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昆曲是世界级的艺术

白先勇，1937年生于广西桂林，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中国当代著名作家。1961年大学毕业。1963年赴美国，到衣阿华大学作家工作室研究创作，1965年获硕士学位后旅居美国，一直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游园惊梦》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电影、舞台剧。近年来自称为“昆曲义工”，全力置身于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戏剧艺术昆曲的保护和弘扬，广受赞誉。2014年岁末，适逢青春版《牡丹亭》演出10周年和苏州中国昆曲剧院落成庆典之际，记者在昆曲艺术的发源地采访了白先勇先生。

记者：青春版《牡丹亭》，已经连续演出十周年，这样一个传统的艺术形式，在这样一个以现代化为主要价值支撑的社会，得到大家的持续追捧，这是一个艺术现象，更是一个文化现象。

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的确构成了一个文化现象。除了京津沪，我们走到了兰州、西安、大连、厦门、桂林等东西南北不同的地方，跨越了很多不同的地理文化空间，去了30多所高校。在厦门大学，舞台后面挂一个简单的背景，谈不到什么灯光舞美， 竟然有4000多名学生来观看。中国科技大学，全部是理科学生，本来是1500多人的礼堂，结果有近3000人观看，静静地连看3个晚上。在南开大学，剧场内水泄不通，剧场外还有500多个学生叫嚷着要进来，校方被迫加强了安全方面的戒备。当然在英国、美国，反映也很热烈，但那是有异域文化的新奇的审视。在台湾、香港和大陆的这些地方，这种热烈的反馈具有不同的意义。这样一种古典的艺术形式，缓慢、沉静、优雅和现代文化的急躁、快速、感官刺激，完全不同，却引起了大家，特别是青年观众的自发的热烈的关注。这不应该是偶然的，的确值得我们反思。

在我认为，这个戏勾到了这个民族文化的DNA——一种潜伏在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集体记忆。这种内容，这种表情的方式，人们似曾相识，但却暌违已久。大家在阅读《红楼梦》、唐诗宋词等的时候，也许已经积淀了这种意识，但是通过昆曲这种极致的艺术形式，大家才可以在舞台上活生生地看到，于是产生强烈共鸣。当然，我们在最初的宣传上，的确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如果这部戏没有足够精彩，没有在一个特殊的文化境遇中呈现，不可能维持这么长久。

记者：您所认为的特殊的文化境遇，指的是什么？

白先勇：中国以前一直是两种文化传统，一种是精英的士大夫的文化，另外一种是农村和农民的文化。1949年以后，因为时代性的原因，精英文化被压制。自发的底层的农村文化，当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有自身的艺术价值，但是如果把这种艺术形态，政策性地放置到艺术的中心，并为政治服务，我们统一的艺术细胞自然就不完整了，就被削弱了。

开放以后，每个人内心深藏的对美的追求，中国式的美学追求，重新凸显。尤其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内心是有这种文化上的牵动和渴求的。但是1949年以后，这套东西事实上被压下去了。青春版《牡丹亭》的上演，正好赶上改革开放以后，有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的大范围的出现。在东西方交流和比较的背景下，他们在思考，在寻找，中国人内心的文化构成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芭蕾舞对俄罗斯人，歌剧对意大利人，莎士比亚戏剧对英国人一样，中国人用什么艺术形态来对应呢？

到博物馆去，玉器、青铜器、陶瓷，我们有很多静态的展示，但是有生命的、活着的，可以感受的艺术形式我们是匮乏的。我们有很多戏曲样态，但是能够在世界艺术的殿堂中，拥有一席之地的，我们几乎没有。如果有，昆曲就是。对我来说，每一次昆曲的演出，就是青铜器的展出，就是兵马俑的展出，而且这种活生生的舞台艺术，更能直接冲撞人的内心世界。

记者：为什么您认为昆曲是世界级的艺术？

白先勇：昆曲是中国美学理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古典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昆曲出现在明代，这是中国文化极度绚丽、极端成熟的朝代，在苏州出现吴门四学士，出现昆曲，再延伸到后来古典小说《红楼梦》的出现，都是一脉相承的。我一直认为《牡丹亭》是上承《西厢记》，下启《红楼梦》的。

记者：即使昆曲具有这样崇高的地位，它毕竟是传统的艺术，今天对如何承接传统，人们会产生不同的甚至极端的看法。青春版《牡丹亭》在这方面进行了怎样的探索？

白先勇：从19世纪开始，经过新文化运动，经过革命文化的洗礼，一种达尔文式的社会观影响深广，我们认为传统就是落后的，一味追求进步，简单地以时间界限图解文化价值和意义。事实上，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意大利的家具、服装设计，如今是世界一流的。我去佛罗伦萨，看过他们博物馆的雕塑，然后看他们的设计展，明显感到他们其实就是把古典的元素进行了新的融合和转化，他们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引领潮流的。现在我们有了文化的危机意识，但是如果不从传统出发，我们就只可能是照抄和模仿西方，这种照抄的结果是我们总比人家差，顶多也就做到二流。我们的教育史，几乎就是追赶西方的奋斗史，追得气喘吁吁，还成绩平平。我们这部戏所努力的，或者说最大的成就就是如何把古典和现代结合起来，进行耳目一新的呈现。

记者：青春版《牡丹亭》尽管立足于传统，比如邀请了昆曲名家担任艺术指导，但是其舞台呈现却具有青春时尚的气息，这一点是如何把握的？

白先勇：秉持传统，并非故步自封，现代的技术、现代的材料、现代的环境，都要用到，但关键是如何用，用什么样的审美标准去用，不为物役。炫目的灯光，缤纷的烟火，并不是我们要的现代，我们要根据剧情、场景的需要，最重要的是根据整体的美学景观，来定位现代元素应用的多少和时机。

尊重和继承传统也不是墨守成规。我们对昆曲的基本规程是有所突破的。比如上下场，我们有27折，如果演员上下场都是一种套路，那会非常呆板和乏味。我们就采取了左、右、中间等多种上下场的方式，相互掺插，效果很好。《离魂》一场，杜丽娘从中间走上去，拖着着长长的红绸袍子，走到舞台正中的最深处，回眸人间，这完全是现代舞台剧场的手段，但是我们认为这是合乎剧情和逻辑的。杜丽娘仍然深怀着对人间的百般眷恋。这个鲜艳的绸带，正是她对人世的热情和深情。花神的一段戏，我们的舞蹈设计是“云门舞集”的创办人林怀民先生，他是台湾一所大学的舞蹈系主任。服装是找台湾中影制片厂的厂长、金马奖主席、大导演王童给我们设计，在舞台上美轮美奂。他是电影导演，对演员服装在舞台上的最后呈现十分有经验。

记者：您在青年时期，曾经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主要倡言人。但是从早年的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到后来的《纽约客》、《台北人》、《游园惊梦》等，再到您亲自领衔打造青春版《牡丹亭》，学者们认为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回归是连续的。

白先勇：我在大学时代就受到现代主义的很大影响。当时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办《现代文学》杂志、译介作品、尝试创作，似乎是要在搞一个文艺复兴的感觉。我们不满意那时候的文风，甚至觉得五四文学太浅薄。现在想来，那时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为什么那时候，现代主义对中国的影响那么大？他们经过战争的摧毁，在文化上已经成为艾略特所描述的“荒原”，我们其实也一样经历了战争的浩劫。

1963年，我来到美国学习，后来留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这种异域生活，一方面使我产生更多的家国忧思，另外一方面，也使得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不能远离中国的文化传统。那时候就产生了文化饥饿症，“捧起中国历史文学，便狼吞虎咽起来。”其后创作的小说《纽约客》和《台北人》就开始回归传统了。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游园惊梦》， 我描写了一个昔日昆曲名角的人生体验。早年阅读《红楼梦》，看到“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于断井颓垣”。印象深刻。在小说中我主动地追求昆曲的文学意境和音乐感受，这成为和《牡丹亭》的一个深入的缘分。

事实上，青春版《牡丹亭》，是两岸三地最大最成功的大型的文化合作，仍然被政治进程阻隔的中华同胞的文化血脉，通过艺术连接起来了。大陆有一流的演员，台湾有一流的观众，香港有一批很好的文化精英。他们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艺术的精品。我发动了台湾和香港一流的书法、绘画、服装设计、灯光设计、剧本改编、创意策划的人才参加创作和传播。

记者：您从年轻时期，就思考文艺的复兴，很快就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了，我想知道，今天，您心中的文艺复兴是怎样的？

白先勇：文艺复兴是有条件的，是需要大量的奠基性的工作的。从大陆来说，人们内心中普遍有这种渴望。但是我们的文化式微已久，我们的成就太有限了，长期以来，西方人在制定文化的标准，我们就是跟着跑。我们应该从教育开始反思，教育中崇拜西方的思想根深蒂固，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甚至自残手脚，这怎么能够培养大家呢。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在国际上很受追捧的文化名家，包括郎朗、李云迪这样的艺术家。但是别忘了，他们的成就是对西方文化的贡献，而且他们的艺术造诣跟西方的一流大师也难以相提并论。我们的音乐很久没有人做，乐器也缺乏新的发明。民俗的东西我们当然还有，但是，这不够。必须有国家性的、民族性的大型的艺术样式出来。昆曲是最丰富的一笔音乐遗产，它有1000多个曲牌，同一个曲牌在不同的剧目中，也有很大不同。昆曲的音乐放在今天仍然美不胜收。奥地利有一位音乐家，一直是青春版《牡丹亭》的粉丝，他说昆曲的音乐风格，大致相当于巴洛克或者巴赫的音乐风格。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林萃青教授，学习了半辈子西方音乐，现在回头研究起了昆曲音乐。

所以，我们应该反省。我们的绘画，多么了不起的大传统，但是我们把自己的传统丢掉了，学习西方的油画、素描，我们学不过人家，人家也是有几千年的传统的。要了解，可以受他们的启蒙。但是他们的文化内核，你是学不来的。西方几千年的伟大的成就，我们怎么可能一下子学到人家的精髓？而且两种传统难以比较，香蕉比橘子，怎么比？再比如，书法，是最抽象的艺术，是线条的艺术。中国文化是线条的文化，我们的建筑、桥梁是线条文化，其实昆曲也是线条文化，身段、水袖都是线条。我们对线条非常敏感。台湾前些年居然把书法课抛掉了，反倒是日本、韩国把中国书法当回事。

记者：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您和大陆的合作比较早，而且很深入。创造一个理想的艺术作品，其实要面临很多困难。支撑您的深层动力是什么？

白先勇：对于大陆的文化圈来说，我是一个外星人，对这里的很多规矩，我不了解，也不懂，我也就无所谓遵守了，这当然同时意味着各种困难。但我是一个中国人，大陆同样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这里的文化同样是我的文化。我的根在这里，这个文化之根，我当然希望它越来越好，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