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我是写小说的，昆曲不是我的本行。但是我和昆曲的结缘，尤其是与《牡丹亭》的缘分，不能不说冥冥之中真的有“命运”。昆曲老早就开始衰微了，最兴盛的时期是乾嘉这两百多年。后来由于很多原因逐渐下滑，好不容易“文革”结束，昆曲慢慢起来了，但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受到商业文化的冲击，而且第一线的老师傅们渐渐到了退休年纪，中间留下了断层。
白先勇：不仅是我，当时很多香港、台湾一大批关心昆曲的人，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在我做青春版之前，他们就在推广昆曲，只是规模比较小。大家都有这种焦虑和担忧，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来制作一个大的经典、大的剧目，以这个经典来训练一批年轻演员接班。以新演员新制作，吸引年轻观众来剧院欣赏我们的昆曲。
特别是两岸戏曲精英，共同打造的文化工程。台湾那边这几年培养出了一批舞台工作者、艺术家，还有舞美、灯光、服装设计、剧本等。编剧本小组我是召集人，还有张淑香、华玮、辛意云。几个教过《牡丹亭》的专家，一起合作编剧本编了５个月。最重要的是请了两位大师，一位就是张继青，我看了她的戏很佩服！我去游说她，从南京到苏州来教。另外一个是汪世瑜，年轻时候演柳梦梅出名的。我把他们请来，因为另外两个演员都是“璞玉”，需要磨。2003年开始，我们磨了一年，从早到晚，朝九晚五。我看过张继青训练我们的女主角，很严格。她平时都是很和蔼的，可教起戏来经常骂哭我们的女演员，一个水袖动作三十多次，到什么高度、甩多少长度，笛音到什么位置，一板一眼。我们“柳梦梅”给汪世瑜老师操练得要跪下了，戏服血迹斑斑，膝盖都出血了。我们这戏真的是血、泪、汗，磨了一年才磨出来。
21世纪了，我们的想法是，表演艺术如果成功，如果引起共鸣，一定跟同时代观众的美学相符，如果它与同时代观众的美学不相符，它不会引起共鸣。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如何把科技跟舞台和有600年历史的剧种结合起来，是我们的最大挑战。科技用得不好的话，一下子就会把戏破坏掉，所以我们这次非常节制，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遵循、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我们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在古典的基础上，把现代的元素很谨慎地融进去。
后来我们还带着戏去了海外，他们的剧评很严苛。那天我们在伦敦演得也非常成功，演了两轮6场，很多知名人士都去看。后来我们去参加希腊艺术节。我们那一次很有意思，到了莎士比亚的故乡，到希腊悲剧的故乡踢馆去。希腊人当然懂得看戏剧，这是他们的传统。
我做昆曲，也是希望对看过我们戏的人，无形中能给他们感应和启蒙。前年，我在纽约演出，有二三十个留学生跑来看，看完以后，里面有两个南开大学的，当时看过戏的，那个时候是本科生现在是博士生，一个念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念纽约大学。他们都跟我讲，因为那个时候在迎水道校区看过了，所以他们又来看，种子已经撒到那边去了，我听了很高兴。
我们从2004年开始演，演到现在已经演了10年了，一共演了232场，我全世界都跑了，大江南北都走过了。我们在伯克利演出，大概有两千多位子，有五成到六成是非华裔的。有意思的是，有些外国人看着也掉泪。我想，这些感动是因为爱情美，美的经验是普世的。总而言之，我们到美国去，有几方面考虑：第一个是外国观众的反应，第二方面就是报纸剧评的反应。让那几个大学，让学术界认识到还有昆曲这门艺术。以前昆曲也去过美国，大部分是演给自己的同胞看的，这种主流的演艺场合，在西岸还是第一次。如果说当时趁着那时候一直再往下巡回的话，可能美国真的对昆曲有更大的兴趣。不过出去一次花费太大了，应该是政府送的，好像政府每年也送不少的东西出去，像昆曲这样，既然联合国都认为是代表作了，应该把它送到外面去。
我想，我们上次到美国去，到英国去，他们的反应真的蛮热烈的。我很高兴经过了考验，美国人、欧洲人都对我们的古老艺术完全能接受，不光能接受还能欣赏，而且非常尊敬，这个很要紧。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艺术，更应该保护。对我来讲，昆曲的意义，跟青铜器、秦俑、宋瓷的意义一样。所以每次演出不是演戏，而是一种文化的展示。我做了10年，中间有很多很多人帮忙，我非常感激。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常常有人出来扶一把，又走过去了。我觉得这个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现在转向昆曲的教育了，所以我在北京大学设立了昆曲课，以讲座的形式，我每年去教他们一次，在香港中文大学也是，在台大，下学期也是。希望昆曲在我们学术界，取得它应有的学术地位。它有那么高的艺术成就，在我们的大学里没有这个课程，我觉得很不应该。所以我试一试在大学里推广，至少同学们亲近这个以后，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会有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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