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峻甫先生与寿阳晋剧团

郝峻甫，原名郝崇德，峻甫为字，曾以仲夫、一丁为号。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2月19日，卒于1996年12月2日，享年89岁。原籍山西寿阳解愁村，后迁寿阳宗艾镇。曾系寿阳县人民委员会委员，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之一，寿阳县人民晋剧团团长。

郝峻甫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伯父郝宏祚，清末举人，在寿阳北乡一带很有名望。父郝永祚，幼读私塾，对经史子集颇有学养，但因清末废科举，故未取功名，四十几岁时不幸病故。郝峻甫幼入私塾，本欲读书成材，进入仕途。但十岁失怙，又届军阀混战，家境败落，孤儿寡母，生活陷于困境。他是长子，看着母亲成天抹着眼泪一筹莫展，心痛至极，书是再也念不下去了。他想，与其守着这个家坐吃山空，不如出去找点事做。亲戚中多有在外经商者，他便主动找到一位在石家庄经商的亲戚，引他在石家庄一个叫“德庆祥”的商号做了学徒。12岁离家，此一去他便在这个商店度过了自己的前半生。这家商号在石家庄是糖业、海味的批发商，它几乎垄断着河北、山西、内蒙等地的市场，资金雄厚，规模相当可观。郝峻甫一直在那个商店干了20多年，几乎全是在天津从事买办。商店谋求利润最大化，全靠对市场需求和货源与价格的预测。之前的买客，通常都是被动地谨遵总柜指示进货。到了郝峻甫手上，他觉得要想十拿九稳地赚钱，就必须掌握行情，吃透货源。于是他就主动与各地商家甚至跟外国商人广交朋友，还争取到产地去考察，以求心中有数。总柜也支持他的想法。于是，在他主持买办的这十几年中，店里的利润成倍增长。有一年海带市场不好，店里还有积压，总柜指示他再不要签海带进货合同了，其他商店也都不再进货。但他自己去沿海实地考察时看到当年海带歉收，就签了一大批海带合同。果然，下半年海带货源紧张起来，店里赚了一笔大钱。由此可见他荡漾商海之初所显露的才华。

在天津作买客的时候，为了开展业务，他广交朋友。时常请商界的朋友去听戏。戏听得久了，也就成了戏迷。那些角儿在台上唱，他就在台下拍着膝盖跟着哼。到后来，哪出戏出自哪个典籍，哪部戏曾经由谁改编，哪个段子的唱腔是哪位大师的创新，他都能如数家珍般一一说出由来。由此，他还结识了不少京剧大师，著名须生马连良，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四小名旦之一的张君秋等都是他的挚友。他和张君秋更是过从甚密。有一次他听张君秋的《玉堂春》，觉得有些地方应该修改。散戏之后，他就到后台找张先生谈了自己的理解和修改意见。张先生十分感谢，随即在以后的演出中作了修改。由此可见文化人听戏不仅是消遣，欣赏之余还要反复地消化、玩味、琢磨、推敲。这段经历，无意中也为他日后改行从事戏剧工作奠定了基础。张先生曾送给他一把亲笔题诗的摺扇，他把这看作是大师给他的最高礼遇。那把扇子他一直珍藏在身边，可惜在十年浩劫中被造反派抄走了，从此再无踪迹。

寿阳解放时，天津还被国民党控制着，买卖是作不下去了，但回老家又摸不清共产党的底细，他就打算和朋友们一同去上海。这时，家中妻子冒着生命危险，随朋友去天津找到他，商量着回家团圆以共度困境，于是决定回寿阳老家。回到老家之后，正好宗艾镇组建商会，他本是商人，又能写会算，就作了商会的秘书。

解放初，农村文艺活动非常活跃，宗艾镇商会的会长高玉森发起，由商会的赵庆兰、荣二贵挑头开始组建宗艾业余晋剧团。他们知道郝峻甫是从大城市回来的，见过世面，既是戏迷，又有相当的文化，就都推举他承办此事。郝峻甫十分爱好戏剧，便欣然接受，当了团长。

宗艾镇虽是寿阳县的一个大镇，但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办过戏班，什么底子也没有。找房子、招学员、请师傅、借乐器、置行头、抄剧本，一切都是白手起家。郝峻甫承担团长之职，便尽职尽责尽心办好剧团。他亲自上门招收学员，动员戏曲爱好者参加剧团，还到本县和外地去聘请师傅，先后请来郭玉山、郭凤山、陈进、王福禄、窦春喜、任玉涛、王学武、刘锦章，还有一位姓荣的艺名叫“四儿红”的来当教师。以后又请来鼓师李庄、琴师刘吉甫。必要的乐器、行头、道具、幕布等，除了能借用一点之外，总得添置。那时的商会也很穷，只好跑各个商铺筹集，甚至去寿阳县城、榆次、太原的老朋友那里去筹募。

郝峻甫有文化，爱看书，知识渊博，懂戏。挑演员、选剧目都是他去选择。学员来了，还亲自教他们认字。当初学员学戏都是由师傅口授，教一些传统老戏，师傅也不解戏中唱词含意，郝峻甫就给他们讲解戏文，讲历史典故，启发演员进入角色。就这样忙活了一年，剧团总算能够因陋就简地响锣开戏了。在他的领导下，剧团走乡串村，历尽艰辛，使剧团阵容和演出水平越唱越强，后来竟把戏唱到了太原、阳泉、石家庄。1954年，时任县委宣传部长的姜桂才见宗艾剧团人才济济，戏也唱的好，社会名气很大，又有县人民委员郝峻甫担任团长，于是经请示县委研究决定，将宗艾剧团改制成“寿阳县人民晋剧团”（简称寿阳晋剧团）。县委、县人民委员会正式委任朱荣为政治指导员、郝峻甫为团长。

郝峻甫虽为一团之长，但他并没有陷于繁琐的行政事务之中，而是不断地进行艺术探索，把剧团的不断发展作为做文化事业茁壮成长的一部分来辛勤耕耘。他热衷于改戏，并积极编创新剧目。他和刘锦章等一起编创了连台本戏《玉蝴蝶》，上演后很受观众欢迎；1964年，他们又联手创作了新编历史剧《蔡伦》，在晋中地区戏曲汇演中被评为剧本创作一等奖，尤其是剧本中那精美的唱词备受评委赞赏，他本人作为主创人员还曾奉召到省里去参与《蔡伦》剧本的修改加工。遗憾的是，文革前停演了历史剧，此剧也就无疾而终。

郝峻甫最大的特长之一是善于与人交往。对上不怯贵，对下不拒贱。在全省文艺界，从上到下，从省里到各县，到处都有朋友。1963年他的女婿李玉权参加全省文化工作会议，有一天，省文化厅文艺处王易风处长领着一个人来到晋中代表团问：有没有寿阳人？李便站了起来。王处长介绍说，王省长来问一下寿阳剧团郝团长可好？李回答：“挺好的！”，王省长接话说：“你和他熟悉吗？”“他是我岳父。”“噢，你这位泰山可了不起！”他转身对王处长说：“这位县剧团的团长可是个人才，和他聊天，经史子集，古今中外无不涉及，是位博学多才的老夫子啊！”，转身又对李玉权说：“回去就说王中青问他好！”。一个小小的县剧团的团长，能在一位省长的脑子里留下这样的印象，实在难得。

郝峻甫与晋剧大师丁果仙、牛桂英等交情颇深，为提高剧团主演傅果仙（艺名尖山红）的技艺，亲自带领傅去太原，到丁果仙家登门讨教，这在当时并非一般人能做到的事。

郝峻甫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对共产党的拥护是真诚的。他与历届县委书记、县长都有直接交往，都是很好的朋友。领导们对他也都真诚相待。只要他找上门，剧团有什么困难都要帮助解决。凡与上级或外单位有关的事都由他出面去办。

他还擅长书法。宗艾区公所要立一座烈士纪念碑，区委书记知道他写得一手好字，就请他为这座碑碣起了文稿，并请他亲自书写。至今这座纪念碑仍留在宗艾剧场，成了历史文物。他与区委书记张希江，区长庞鹤翔也由此结成了好友。

郝峻甫退休之后，罹患脑血栓，行动不便。由于人缘好，不断有老朋友登门拜望。他与人交谈，从不提自己的病情和生活中的困难，总是说些让人高兴的话题。他一生光明磊落，豁达开朗。即使在文革中用“放大镜|”来“开掘”也未找出他本人的一丝劣迹，所以只能给他扣几顶空泛的大帽子。什么“文艺黑线在寿阳的代表人物”，“当权派”，“黑五类”等等，不一而足。再后来又扣了一个“漏网地主”的帽子。

文革后期，到处都在落实政策。他的那些“罪状”，本该有个落实。特别是毫无来由地给他戴上的那顶“漏网地主”的帽子，他的两个女儿，也希望还她们家一个清白，故而催促他写个申诉材料，以便推倒不实之词，洗掉莫须有的罪名。他却坦然地说：“一顶帽子有甚可怕！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是个好人也罢，坏人也罢，后人总会有个正确的看法。”又说：“我这个人，确实受旧社会的习染，坏毛病不少。不过，也做过一些好事、实事。我自己觉得这辈子没有什么对不起谁的地方。”平实的话语，却掷地有声！

他对寿阳剧团的建设所做的贡献是实实在在的。文革中揭发他的那些“罪状”，恰恰从反面印证了他业绩的“一斑”。说他网罗了一批旧社会的……，组织编写了为封资修复辟做准备的《蔡伦》剧目等等，岂不都是他当年苦心经营剧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何罪之有！

郝峻甫老先生在寿阳被列为“民主人士”，成为统战对象，得益于他对我党宗旨的笃信与认可，以及自身学养的厚积薄发。他一生和善，不负桑梓，阅历丰富，人情练达，洞察世事以及从不争锋，真乃我辈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