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仲兵：从晋剧《打金枝》看中国

引子

马年新春，老人欲赏传统晋剧，于是从网上找得实拍外景剧“打金枝”，遂此愿。其间吾亦旁观，并略有感慨。

该剧说安史乱后，功臣汾阳王郭子仪七子郭暧娶代宗帝女升平公主为妻。时值子仪花甲寿辰，子、婿纷纷举家前往拜寿，惟独升平公主不往，引起议论。郭暧怒而回宫，打了公主（无从考证）。公主愤而离家，哭诉父母告御状，逼求唐皇治罪郭暧。子仪绑子上殿请罪，于是，一场君臣间的家务事全面铺开……

戏后戏说

好在皇上明事理、顾大局，在处理这起红色革命家庭矛盾时，表面上并没有上升到政治高度，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也没有以权弄权，以大欺小和以尊卖尊，而是暗中将之视为一次“不是政治的政治”，按照“人民内部矛盾”选择了非常“人性化”的处理：主动放下皇帝身段，甘为臣者之屈，以儿女亲家的长者之尊，压制了公主女儿天生的“红二代”霸气和匪气，及时地还了驸马爷和亲家加功臣一个应有的“清白”，并且还加封郭暧。第一夫人皇后娘娘也深明大义，劝婿责女，小夫妻消除前隙，和好如初。

这件发生在代宗同志生活中的小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他不计小节的品格和雍容大度的工作作风，不但让众多臣民高山仰止，深深折服了有理想、工作能力强而且革命贡献非常突出的郭子仪同志。他当时就表示：此后一定要以代宗皇帝为学习榜样，自己为了皇家天下不惜“抛头庐，撒热血”，无怨无悔地奉献终生，“甘作一颗革命的螺丝钉”，永远留在皇帝和人民心中。

通过代宗同志亲自关心并得到处理妥善的这件小事中，众大臣也进一步充分认识到了皇帝“伟大、正荣、正确的伟人风范”。大家由此联想到代宗同志领导下的皇权制度的优越性，特别“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既定国策，让大唐盛世比起北方游牧民族的居无定所，看起来真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特别是由代宗同志亲自决策，针对“亡我之心不死”的军国主义者---突厥屡次用兵，这伙民族分裂分子已经四分五裂。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更应坚定地团结在代宗同志周围，坚定不移地坚持皇权体制不动摇，坚决抵制唐太宗让敌对势力入朝为官的卖国行为，并向天下再次宣告：“为了防止西罗马帝国分裂的老路，大唐坚决不搞东罗马帝国那一套”。

各路御用文人和诗人们闻讯后，也积极宣传和称颂这起“君臣乐”，并发起了“年度十大忠孝人物”和“年度十大新闻”评选活动，以使君王恩德传播四海，昭示天下百姓。不出意外地，代宗同志和郭氏父子光荣入选。虽然代宗同志对此结果再三推让，但在举国一致的高度认同下，也就顺从了民意。

另外，公主本人也痛定思痛，携夫婿一道代表大唐中青年发起了争当“大唐盛世建设标兵”活动，号召青年人向代宗和郭氏父子学习。同时，还乘热打铁成立了“青年创业发展基金”，积极募集社会善款，暗中用于夫妻二人从事国际金融投资。同时，那反贼安禄山的孙子，时此也悄悄溜回中原，与公主驸马相笑泯仇，共同携手，一起开展了针对罗马帝国的投资移民业务。于是乎，数年内四海无事，天下太平。

书归正传

“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专制中国时代的意识形态“道德法”，其与专制王法一起构成了皇权对普天率土的网格状统治。其中的单向逻辑顺序是：皇权、父权和夫权。皇权是“大”文化，普天一统，具有道德、法律、权力和暴力的支撑；父权是“小”文化，虽有道德支持，但其外延仅限于家族范围；子权是亚文化，仅高于妻子。由于中国长期处于落后的农业文明生产力条件下，在皇权王法难及之地，道德法的作用往往会让人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自觉地“画地为牢”，不越红线一步。

有趣的是，一旦皇权、父权、夫权和妻子无权这几者不期而遇，特别是出现了皇女嫁臣子的道德伦理扭曲现象时，恰恰就突破了中国式道德法的原有设计，如“打金枝”者。在道德法“不曾料到”（它也不敢将法律“料到”皇帝的头上，所以百密有此一漏。如果是皇帝钦定，就更不可能用刀刃削自己的刀把）的此时此地，于是中国式的道德困境和法律困境同时显现，并且往往是无所适从了。这时唯一可行者，无非就剩下人为的“理解”了。这个理解，取决于个人的知识、素质、权力和利益等诸多相关，所以很难靠得住，于是往往出现很多荒唐事。但在此剧中折衷得还算“完美”，有了“君臣乐”。不过，如果是一个暴君和奸臣时，后果又将如何呢？

剧本按照中国式理解，不出意外地设计了父权在心理上输于皇权，女公主得天独厚高高在上，让驸马爷在皇权与父权的双重压力和两难选择面前几乎没辙，权衡再三的曲折情节。但此后的故事，却是该剧的最大看点：因当时当地的郭暖离父权较近而选择了父权，于是略表心意地“打了金枝”---这一段，当是让经历了百年革命思潮洗礼的当代中国人观之汗颜的一幕。试想，那郭暖是在皇权即真理的年代里，却没有像文革中人那样与亲父成仇，反而甘冒杀头的危险选择了“亲亲相隐”以父为贵，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无非是一种人性，而几十年前的中国人，人性何在？更可贵的是，小郭的行为不但展现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放在现代司法精神上也是一种公民意识的体现。

当然，以“金枝”对此事的理解，当然与父皇完全不同。她认为这已不仅是夫妻之争，也不是孝道，而是君臣关系的颠倒---既为金枝玉叶，自与皇帝血肉相连，所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对自己不敬，说重了，就等于对皇权的藐视，是欺君之罪。如此，就上升到了显性的政治高度，从专制法律上说，后果即是砍头。所以，人家李家公主自视是李家天下，垄断了大唐的所有产业，于是闹一闹，看起来也还是蛮有道理的嘛。

其实，郭氏父子本来就没有什么阴谋和罪恶，完全是出乎父、子、妻这种“下三纲”伦理逻辑来考量家务事的，才与公主也是人妻心目中的“上三纲”产生了理解上的冲突。不过还是皇帝圣明，能够将政治问题家庭化加人性化再迂回上升到暗政治化处理，其中手段确实要高出公主一万倍，任性率真的小公主哪里懂得皇父的意思。专制者的不杀和开恩是有目的的，就是要在这“浩荡之恩”的专制制度下，形成更多没有制度的潜规则，让臣民在混乱而模糊的道德与法律边界两边无所适从，好有自己随时制于人的借口和理由。特别是让郭大臣们在与皇家联姻之后，彼将更加忠心地保卫李家的江山，而不是郭家媳妇的幸福。

这个故事和戏剧剧本，是流传于中国民间的文学代表作之一，体现的是中国皇权文化和父权文化成熟时期的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观。因为与传统家庭生活有相似处，故观众以大见小，既体味可望不可及的帝王将相生活，也部份找到一些平民生活的戏剧性因子。特别是结尾充满了皇恩、父情、夫妻和好和君臣共欢的中国式大团圆安排，因此多少年来一直为中老人群所喜闻乐见。

这个故事如果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准参照系当中，几乎看不出任何的不足和破绽，但要是放在现代社会框架下进行审视，就会发现其中的诸多荒唐，而且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制度与现代社会的冲突本源。其如此鲜明者，竟令人讥之而后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