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昆曲

伯伯去世已十余载，一般读者都觉得他是个小说家、散文家、文体家，其实，他的本行是编剧，一名北京京剧院的国家一级编剧。虽说是搞京剧的，他和昆曲倒是有一段不解之缘。最近偶想起他与昆曲的些许故事，于是从他的几篇旧文里寻寻觅觅，做了个摘录。写着玩玩。

云南大学四十年代曾成立过一个曲社，参加的都是云大和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同学，时常举行“同期”，参加“同期”的除同学外，还有老师、前辈，比如植物分类学专家吴征镒先生（他嗓大声洪，能把《弹词》的“九转”一气唱到底，他很早就会唱昆曲，——吴家是扬州文史世家）；张宗和和他的夫人孙凤竹（常唱《折柳阳关》，极其细腻）；生物系的女教授崔芝兰（似乎每次都唱《西楼记》，唱起曲子来很“嗲”）；哲学系教授沈有鼎（常唱《拾画》，咬字讲究）；还有数学系教授许宝騄，联大中文系系主任罗莘田先生有时也来唱两段。

汪曾祺当时在西南联大念书，他是大二以后才对昆曲感兴趣的——他原本只是拉胡琴唱京剧。从《琵琶记南浦》、《拜月记走雨》开蒙，陆续学会了《游园惊梦》、《拾画叫画》、《哭像》、《三醉》、《思凡》，《刺虎》则是许宝騄先生亲授的。许宝騄先生是数论专家，但是曲子唱的很好。许家是昆曲大家，会唱曲子的人很多 。俞平伯先生的夫人许宝驯就是许先生的姐姐。许先生的曲子唱得很大方，“刺虎”完全是正旦唱法。他的“擞”特别好，摇曳生姿而又清清楚楚。

参加了曲社后，汪曾祺还酷爱上吹笛，自称是“满口笛”，笛风圆满，我估计他的笛子是向张宗和先生请教过的。汪曾祺常于风恬月朗之夜，端坐在联大校园的大槐树下独自吹笛，直到半夜。同学中有人说：“这家伙是个疯子！”一个广东的同学更是忿忿地说：“猫叫！”时任航空公司经理的查阜西先生，他兴趣在研究乐律，常带了自制的十二平均律的无缝钢管笛子来为人伴奏。我几乎不可想象，钢管笛子吹出来的昆腔是什么味道。查先生是“国民政府”的官员，但是雅善音乐，除了研究曲律，还搜集琴谱，解放后曾任中国音协副主席。
不得不说说沈从文先生夫人，张兆和女士的一家。

张家姊妹都会唱曲。大姐因为爱唱曲，嫁给了昆曲传习所的顾传玠。张家是合肥望族，大小姐却和一个昆曲演员结了婚，门不当，户不对，张家在儿女婚姻问题上可真算是自由解放，突破了常规。二姐是个无事忙，她不大唱，只是对张罗办曲会之类的事非常热心。三姐兆和即汪曾祺的师母，沈从文先生的夫人。她不太爱唱，但汪曾祺却听过兆和唱“扫花”，是由他吹的笛子。四妹充和小时没有进过学校，只是在家里延师教诗词，拍曲子。她能戏很多，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当时曲社唱的“思凡”、“学堂”、“瑶台”，都是用的她的唱法（她灌过几张唱片）。她唱的“受吐”，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

汪曾祺一九四九年以后，很少唱戏，也很少吹笛子。回忆起当年昆明的曲社，他很感慨：“参加同期、曲会的，多半生活清贫，然而在百物飞腾，人心浮躁之际，他们还能平平静静地做学问，并能在高吟浅唱、曲声笛韵中自得其乐，对复兴民族大业不失信心，不颓唐，不沮丧，他们是浊世中的清流，旋涡中的砥柱。他们中不少人对文化、科学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安贫乐道，恬淡冲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这个传统应该得到继承，得到扶植发扬。”

后来，汪曾祺开始写京剧。五十年代写了个《范进中举》，六十年代改编了《沙家浜》，写了《杜鹃山》（部分）。文革后，又搞了几个戏，反响不大，一赌气，索性再不写戏了——他对京剧的前途，主要是京剧文本的命运很担心，说白了，他对京剧很不满。
他试图改变京剧的语言。他嫌京剧的一些唱词笨拙得不可容忍。他推崇《琵琶记》“吃糠”、“描容”那样真切地写出眼前景、心中情的感人唱词。
他试图改变京剧文本里人物性格简单化的问题。他说，十七年整理传统戏最成功的一部是昆剧《十五贯》，它所达到的水平，比《将相和》、《杨门女将》更高一些，因为它写了况钟这样一个人物，写得那样具体，那样丰富，不带一点概念化和主题先行的痕迹。很不幸，京剧里几乎没有《十五贯》这样的戏，有，也是扳手指就能算得过来的（如《宋士杰》）。

他知道，自己这是在和京剧较劲，如同拿拳头往城墙上砸，几近绝望，于是，再不写京剧。但与此同时，汪曾祺对昆曲竟显得那样热情。

在一九八六年给江连农的信里，他说，中国戏曲目前不景气，“无休止的程式不是病根，芭蕾不也是由程式组成的么？中国戏曲里有大量平庸甚至低劣的剧目，是自然的事。但是有永不凋谢的不朽的精品，比如昆曲的一些折子戏。”“有一出《痴梦》，我们就差堪自慰，可以对戏曲的前景不必过于悲观。”“《痴梦》对许多人的戏曲观的冲击作用不可低估。”“我们对上昆、苏昆（当年的江苏省苏昆剧团即今天之江苏省昆剧院）的同志充满敬意。昆曲目前并不怎么上座，演员的奖金也不会多，但是他们却认为昆曲是中国民族艺术的精华，充满信心，充满热情，挖掘整理，精益求精，虽不免清贫寂寞，却自觉乐在其中，他们真是一些心灵很美的好人！”“我们在昆曲调演中看到他们声情并茂，光彩照人的表演，不能不想到他们对戏曲艺术是忠贞不渝的高贵的献身精神，不能不感动。五十年代，昆曲曾以《十五贯》轰动全国；八十年代，昆曲又拿出这样一批精致玲珑，发人深思的折子戏，昆曲所惠于国人者多矣！”“《痴梦》、《打虎游街》，和十七年的某些概念化的作品相比较，档次高低，不言而喻。”

汪曾祺也尝试着写过昆曲，比如为北昆写过《宗泽交印》，侯少奎演过，拿了八七年北京市新编历史剧会演优秀表演奖。上次在南京，我遇到王若皓先生，问了这个戏的情况，王先生说，可惜了，演不了，侯少奎不演，没人演得起来。汪曾祺说，昆曲比京剧好写，曲牌体看似复杂，其实，越简单越不好歪古。对这话，我不甚理解。

我曾听汪曾祺唱过京剧，其时已年高，嗓音不大好，实在想不出他年轻时能唱得多好的昆曲。徐城北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汪曾祺曾于酒酣耳热之际，唱《单刀会》[驻马听]，英雄气不足，书卷气太重，一种略显狂傲的才子气，这话，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