您这口音，不应该找不着北啊。满脸是善意的奚落。我暗笑，边走边想，找不着北，一语双关，在北京话里有骄傲、忘形之意。算是大爷的旁敲侧击吗？回头看，大爷那徐徐摇动的芭蕉扇里，分明是有厚重的东西在的。

这样的都市，京剧的锣鼓点里怎能没有丰富的语言。这样的都市，每一寸泥土都渗透了文化的芬芳。而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北京人最明白，不是填写在证书上的学历，是举手投足间的雅致。

读名人轶事。钱钟书先生去世之后，心仪杨绛的费孝通来看望杨绛先生。老太太送费先生下楼，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今后就不要知难而上了。这样的礼貌，遂成千古佳话。但要知道，在北京，不是只有文人才这样的。引车卖浆者，也有如此文雅和如此傲骨。我的外祖父，昔日燕京大学的一名普通采购员，说一口流利英语，在占领北京时却拒绝做任何事情，致贫病交加而死。因此我读古文时，不食周粟的故事真是刻骨铭心的了。

文化就是这样的，说到底不仅仅是风花雪月，更是剑胆琴心。吴宇森喜爱鸽子，也是寓情于物吧，还是中国人的情怀。我却更喜欢咀嚼梅特林克的一段话：在星期日不去酒店喝个醉，却只安静地待在他的苹果树下读书的农民；厌弃跑马场的纷扰喧嚣却去看一场高尚的戏或者只度过一个宁静的午后的小市民；不去街上唱粗俗的歌或哼些无聊的曲子，却走向田间或者到城墙上看日落的工人。他们全都把一块无名的、无意识的，可是绝不是不重要的柴薪投进人类的大火之中。

这才是文化。这才是蕴藏在京剧那丰富的锣鼓点之中的普通而伟大的语言。这样的语言，在今天充斥屏幕的庸俗影视剧里大概找不到了，却在人间顽强地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