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醉眼优孟》

前些时收到一卷书稿——《醉眼优孟》，作者许宏泉，画者高马得，是一本图文并重、好看的书。作者来信索序。本来作序是一件可怕的事，踌躇不敢应命，后来少少翻阅，看作者的文风，恍然记起自己小时候干过的营生，正是一路；马得的画更是老相识。以此因缘，觉得似乎不妨说几句闲话。
过去我写过一篇《反封建离不开旧戏》的小文章。初意不过是说明旧戏有其认识作用，保存、记录了旧时代社会面影，像老照片似的，是人们认识旧时代不可少的资料，在今天依旧有重要参考作用。记得那是新时代开始之时，书店大量出版久违了的文学作品之际。出版社建议巴金重印他的作品《家》。巴金开始是不同意的，说作品过时了，没有重印的价值。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反复辩难。说到后来他也不免失笑了，说了一句有意思的话，“有时走在街上，还会碰到高老太爷在散步。”终于同意重印《家》。
后来我又想，这种说法还不免是片面的。从戏剧史上看，从剧作家的出身、成份看，情形就更清楚些。顺便说一下，这并不是“唯成份论”，如某些论客所说。
从关汉卿开始，打开《录鬼簿》来看，杂剧、传奇的作者，几乎没有一个是社会中上层人物；也没有一位是得到封建统治者的命令、示意而创作的。自然也有如《劝善金科》那样统治者自己也不要看的“巨作”。除佚名作者外，元人以降，直至明清之交，李玉、李渔……无一不是别无出路的下层文士。作《临川四梦》的汤显祖的运气算是最好，也只是“沉于下僚”的一个小官儿。写《桃花扇》的孔尚任缅怀故明的政治立场，注定他不可能官场得意，即便他是一位圣裔也罢。洪昇的运气更坏，不只自己倒霉，落得个落水而死，还连累了朋友，“可怜一曲长生殿，误尽功名到白头。”虽然文字狱档里不录，那阵势也相差不远。这里说的是有名有姓的剧作家，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直不被承认为戏剧作者的广大观众和台前台后的演员和他们的伙伴，都是建成这座辉煌大厦的不可缺少的人物。
观众的评判力和推动力是无形的但又巨大的。他们不写剧评，也不上台发表意见，只用行动。“台上群玉班，台下都走散”，就是一种无言而极有力的“剧评”。齐如山给梅兰芳写了那许多信批评他演的《汾河湾》，已经成为一种“佳话”也是特例。“梅派”的形成，其中包含了多少人的贡献，梅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说得够多了，但也还远非全貌。其中记《霸王别姬》的创作过程，改动、修饰，以至成型的经过，是一出戏的产生的忠实记录。尤其是记杨小楼琢磨、改定一个身段、动作的过程，更是说明一位表演艺术家辛苦追求舞台上的完美的绝妙特写。从中我们可以想象众多名家的创造实际，其能为我们所知的，也不过盖叫天等寥寥几位片断记录而已。
演员对戏剧故事和剧中人物也会发出自己的理解、判断、评论。除了京剧中的丑角在台上允许临时抓哏，随时发表意见之外。（顺便说一下，这种表演方式，似乎违反了正宗的戏剧规律，但也不妨加以容许，这实在是一种杂文在剧场上的运用。）川剧里就表现得更出格，有时在“帮腔”里就高声唱出“你是个坏东西！”这样的语句，作为观众，不但不以为“犯规”，在我，倒是举双手赞成的。
建国后一个时期，“八大拿”是绝迹于舞台上的。以致盖叫天老先生不得不把他的名作《洗浮山》改名《七雄聚义》（水浒中朱仝故事）才能换汤不换药地收入他纪录片中。其实这是一场因误会而造成的喜剧。有一种传说，不知道可的确。《恶虎村》的作者是一位演员，因痛感一位同伴的负心，才写成此剧。剧中的主角黄天霸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但处处巧妙地写出他的虚伪、狠毒、忠于统治者、叛卖绿林，最后杀兄灭嫂，斩尽杀绝而后已。在终场之前，一把火烧毁了结义者的家园，却挥泪痛哭兄嫂，被在一旁的武丑王樑埋怨打趣了两句然后下场。全剧结构紧凑、节奏鲜明，背面敷粉，立场显然，终于使统治阶级被障眼法骗过，得以上演而成为热门的绝妙的大武戏。也是杨小楼、盖叫天驰名的作品。但长期不为评论家所理解，视为违碍的有问题的作品，真是一场出奇的冤案。
最近在荧屏上又看到久违了的同属有争议的京剧《铁公鸡》，大约是近来学人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提出新见的结果。但演出中一连出现了四位演员，同饰向荣，演出他在赴会途中乘马奔驰的四场全同的场面，有如“四五花洞”方式，各自卖弄扑跌、荡马的技巧，进行比赛。而此后的场次，仅只草草交代而已。不禁爽然意尽。其实这本是一出十分有名火炽的大武戏，今天重排，大可就新的认识加以重编。戏剧史上有许多“现代戏”，都是取材近事而编排的。如明末清初表现与阉党斗争的、清代表现哄动新闻时事的……所谓“现代戏”的历史也是悠久的，绝非自今日始，其结合当时政治是紧密的、及时的。也是值得研究、继承的一个重要方面。
旧戏在文献价值与认识功能之外，后来居上，最受重视的是教育作用。这是剧人从来也居之不疑的。从来旧戏就有“高台教化”（不知是不是这四个字）之誉，我想它的来源必甚古。小孩子看戏，看小人书，看电影电视，总要缠着大人问，这是好人还是坏人，怕就是它的萌源之始。因之产生了使舞台作为教育讲台之议。而树立正面人物形象就成为重要任务。而正面人物又必须是完美无缺的，因而出现“高大全”的创作“理论”，是毫不奇怪的。但遍数舞台上的人物，这样的典型人物却难得。难道要求观众向曹操学习吗？怕不大妥当。过去曾经有过一场热闹的为曹操翻案热，郭沫若登高一呼，几乎全国史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群起响应，论文无数，三联书店曾搜集论文成果，编成一册厚厚的论集。结果怎样呢？曹操究竟未能成为一位够格的“高大全”英雄。
有意思的是人民对曹操的观感、态度。
鲁迅很早以前在讲演中就承认曹操是一位英雄，虽然不是毫无缺点的英雄。尽管缺点累累，人们对舞台上的这位大白脸角色还是一直抱有好感的。观众爱看他在舞台上犯错误、出洋相，在微笑中获得欣赏的满足，却绝不切齿地痛恨。人们喜欢曹操的爽直，敢说真话。他曾发表命令求才，他懂得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物，说只要有才能就好；他只用一句话就戳穿了孙权的用心，说劝我称帝是想让我坐在火炉上；他又坦然说出了大实话，没有我，天下不知有多人要称王称帝。《战宛城》中，他马踏了青苗，犯了自己宣布的军令，假意自刎，耍了个小花招，割发代首，掩饰过去了。战胜之后，又谈起“恋爱”来，结果落得个大败亏输，可与赤壁之败媲美。
总之，观众是喜欢这张大白脸的，颇与喜欢银幕上的卓别林相似。人们起来保卫这张脸谱，不允许取消或改变它。只有某些自作聪明者把曹操的满白脸改为揉脸，作浅薄的“改良”，成为笑柄而已。
说起《战宛城》，这也是一出不大容易看到的演出了。除了侯喜瑞逝世后，没有谁能动“马踏青苗”一场，另有一道坎儿是前面还有一场“思春”。这是筱翠花和荀慧生的名作。是描写空闺嫠妇心理活动的空前仅见的创作，也显现了剧人人间关怀的广远。最近因青春版《牡丹亭》的受到重视，深闺少女的“思春”已经为广大观众所欣赏接受，而邹氏的“思春”却仍是有争议的话题。仿佛少女与寡妇之间有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似的。偶演《战宛城》，也往往删去此折。其实论艺术表现的深度，论手法的新颖细腻，较之《蝴蝶梦》中庄周夫人的心理刻画，毫无愧色或且远胜之。
最后想起的是旧戏曾沾染过如许污泥浊水的问题。这实在是必然而无从避免的，也就是它具有非凡认识作用的所在。它在观众面前展开的是几千年来完整的社会相，足资人们观察、认识，批判。其无可比拟的特色也正在这里。
聊举一例。旧戏里有不少歌颂“义仆”的篇章，如《审头刺汤》之类。往往使观者不忍卒睹。这些戏大抵产生于明清易代之际，几经改动、重排而流传至今。我怀疑它的产生与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奴变”不无关系。在明代晚期江南一带，“奴变”并不是个别现象。在正史、官书，文集、笔记中的记述是大量的。大官僚、地主、乡宦们大抵拥有大量奴仆以供驱使，自然也是生财之道。一旦社会变动，奴才造起反来，对他们的“庄园经济”的破坏可想而知。这种社会现象不可能不在戏剧舞台上得到反映。而他们必然要树立一种“正面”形象，以资倡导、学习，于是效忠主子、至死靡他的“义仆”形象大量出现了。
关于奴婢的身份构成、职责划分、等级地位、生活状态，描写最全面、详细、生动的，无逾于《红楼梦》。大观园内外主子与奴婢的关系，是密不可分、融为一体的。一出巨丽的大剧，都由不同阶层这两类人物共同演出，缺一不可。奴隶的命运，大至生存荣辱，细至婚嫁细节，无不掌握在主子手中。而大小事务、明明暗暗也无不由他们合作完成。且看曹雪芹选用不同身份的三位女奴，共同演出的一场悲喜剧，从而体现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阶级斗争。
出场的三位女奴，一位是鸳鸯，是家生子儿；袭人是贾府花银子买了来的；平儿则是凤姐陪嫁的大丫头。她们在一起讨论一桩神秘的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鸳鸯如何应对大老爷贾赦和邢夫人逼嫁的突发事件。
在小儿女戏谑中间，溢出了盈眶血泪、手足深情。她们结成统一战线，面对来作说客的嫂子，鸳鸯更表现出超出三姑娘面对王善保家的斗争气势，但面临重压，她们却是无力的。雪芹写出了一幅惊天动地的人间血泪图。
从档案中可见，当时的抄家，犯官家族入籍的活人往往有数十百口。其中主人不过寥寥数人，剩下的都是奴才，被统统当作“物件”拍卖或赏人了。这一笔细账，是可以看作“奴变”的补充材料的。
闲话已经说得够长，想想也只不过是“闲话”而已。我们有漫长的历史，有二十四史这样浩瀚的典籍，不过都是留给老爷们享用的。人民么，只能从所谓“小文化”当中寻求一些知识。这中间戏曲是重要的知识来源之一，而这些又往往是零碎的、错乱的。这就需要“说戏”，即使是醉眼蒙胧的“酒论”也罢。

二○○六·五·十九

（摘自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