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王公与京剧

京剧形成，在清道咸之交。经咸同光宣，至清末民初臻于成熟，形成极为繁盛的局面。京剧形成以致成熟，自有其必然原因，而清廷推动之力尤不容忽视。

清廷对于京剧之推动，首先来自帝后，而以慈禧太后个人喜好为尤。帝后以下，王公贵胄好之者亦颇不少。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然而，清代王公贵胄喜好戏曲者代不乏人。自康雍乾以次，因皇权日趋集中，清廷于贵胄干政并不鼓励。而声色犬马之娱，则不加禁止。是以诸王府中多有蓄养戏班以自娱者。惟咸丰以前，皮黄尚未登堂入室，一般王公贵胄所好多为昆弋。文宗兄弟行，如恭忠亲王奕訢，据云仅好昆曲，不喜皮黄。这一爱好，甚至成为恭王府传统。《清稗类钞·戏剧类》有“恭王嗜昆剧”条，记恭忠亲王之孙，第二代恭亲王溥伟“喜观昆剧，能自唱，左右亦能和之。每遇小饮微醺，辄歌舞间作”[①]。溥伟袭爵，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其时皮黄已然盛行。溥伟及弟溥儒、溥德等均喜好皮黄，与名角孙菊仙等过从甚密。其嗜昆剧，实出家庭传统，并非排斥皮黄。

事实上，恭忠亲王亦并非绝不听皮黄。《清稗类钞》载恭忠亲王听京剧一例：“光绪时，京师梨园丑角首推刘赶三。赶三演剧以善诙谐得孝钦后欢，谑浪笑傲，无所不至。一日，演《秦淮河》一剧，高声呼曰：‘排五的排六的排七的都出来见客呀’。盖指惇王、恭王、醇王也。都中妓院，其妓以次行而无名字，故赶三以是相谑，宫人莫不掩口胡卢，即孝钦亦乐闻之。惇王闻之怒，立叱侍者擒下，杖四十”[②]。据此，则事发于宫中，应为西太后赏入座听戏，多少不能算是奕訢的主动行为。且所记惇王举止，颇不可信。张次溪《燕都名伶传》：“某岁，某贵人宴客，招赶三演《思志诚》一剧，赶三饰鸨母。演客至时，引吭高呼曰：‘老五老六老七，出来见客呀’！时惇、恭、醇三邸，适自外入，惇行五，恭行六，醇行七也，故赶三以是讥之。惇邸闻而击案，曰：‘何物狂奴，无礼如此’！将下之狱，众为缓颊，杖四十”[③]。这里，地点改为某贵人堂会，剧目也变成《思志诚》，整个故事合理不少。此事各种小说笔记记载颇多，具体细节亦多出入。然而，细节虽有所差异，但这一记载所折射出的清代王公贵胄对于京剧的兴趣，有一个从排斥到接收而热衷的过程，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光绪后期，奕字辈诸王渐趋凋零。随着清廷对汉大臣信赖丧失，载字辈王公逐成清廷柱石。此时，京剧已成京城最流行娱乐形式，且西太后对皮黄的兴趣经久不衰。诸王身处其间，对京剧的态度与其上一代已截然不同。不仅好之者众，且多以票友身份身体力行。其中尤以光绪帝胞弟载涛、载洵昆仲为著名。

载涛，醇贤亲王奕譞第七子，幼时过继钟郡王奕詥。后袭贝勒，加郡王衔。曾留学法国，专修骑兵作战科目。清廷新设禁卫军后，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满清王公贵胄票戏，多能艺兼文武。载涛票武生，既能长靠又能短打，所演《铁笼山》、《金沙滩》、《白水滩》、《水帘洞》等，尤为内行称道。其《安天会》一出，与杨小楼同为张淇林所授。后名武生李万春曾随之学戏三年。除武生戏外，载涛还能演《青石山》周仓、《贵妃醉酒》杨贵妃等，梁小鸾即曾向其学过《醉酒》。其兄载洵，承继瑞敏郡王奕志为嗣，袭贝勒加郡王衔。宣统时任海军部大臣，曾提出一个庞大的海军计划，以不切实际而搁置。当清末之时，涛、洵昆仲的将略至多也只能流于空言，但其舞台实践，却如火如荼，常出入票房票戏。据云有一次他们的母亲生病，其兄醇王载沣回家探望，未及数言，载洵、载涛便把载沣拖走，说是后院正在排戏，《黄鹤楼》缺了个周瑜，叫载沣这位摄政王救场。

同光年间，京剧虽盛行于京师，但清廷视演戏仍为贱役。同治二年九月，文宗国服期满，各梨园开场演戏。内务府传喻知会精忠庙：“查应行禁止各腔，仍应遵照道光二年示谕，严行禁止。并开园馆之人，不准自行立班；旗人不准登台唱戏等因在案”[④]。旗人公然唱戏固然被明令禁止，即便在家玩票，也会受到质疑[⑤]。罗瘿公《菊部丛谈》：“吾曾见贝勒载涛演《金钱豹》、《飞虎山》，武功极精。肃亲王善耆，全家皆能演剧，常见父子兄弟登台。一日孝钦后问:‘尔不尽心官事，终日演剧，何也？’善耆叩头言:‘臣老母嗜剧，臣不能日召优伶，故率子弟舞彩为娱耳’。后乃称善”。虽然矫饰过关，毕竟天潢贵胄，公然登台有失体统。所以，同光间各王府多有举办票房者，专门聚集王公贵胄票友，于小范围为内大过戏瘾。光绪二十年(1894年)，肃亲王善耆在府中成立票房。载洵、载涛、溥侗、溥伦等贵胄均来此活动。“（善耆）一日演《翠屏山》之石秀，舞刀伤额，颇重，因此乞假。贝子溥伦，少时甚美，善演潘巧云。盖天潢贵旅，席丰履厚。无事可为，皆致力于戏，故常有不识字，无有不识戏者”[⑥]。

除了演戏，王公贵胄还大办堂会，便邀名角。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演出市场。堂会演出不仅角儿齐全，剧目也较一般营业演出为精彩、特别。同时，一般名角在堂会演出，收入也较营业演出高出许多。堂会成为当时京剧演出的一道特殊风景，有不少逸事。如庆亲王奕劻为福晋祝寿办堂会，谭鑫培应邀演出。其间，庆王提出请老谭唱双出，谭面子上不好推却，便提出须军机大臣跪求为条件。话音未落，在座的军机大臣、大学士那桐当即向前跪倒，口称：“请老板赏脸”。老谭出乎意料，只能答应。此事后来广为流传，成为清末王公大臣捧老谭的经典事例。谭鑫培在清末影响巨大，不仅得力于西太后的褒扬，和当时王公贵胄力捧也不无关系。老谭在王府堂会，出台时观众中亲王贝勒以下，如善耆、奕劻、那桐辈，均起立作揖，以为常规。

辛亥以后，满清覆亡。民国肇奠，颁布《清室优待条例》，规定“王公世爵概仍其旧”并保护其私产。拥有庞大财产的遗老遗少，失去了皇家礼仪管束，大多无所事事，又难免多怀家国兴替之叹，于五味杂陈间大多纵情声色。婚丧节庆，遍请名角大唱堂会以外，更热衷于粉墨登场。其时，宗室王公中溥字辈诸人大为活跃，个中以溥侗最为著名。

溥侗字厚斋，号西园，又号红豆馆主。贝勒载治之第五子，人称侗五爷。溥侗是清末贵胄中最为著名的票友，不仅唱戏“文武昆乱不挡”，在场面上也是“六场通透”。他学戏有这样一个宗旨：某一出戏谁演得最好，就重金请谁来教。跟谭鑫培、王楞仙、陈德霖、黄润甫、罗寿山、钱金福、梅雨田等都学过。他老生能唱《打棍出箱》、《坐楼杀惜》、《战蒲关》、《空城计》、《击鼓骂曹》；昆腔戏能唱《搜山打车》、《别母乱箭》、《弹词》等等。小生能演《群英会》周瑜、《奇双会》赵宠；旦角能唱《金山寺》白蛇。花脸戏能唱《山门》、《刀会》。甚至还能唱小花脸戏如《连升店》店家、《青石山》王老道、昆腔《风筝误》丑小姐。

溥侗作为票友，并不仅限于在堂会唱戏。有时也唱义务戏，与当时名角同台。如1922年（民国11年）第一舞台义务戏，压轴言菊朋、蒋君稼《汾河湾》，倒第三包丹庭《雅观楼》。大轴就是溥侗和老十三旦的《八大锤》。因为溥侗京剧造诣精湛，内外行多有向其请益者，如后来名列四大须生的言派创始人言菊朋就曾正式向他叩头拜师。

溥侗以外，溥字辈贵胄如溥侗之兄溥伦、庆亲王奕匡之孙溥锐、袭庄亲王溥绪、恭亲王溥伟及其胞弟、以书画著名的溥儒（心畬）、溥德（叔明）昆仲等等，均能上台唱戏。

京剧在清代完成了从草根走向宫廷的历程，为其繁盛奠定了基础。随着满清倾覆，又从宫廷被重新抛入市井，从而避免了一般艺术样式成为宫廷艺术以后必然形成的僵化趋势，得以继续在今后二十多年内进一步发展，达到鼎盛。满清亲贵在京剧发展过程中，致力甚伟。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亲贵的生活以及与京剧的关系，也在不经意间被历史所改变。比如，光绪帝胞弟载洵之子溥侊，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与原配离婚，娶黄咏霓为妻。黄即京剧四大坤伶之首的雪艳琴，此事在鼎革以前多少属于不可想象。

民国十三年（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驱逐逊帝溥仪出宫。同时修改《清室优待条件》，使民国政府对逊清皇室的优待形同虚设。但一班逊清遗老遗少仍是挥霍无度，坐吃山空。不少人最终沦落社会底层，有些人，利用早年与京剧界的关系，在京剧班社谋取生机。典型如世袭罔替庄亲王溥绪，民国四年袭爵，因生活艰难，将王府出卖，但仍难以为继。后改姓庄，号清逸居士。为尚小云编写了不少剧本，成为知名京剧作家。溥绪晚年生活凄凉，靠京剧艺人接济度日。

王公贵胄中还有一些人，迫于生计，索性改名换姓，利用早年习得之京剧技艺，下海为伶。如著名小生金仲仁，原名春元，为清礼烈亲王之后。光绪后期，曾加入翠峰庵、肃王府等票房。后拜德珺如为师，下海唱小生。另如著名老旦卧云居士，原名毓铭，亦是皇族。民国后以赵为姓，改名玉铭，字静尘。下海为龚云甫一派老旦名角。还有如世袭罔替怡亲王毓麒，喜欢京剧而不善理财，最终破产，在戏班靠跑龙套、管服装、道具为生。

京剧作为自己一手捧红的一个玩意儿，在清朝大厦倾覆之后，居然成为一些子孙最后的庇护所，伴随了一代王孙公子最后的生命历程。这恐怕是当年那些天潢贵胄始料所不及的吧？

[①] 《清稗类钞》徐珂编，中华书局2010年1月。第十一册，5064页。
[②] 《清稗类钞》徐珂编，中华书局2010年1月。第四册。
[③] 见《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1190页。
[④] 原载齐如山《京剧之变迁》。转引自王芷章《中国京剧编年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10月北京第一版，277页）
[⑤]罗瘿公《菊部丛谭》（见张次溪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12月北京第一版，792页）
[⑥] 引文同前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