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火丁大概算是目前最有观众缘儿的京剧演员之一。自身风格突出、舞台掌控力强，又身在戏校、不常露演，近两年偶尔登台，真是一呼百应、一票难求。有“灯迷”戏称她和王佩瑜去年秋天合作的《红鬃烈马》为“世纪红马”，风靡程度可见一斑。
5月28日国家大剧院“相约北京”艺术节闭幕式，她演出《锁麟囊》。开演半个月前，微博上冒出了“热爱张火丁，从抵制黑票务开始”的话题和投票，有不少戏迷甚至演员参与、转发，种种“血泪史”颇让“友邦惊诧”：有戏迷通过国家大剧院会员渠道提前订票，放票时老早过去排队，却被告知没预约成功，组委会拿走了八九成的票；或是通过永乐票务预约购票、付款，最后却被告知没票。在剧院排队的会员实在不忿，言辞激烈，引起围观，于是有领导出来息事宁人，给了每人两张二楼的票。可等到过了几天，戏迷发现淘宝上有不少商家售卖这场的票，动辄加价好几百、库存几十张，实在不像是几个正规售票渠道的“售罄”可一言以蔽之。
这种正规渠道买不到票，淘宝上尽是加价购票的情形，“世纪红马”时也有发生。于是有戏迷发起上述话题、投票，在微博、论坛进行“网络维权”。事件目前的最新进展是，通过永乐票务购票并坚持不退款的戏迷，最终拿到了之前预售买的票。
作为一个基本靠自己掏腰包进剧场的普通观众，我对于倒票的“黄牛”一点儿也不陌生。开演前剧场门口聚集的黄牛，其手里的票大半是拿了赠票或者临时不来的观众所售，也有部分是票房的指缝里漏出的，来源的“清白度”颇可疑。黄牛手里的票多票少、价高价低，视演员、演出而“有个贤愚而不等”。
受惠于长安、梅大门口的黄牛，虽然囊中羞涩，偶尔也能花小钱坐好座儿，这是常态。而黄牛加价卖票，在目下戏曲演出市场算得稀奇，这必须得是特别有号召力的演员、演出才能为之。个人一向认为，黄牛手里的成交价，才是市场供求的平衡点，是这个演员真实市场价值的体现。那票面上百上千的定价，有时未免虚高。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张火丁这几次演出的票价高企、一票难求，并不是正常的市场博弈，而是演出组织方、剧院和倒票者几方的合谋，对于提前购票、预约的观众而言，他们是根本违约；对于整个戏曲演出市场的管理而言，已经算得上是扰乱市场秩序。一旦网上付款成功，基于戏票的买卖合同不仅成立，而且观众一方的主要义务已经履行，之后就等着售票方供票了。事后种种证明本有余票售票方却不供票，这并非是合同免责的不可抗力或者情事变更，而是售票方不诚信的根本表现。而经维权、引起各方谴责才肯补票，简直就是“会哭的孩子有糖吃”，人为抬高交易成本，有违商业精神。
近几年来院团和体制松绑，其意在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人民文化生活的繁荣与院团演出水平的提升，最实际的功效是让票面的价格降下来，让院团和演员的实际收入涨上去。可市场流通如此之不顺畅，两方的期望大概都会落空。君不见这次网上维权的同时，有不少“灯迷”表示已经累觉不爱，也有的干脆吸取经验不买票了，自然也有过来人劝道：“戒了吧。”
观众是用脚投票的。往极端了想，张火丁的演出票务再这么混乱下去，最后会不会出现“有价无市”的情形？我个人倒是比较乐观，毕竟“热爱”是“抵制”的前提，而在网上维权最积极的戏迷，也准备买张火丁赴美演出的票了，真爱无疑。
虽然市场的归市场，艺术的归艺术，售票的混乱、各方违法牟利的账不该算在演员头上，但是集腋成裘，总归有损令名。
在戏曲曲艺演出最景气的民国年间，挑选合作方这种事，一般不会落在演员自己身上，毕竟六场通透常有而一专多能不常有。那时候有“经励科”这一角色，干的活儿类似现在的演出公司和经纪人，组班邀角儿、排戏码和发包银，基本一手包干。不少经励科本是行内出身，懂戏爱戏，比如“南麒北马”这一说法的叫响，其实始于1931年天津春和戏院开张，著名经励科李华亭约请周信芳、马连良二位来此合作一期的大手笔。经励科慢慢形成了垄断，把持剧场，欺行霸市，演员有没有戏演基本不由自主，有名角儿自己挑班试图绕开他们，但行内的大多数还得仰仗他们的关系吃饭，很是为戏曲演员的“台下泪比台上多”做出了贡献。于是新中国成立后经励科被逐渐取缔，后来院团公私合营乃至全部公有化，也自然没有他们生存的空间了，算是用政策手段破局市场乱象。
目下戏曲演出慢慢重回市场，新时期的经励科或者经纪人，作为演员和市场之间的润滑剂自然必不可少，而市场监管也不能“一夜回到解放前”，诚信和市场精神都是需要慢慢培养的。虽然我一向主张，能用《合同法》解决的问题就不必麻烦《治安管理处罚法》，但“能而不为”与“存而不用”是两回事，就像艺术水平和艺术演出的票价是两回事一样。
除了倒票，临时换演员大概也是戏迷们经常遭遇的合同履行不适当。以时间顺序而言，个人遇上过三次。一次是在天津，《状元媒》的折子，原来主演是张萍，因为她临时有外事演出任务给换成了薛亚萍。一次是在北大百年讲堂，《锁麟囊》主演迟小秋生病不能上台，处理方式是临时请上海的史依弘代演，并给每一位购买该场戏票的观众补一张北京京剧院系列演出的票，场次自选。我个人对这两次换角儿并无不满，盖因北大那次有提前通知，观众有选择权并且还有补偿，请来代演的演员声名也并不亚于原主演；而天津那次虽然是开场才知道换人，但薛亚萍是张萍的同门师姐，票房号召力甚至更强。这都是三四年前的事了。但去年秋天正乙祠演《十三妹》，原定的安公子由老艺术家萧润德扮演，但直到开演字幕打演员表，观众才知道换成了一位不常参加商演的戏校老师，这种主演往次了调且不提前告知、没有任何补救措施的行为彻底激怒了我，直接找演出方理论了半天，退票走人。
我后来琢磨这三次换人的不同，戏曲演出现在瞧着比前几年红火了许多——明珠不可能永远暗投，所以更多只追求利润，对诚信和戏曲都不太熟悉的人开始进入这个市场，所以才会乱象频出，才会有“世纪红马”这种主演都极具票房价值但实际演出风格并不相投、演出效果也不尽如人意的情形出现。
要求经励科、剧场方懂戏，在戏曲演员自身未必肯钻研的当下，未免有点求全责备；但要求他们谨守契约、尊重市场，大概在观众认真对待权利和监管方认真对待规则的两相施压下，多几个回合，是很容易见效的。毕竟，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各方都是盼着戏曲好的。
（摘自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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