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戏缘
首都老剧场的时运
居京30多年，我见证了北京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变大，变新，变现代了，现正朝着为实现“世界城市”目标大变特变。
但我有个无需讳言的不好感觉：北京这么多年的变，尤其市容及建筑物的变，常常重复运行在一个怪圈上，就是：拆了建，建了拆，再建再拆，再拆再建，周而复始，没完没了。就在这拆拆建建、建建拆拆的变化中，一些承载古都厚重历史和人文精粹的重地、宝物，被变没、变丢了。当人们一旦想起应该把它“变”回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只好一再重蹈“拆了真的，建个假的”覆辙，叫人惋惜、遗憾和无奈。
其他且不说，单说说我所见到的北京30多年间一些老剧场的命运。
先以王府井“吉祥戏院”为例。1993年，王府井改建东安市场，风传坐落市场北头的吉祥戏院属拆迁对象。消息一经传布，震惊了京城成批文艺界人士和广大戏迷。须知这座建于清光绪末年（1906）的旧戏院，可是中国京剧百年历史的活见证，从谭鑫培、杨小楼、金少山、谭富英、梅兰芳、马连良、筱翠花、张君秋、裘盛戎等大批京戏耆宿，到新中国涌现的无数京剧名家、新秀，都曾在此戏院展现过他们艺术人生的华彩，给观众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和念想。
“吉祥”也是我频繁光顾的戏院。每当我踏进这座古旧戏院的时候，我就会不禁意识自己正迈进流光溢彩的京剧历史画廊，去接续新画幅的延伸展览。
北京戏迷对此戏院的感情，如同他们对自己祖宅的恋守，断断不愿看到让那些不看戏、不懂戏、只知收敛钱财的人想拆就拆了。
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曹禺先生牵头下，骆玉笙、冯牧、冯其庸、谭元寿、梅葆玖、新凤霞等50名首都文艺界知名人士联名上书，急切呼吁保留“吉祥”。但胳膊拧不过大腿，笔杆子扛不住印把子和钱袋子的威力，“吉祥”最终还是保不住被拆了。
事后，戏迷网友纷纷发帖道：“吉祥戏院真的丢了！”“我们的吉祥戏院哪儿去了？”“爱京剧人的最最失落！” ……哀鸿一片。一位戏迷发表博文，题《吉祥戏院又没了》，看了最叫人心酸的，是这个“又”字。
风水轮流转，时光转到新世纪，倡国学，爱古董，重文物，讲人文，又成为时代风尚。这时候人们才想起从前不听劝阻、乱拆乱建的不对，于是北京许多老街、老巷、老宅、老字号、老戏院，或修复，或重建，或移址复建，工程纷纷上马，“复旧”热情空前高涨。“中和”、“广和”、“西单”、“吉祥”等几处著名老剧场，也被2011年颁布的《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人文北京发展建设规划》指定为要恢复“老字号演出场所功能”的对象。
老“吉祥”已经荡然无存，“功能”还能恢复吗？戏院旧址，部分成了草坪，部分成了金鱼胡同拓展的路面。如今，老吉祥的面貌只储存在少数老人的记忆之中，即使你有强大的互联网帮手，也难以寻觅到她的半丝踪迹，戏迷凭吊故地，只好空对草地和行人道出神发呆。旧址边上建起的楼房，先有“绿屋商场”，后拆了“绿屋”，建起更加现代化的“银泰大厦”。“银泰”珠光宝气，锦衣玉食，报载：“七层食街，小型家电；八层中餐名仁苑，韩餐‘大长今’，炫彩登场……”（《新京报》，2008-08-01）。京戏风光，已云消烟散。
原先曾有约，“吉祥”拆后，必须在“东安”内重建。这事一直被拖，拖到1999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出面干预，重建工作才被提到议事日程。至2012年初，总算在“银泰”七、八层，建起了新“吉祥”。此“吉祥”，非彼“吉祥”，除了名字相同外，深藏现代大厦内的新“吉祥”，还能找到半点老“吉祥”的气息吗？难怪网友们戏称，这一出是“狸猫换太子”。
跟“吉祥”命运差不多的，还有长安大戏院，原址在长安街西单南路口。耄耋戏迷回忆，1937年2月1日开演，有奚啸伯《失街亭》、胡菊琴《玉堂春》，金少山《白良关》压轴。美妙记忆，陪伴老人一生。1940年，“四小名旦”公选产生，为答谢观众，在“长安”各旦献演一折自己拿手好戏，合成全部《白蛇传》。“长安”承载的这类京剧历史佳话，难以计数。
除演京剧之外，老长安大戏院的演艺经历，还另有两个特别之处，必须提出：
一是它还曾经是中国近代话剧的演艺胜地。白杨、张瑞芳、舒绣文、李景波、项堃、谢添等这些名著中国戏剧史册的我国影剧大腕，都曾在此闪亮登场。《日出》、《赛金花》、《茶花女》、《复活》、《秋海棠》等名剧，都曾在此炫丽上演。
二是“长安”向来钟情地方戏演出。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去“长安”看的戏，京剧并不多，记得起来的，大多是地方戏。如：1980年5月5、6两日，去看河南省安阳市豫剧一团演出的《桃花庵》（由豫剧“四大名旦”之一崔兰田主演）和《对花枪》。同年6月5日，看山西省晋中地区晋剧团演出《下河东》。1983年10月17日，看山西省蒲州梆子青年演出团任跟心、郭泽民、崔彩彩等主演的折子戏专场。1981年5月2日，看由北京市演出公司主办的河南新乡市豫剧团、河北梆子剧团和中国评剧院一团的“联合演出”，各团演出看家戏《大祭桩》（豫剧，王清芬主演）、《状元打更》（河北梆子，刘玉玲主演）、《花为媒》（评剧，戴月琴主演）。此外，我还在那儿还看过中国评剧院二团的《野马》（1981.1.18）、北方昆曲剧院的《荆钗记》（1981.3.31）、上海昆剧团晋京演出折子戏（1982.12.2）以及安徽徽戏、浙江婺剧等地方戏演出。
上世纪80年代的“长安大戏院”（图片来自互联网，长安大戏院提供）
老“长安”如此热衷地方戏来此百花竞艳，常会使我把它同万物辐辏、各种人等汇杂的西单闹市繁华联想到一起，从而感到：人、物、戏三者，原本就是一家。
老“长安”及它斜对面的东方剧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剧场 ）、西单剧场等长安街上的著名老剧场，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大潮中，被一一冲淘出局。1989年，为了建时代广场，老“长安”被拆，曾有媒体惊呼：堂堂“中国第一街”，竟容不下一个长安大戏院！
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与长安街一样，名气太大了，不能就此就没有。于是，1996年建起新的长安大戏院，地址还在十里长安街，但被挪至远远的建国门内大街。这新“长安”，块大而洋派，设施、功能多样。夜间，荧灯闪烁，流光溢彩，尽管名字如旧，可在我的印象中，它已没法同我记忆中的老“长安”有丝毫联系了。
新建“长安大戏院”夜间流光溢彩
据说，将要新建的西单剧场，要步新“长安”后尘，也搞“异址复建”。老西单剧场在繁华的西单北路口偏西处，是一座门脸不大、显得有点寒碜的剧场，但它每晚座无虚席。北京曲剧团从诞生到后来繁盛，是靠它长年坐镇西单剧场有关。后来不知啥时啥因，它也没了。推想其原因，应跟老“长安”差不离。谁叫你不解世事，堂而皇之地盘踞在寸土寸金的西单，财团光临，对不起，“走你”吧！新“西单”地址，据称选在“西城区西便门大街甲1号”，跟老“西单”八竿子打不着。建成后的情况会是怎样，只要看看新“长安”，大概也可推知其大概了。
“西单剧场”旧照（图片来自互联网，北京照相吧提供）
我在北京看戏最多的剧场，就数护国寺人民剧场。一因路近。从旧居恭王府出发，向西步行数百米，路经原辅仁大学、梅兰芳故居等著名旧址和鳞次栉比的北京老院落，一路流连顾盼，轻松愉快，不知不觉中，很快就到了人民剧场。二因人民剧场是中国京剧院剧场，而“国京”是我看戏最频繁的剧院。三因全国各地著名剧团晋京演出及各种纪念性戏曲演出，多选在人民剧场。三重原因重叠，去的机会自然就多。我积存的千余份戏单，近三分之一是人民剧场的演出；三分之一中的近半，又是中国京剧院一、二、三、四团的演出。从1979年初到北京，到1985年搬离恭王府，六七年间的不少晚上，我都泡在人民剧场内。
人民剧场建于1955年。红墙绿瓦，仿古大屋顶，是那年代普遍流行的建筑风格。朱红夹灰外立面，搭配仿汉白玉连廊，古色古香，与剧场主要经营“国剧”特点相得益彰。剧场内有极好的座位和音响设备。宽绰而柔软的紫红色皮沙发，令你无论坐多久都舒舒坦坦。
中国京剧院各团的名角，在人民剧场连年轮番上演，我不知多少回一一去看。京内的当代元老级京剧名家，像李万春、张君秋、袁世海、谭元寿、赵荣琛、王金璐、李世济、杜近芳、张云溪、张春华等等，年事虽高，需要他们在人民剧场登台，台劲仍不减当年，风采依旧夺目。京外特邀晋京的一流京剧名家，也在人民剧场频频亮相，像天津厉慧良、武汉高盛麟、昆明关肃霜、山东方荣翔、河北裴艳玲、上海李玉茹、童芷苓等等，带来各地京剧辉煌年代的强势声气。还有“洋贵妃”魏莉莎女士率队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戏剧音乐系师生在那儿演出的英语京剧《凤还巢》，使人见识输出版“国剧”的有趣实践。
北京人民剧场
在人民剧场举办的纪念性演出也很频繁。纪念对象年事最高的要数侯喜瑞，生于1891年，年岁高过“四大名旦”。1981年3月21、22日，举办“侯喜瑞先生舞台生活八十年纪念演出”，生平跨两世纪的侯先生，被人搀扶登台谢幕。
这些纪念性演出，往往名家荟萃，令人目不暇给。如1980年4月25至27日三晚举办的“纪念《人民戏剧》创刊三十周年京剧表演艺术交流演出”，只需看看以下这份戏单，你便可想见那是多么豪华的阵营——
人民剧场纪念《人民戏剧》创刊三十周年京剧表演艺术交流演出剧目单
作为新中国首都乃至全国京剧人的最高艺术殿堂的人民剧场，不知从何时起，竟停业不再对外演出了。我最末一回进人民剧场，是2004年3月29日下午去那儿看彩排。中国京剧院要去俄罗斯访演，排了两个折子《拾玉镯》与《霸王别姬》。二戏主演耿巧云与董圆圆，都是中国戏曲学院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学员。那时我在“靑研班”兼课，中午下课，学员史红梅、黄炳强等邀我一道去人民剧场看他们“学姐”彩排，还说《别姬》是出挺有趣的改革演出，楚霸王改由长靠武生（高牧坤）应工，应该去看看。出于好奇，我就跟着去了。由中国京剧院田冰驾车。车到还早，红梅做东，另邀了迟小秋和李丽，在剧场边上一间东北菜馆吃了中餐进场。
彩排时，偌大剧场只坐着空落落的我们几个观众，伴奏响得聒耳。这时我才意识到人民剧场的音效真是一流。那天的演出印象至今我已渐渐淡忘，而每当我想起这是我同人民剧场最后一回“拜拜”的时候，则永远不会忘掉看戏经历的每一细节。
去年（2012），我因腿疾住积水潭医院治疗。医院离人民剧场仅一站多地。一天傍晚，我拄着拐杖，吃力地步行到人民剧场门口，想看看我多年不见的人民剧场现是什么景象，更希望此刻能重温昔日观众进场时的那番熙闹情景。叫人非常失望，人民剧场模样依旧，却是门庭冷落鞍马稀，昔日繁华已一去不复见了。
令人想不通的是，如此完美且历史荣耀的人民剧场，为什么要“停业”？曾有不同说法。有说是剧场建筑存在“安全隐患”，必须停业维修。维修之后，将用做京剧音像制作场所，不再开张公演。也有说是因为人民剧场地处新建的梅兰芳大剧院和长安大戏院夹击位置，经营困难，干脆停业。不管怎么说，人民剧场的繁华历史，已经告一段落。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它总算赶上列入首批“北京市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机遇，不至像老“吉祥”、老“长安”、老“西单”等那样时运不济，永远在首都地面上消失。
现未完全消失、令我怀念的上世纪北京“名胜剧场”，还有人称京城“四大礼堂”的红塔礼堂、物资礼堂、地质礼堂和政协礼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间，这些重要国家机关会堂，都兼做对外演出场所，名重一时。其中声望最大，当推红塔礼堂。红塔礼堂即国家计委礼堂，坐落西城区月坛北街12号，据说因附近月坛有俗称“红塔”的信号发射塔而得名。
月坛北街及其毗邻的三里河一带，是我国许多核心机构聚集的办公区，无数中央部委、局办及中国科学院办公厅都集中在那里，鲜丽大屋顶的办公楼四处林立，跟老北京灰墙土瓦的四合院形成鲜明反差。国家计委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简称，今称“发改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为这么重要机构的会堂，红塔礼堂地位自然非同一般。
红塔礼堂的地位，不光由于它的政治属性，还由于从政治属性里衍生的文艺属性。改革开放之前，外界文艺信息像罐头似的严密封闭。只有地位特殊的红塔礼堂法力大，可以放映普通人看不到的“内部电影”，供作“批判参考”。1979年春，我到北京看的第一部“内部电影”，就是在红塔礼堂放映的台湾影片《家在台北》。那时提到“台北”一词，噤若寒蝉；说去看台湾人拍摄、说台北故事的电影，简直如听神话。故当我踏进红塔礼堂大门的时刻，特别地把礼堂仔细打量一番，估摸这是块什么宝地，有何特别之处。
一座极普通不过的三开间、三层平顶建筑，红白相间的门脸上，镶嵌“红塔礼堂”四个金色大字，这是它唯一的豪派标志。
北京“红塔礼堂”（图片来自互联网）
《家在台北》说的是一群留学美国的台湾青年回台北后的事业与爱情纠葛故事，摄于1969年，由柯俊雄、归亚蕾分饰男女主角。看电影时，我的每一个神经细胞都在跳荡，全神贯注，兴奋异常，生怕看漏一个镜头。台北人的生活，台北人的精神面貌，台北的街区，台北的吃与住，台北的穿着与家什……，一一摄入我的眼睑，引起我诸多感想。它们与我预想中的“人间地狱”、“水深火热”，没法对座，感到“内部电影”的“参考”价值确实不小。
除“内部电影”外，我在红塔礼堂看的演出，种类很多很杂，话剧、舞剧、歌舞、音乐会、交响乐……，无所不有。那时，红塔礼堂可称是北京一块文艺地标，是京城文艺界欢乐聚会的场所，文艺青年人人向往的胜地，也是我去得最多的北京剧场之一。
我的住处恭王府和红塔礼堂都属西城区，但往返却不方便。酒香不怕巷子深，走多了，我们摸出了各有利弊的三条道：一是从北海坐13路汽车至月坛，提早下车，从东口步入月坛北街，走到西口的“红塔”。这是少坐车、多走路。二是坐13路至终点站三里河，北行一段路，再往东拐进“红塔”。这是多坐车、少走路。三是取其折中，在月坛与三里河之间的社会路下车，然后向北拐进，在不设围墙的“计委大院”宿舍楼群间穿来穿去，穿到“红塔”。这是勇敢者探索出来的利弊各半的便捷路径。
后来听说，在我们穿进穿出的这些楼群中，曾陆续走出我国21位副总理与国务委员、200多位正副部长，还有孙冶方、薛暮桥等多位经济学泰斗和江泽民、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我们才感到当年行为的造次，感念起“红塔”的宽宏大度。
红塔礼堂音响效果在当时北京堪称一流。1978年6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来访北京的西方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的音乐会，就选在“红塔”举办。随后而来的小泽征尔、梅纽因等世界音乐大师，也选在“红塔”举办音乐会。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对剧场音响效果特别挑剔，1979年3月，他率领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来京演出，为了挑选剧场，东喊西吼地试听场地音效，最终“吼”中了“红塔”。
因是中美建交后首支来华演出的美国乐团，又是世界级的指挥家与交响乐团，在京城引起极大轰动。邓小平、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观听了在“红塔”的首场演出，登台接见小泽和全体乐团人员。为了满足首都观众要求，北京的最后一场演出（1989.3.18），改在首都体育馆。那晚我也去了，坐在座无虚席的16000观众席位中间，只能说是去“看”音乐会。
同年12月，小泽带着几个乐团首席、骨干，再次来到北京，给中央乐团排练“贝九”（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俗称“歌唱交响乐”），供内部观摩，剧场依然选在“红塔”。我跟搞音乐的“女朋友”即现在妻子，再次去“看”小泽指挥。这回总算真真切切的看清了，感受他指挥的激情和控制乐团的强大能力。这是我一生很难忘的一场音乐会。
值得我怀念的首都老剧场还有许多。除了上述之外，“广和”、“中和”等旧戏楼，“天桥”、“二七”等现代剧场，“地质”、“政协”等机关礼堂，“儿艺”、“青艺”等专业剧场，“北影”、“国戏”等内部排练场……，名目很多，不可胜数。它们都是那年代我所向往并为它经常奔走的场所。如今，它们或消失无存，或倾废落寞，或名存实亡，或改头换面，或移址重建、非复旧观，而作为我亲历目睹的首都文艺符号，它们永久地封存在我的记忆里，刻下抹不去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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