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晚明,总离不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样的字眼。资本主义的兴起,必然带来庞大的市民阶层,所以,明传奇、小说中主人公常是一群小市民,其价值观既有享乐、势利的一面,又有仗义、任侠的一面。故而,明代文学作品中既有“西门庆”那样穷奢极欲的暴发户,也有《五人墓碑记》中提及的五位救助忠良、反抗阉党的苏州义士。明代剧作家李玉(1610—1671)的《清忠谱》更是以纪实的手法展现《五人墓碑记》内容。北方昆曲剧院演出的《五人义》则出自《清忠谱》中“义愤”、“闹诏”两折,由“国宝级”昆曲武生侯少奎领衔主演,剧中武戏场面甚多,饶子为、刘恒等北昆知名青年武生演员参与其中,可以说是非常高质量的一台武戏。
戏曲讲究“武戏文唱”,《五人义》因为侯少奎的担纲,使得这一最高境界得以体现。当下的武生演员,应该说普遍存在没嗓子的问题。如演《夜奔》,许多武生光顾了动作,没力气唱了,任凭笛声飞扬。即使是光顾动作,一些武生的动作也不见得达标,更遑论展示英雄气概、挖掘人物内心了。看侯先生的戏,听侯先生一亮嗓子,我方感叹:“原来武生演员能有这么好的嗓子!中气十足,吐字清晰!”
侯少奎在《五人义》中扮演的是苏州市民“颜佩韦”,这个人物属于市井之徒,没有什么文化,却有正义之心,“俺生来心性痴呆,一味介肝肠慷慨”。他听说魏忠贤的爪牙前来抓捕忠臣周顺昌,立马带人一道营救,到周府阻拦衙役,上衙门大闹救人。虽然历史上的周顺昌没有被救成,五位义士也被杀害,但他们的抗争精神流芳百世。
《五人义》突出的是斗争精神。这种斗争,并非因为主人公自己受到不公平导致的抗争,而是出于义愤,打抱不平。面对阉党,五位义士毫不客气地拳脚相向,诸多戏弄,充满自信。当那些举着“肃静”牌子的衙役和义士们在舞台上打斗起来,观众看到的是千百年来饱受“官本位”文化压迫的中国人对官僚主义、对栽赃嫁祸、仗势欺人、荒淫无耻、碌碌无为的官员们的愤怒!这怒火,代表着市民精神的觉醒,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新兴力量,比那些酸文假醋的书生们强多了。
阉党得势之时,多少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依附之?“大阉之乱,缙绅而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不闻《诗》、《书》”的五位义士“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他们的牺牲,最终使得阉党垮台,魏忠贤下狱。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精神的萎顿,自明以后,愈演愈烈;市民精神却在茁壮成长,故而《桃花扇》中会有一个有气节的说书人柳敬亭、《长生殿》中会有一个“骂贼”的乐工雷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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