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界讨论“名人传记与法律道德准则”

是“好爸”还是“恶爸”有多重要？

俞振飞“公案”惹是非 文艺界就“名人传记与法律道德准则”展开讨论

一本《粉墨人生妆泪尽》讲述了昆曲大师俞振飞的生前故事，也“抖落”出不少是是非非，并引发出传记作品与“隐私”、“道德”等底线的讨论。透露隐私是否就是道出真实呢？

一代昆曲大师俞振飞，生前生后都是公认的艺坛泰斗。然而在他去世十数年后，他曾经的妻子、同样是一代京昆表演大家的言慧珠之子言清卿口述的一本书，却让他陷入了无尽的人格纷争。书中，俞振飞和言慧珠之间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被翻案重提，而被言清卿称为“好爸”的俞振飞，在书中也俨然成了一个下流贪色、乃至最后逼死言慧珠的“恶爸”形象。随着这本书的影响不断扩大，书中对俞振飞的描述，也引发了文艺界的一场公案，俞振飞的遗孀、京剧表演艺术家李蔷华和他的弟子蔡正仁、费三金等人均对此书表示了愤然。为此，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上海市文艺家权益保护中心在上周末举办了一次 “名人传记与法律道德准则”的座谈会，就名人传记的创作底线在哪里，进行了一次激烈的讨论。

缘由：

俞振飞公案引发的思考

对于俞振飞的这场公案，缘起当属言清卿口述、余之执笔的《母亲言慧珠与“好爸”俞振飞 粉墨人生妆泪尽》一书。书中对于俞振飞大师形象的“颠覆”，引发了人们的巨大关注，书中的观点也因此被广泛转载。但这一事件也引发了俞振飞亲人和学生的强烈抗议。俞振飞的遗孀李蔷华在讨论时，翻出了俞老生前记录自己和言清卿关系的日记，表达了“清者自清”的愤慨。而她在说起这件事情之时，甚至激动地不能自已，哽咽不能成声。

而昆剧表演艺术家蔡正仁在谈起恩师和言清卿的关系时，则用他所见的事实，反驳了书中的描述。他说：“言清卿10岁丧母，我们感到同情惋惜。但事隔这么多年后，以自己强烈的偏执、愤慨，来向俞老这样的艺术大师进行片面的歪曲与抹黑，我觉得不太客观。我想，但凡是一个有过灾难历史经历的人，都不应采取这样极端而片面的方式回顾历史。”

俞振飞的另一位学生、昆剧艺术家岳美缇也表示书中的描述有些“断章取义，掐头去尾，缺乏因果关系”：“对于这些往事，我们都是亲身参与者。但言清卿当时只是一个10岁的小孩子，而我们那时候已经20多岁了，看问题的角度和观点肯定不一样。”

虽然对俞老生前的公案看法不一，但包括蔡正仁在内的相关人士都认为，作为俞振飞的家务事，外人不便参与。而如果把言清卿叙述的每一件事情一一辩解，更可能陷入永无休止的争论怪圈，对已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更加起到推波助澜的效果。然而，如果坐视不理，却很有可能为历史留下一段不公的记录。为此，他们呼吁，应该关注名人传记创作中究竟是不是存在道德底线的这个问题。

争论：名人传记

究竟有没有道德底线？

在讨论中，俞振飞的弟子费三金、也是《绝代风华言慧珠》的作者表示，在写名人传记时，应该把个人倾向压到最低，虽然言清卿的情绪可以理解，但执笔者应该把握分寸。更重要的是，传记追求的是真实，但写真实并不等于写隐私。任何人都会有自己的性格缺陷，如果把当事人在历史条件下的往事，用纯粹主观的视角去讲述，忽略了当时的各种客观环境，是有违于传记创作的道德底线的。

而《俞振飞传》的作者唐葆祥则认为，写传记，真善美很重要。而其中的“真”是首要的关键，如果忽略被传记者的一生，只片面写其中一个断面，再加之以声情并茂的描述，这属于文学创作，而不是传记创作。

写过《周信芳传》等多本伶人传记的沈鸿鑫同样认为，传记文学是纪实文学的一种，首要是追求真实。现在的社会现状是文化娱乐化，传记出版业开始有“戏说”趋势，很多出版社和编辑为了追求发行量和版税，刻意增加噱头和可看性，却忽略了传记创作的真实性底线，现状堪忧。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张驰则表示，传记创作如果侵害了当事人的权益，可以提起诉讼。名誉权和隐私权，都可能成为被侵害的权利。在必要的时候，当事人可以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利。（潘妤）

（摘自 《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