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昆山:昆曲归来

现在和昆山有关的报道几乎都是经济新闻。这个当年靠贴牌生产上海金星电视和凤凰自行车的小县城几年间迅速成为中国制造产业的明星城市，拥有令人羡慕的物质条件。这一切本身和昆曲无关，虽然这两年，昆山市努力在借助“周庄”和“昆曲”打造它的文化形象。一个叫“巴城”、一个叫“千灯”的镇为此专门在小学里办了“昆班”，上百个细胳膊嫩腿的小孩子在家长和老师鼓励下每天跟苏州昆剧团的专业昆曲演员学习昆剧的基本动作和唱腔。但这座移民城市中的大多数人口仍然不知道昆曲，他们每天在拥挤的商业街上匆忙地行走，对我打听的“昆山昆曲博物馆”茫然地表现出一无所知。这个让中国多数小商镇为之翘首的地方已然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人间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几条主要街道的空气中隐约飘散着台商身上浓重的香水味道。几百年前，昆曲繁荣的时候，这里也曾充满着脂粉香，苏昆剧团创办人顾笃璜说，昆山的主要河道里当年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队，他们都是唱昆曲的江湖戏班。

“很贵的”昆曲

11月25日，记者到苏州的那个晚上，苏州国画院的画家叶放在他自己家的园林里搞“雅聚”。参加这个聚会的七八个人有香港的李欧梵夫妇，北京的格非，南京的朱文颖等。叶放从苏州评剧团请来了苏州评弹“四小花旦”之一的杨衣云，一个长得纤弱美丽的苏州姑娘，她在水榭上弹唱《杨乃武与小白菜》，我们坐在水榭对面的看台上听。叶放几年前和几个台湾朋友买下了“网师园”附近的五栋联体别墅，把别墅的后花园打通成一个500多平方米的空地，用来设计修筑成这个叫“南石皮记”的私家园林。叶放说，他在浙江等地跑破了一双鞋，精挑细选700多吨石头、30多种古树名木，耗资200万元盖了这个园子，现在经常被作为地方名流的聚会场所。
“南石皮记”的上一次聚会是两个月前上海双年展期间，客人是从上海折道苏州“想感受一下中国文人生活”的全球30多个国家美术馆馆长。那一次叶放从苏昆剧团请了两名昆剧演员、两个服装、两名琴司的一个6人班子演了《牡丹亭》里“惊梦”一折。“‘牡丹亭’里杜丽娘唱‘不到园林，怎么知春色如许’，昆曲的情境绝大多数和园林有关。我就盖这么个园子，给朋友们提供听曲和交往的一个精致而奢侈的平台。”叶放的祖辈毕沅修过“适园”，外曾祖父毕诒策盖过“毕园”，他们和修“狮子林”的贝家是世交。而叶放和贝聿铭、登琨艳等人同样交往很密，他认为，造园和演戏、游园和听戏，不光是一种文理上的缠绵，更是昆曲传承方式里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更接近昆曲500年前的原生态。叶放对园林讲述的热情显然要多于对昆曲的，不难看出，他一心要恢复一个姑苏大户人家的荣光。
“昆曲里面举手投足、眉来眼去的精致，要人放下尘世凡念全身心体会。”以至于苏州文联作家陶文喻始终怀疑，远离了那个时代，昆曲在如今的苏州已经没了土壤。但他也承认，“事实上，总有一些大户人家在延续这个艺术奢侈品的香火，如同苏州城绵绵不断的贵族气质和精致生活。”
《长生殿》戏剧总监、总导演顾笃璜就是这样大户人家的子弟。他学的是话剧却痴迷昆曲，几乎一辈子在和这个奢侈品打交道。顾的父亲是无锡蠡园的主人，解放后把园林交给国家。昆山昆曲研究会副会长程郑旅告诉我，被视为近代昆曲复兴三剂强心针“第一剂”的“昆曲传习所”，就是1921年由顾的伯父顾公可、贝家叔祖贝晋眉和拙政园主人张紫东等八个苏州人和另外两个昆山人共同发起的。“当时十个人每个人出资1000大洋，这样投入已经相当大了，但资金上后来还是有问题，传习所又过户给穆藕初，穆是当时江南纺织业的大亨，酷爱昆曲。”顾笃璜说，“穆藕初接手昆曲传习所最开始的想法是把传习所的学生留在他的企业里，毕业后半工半艺，这样把昆曲养起来。”然而没过几年，穆藕初破产，无力养活这些学生，不得已把传习所转手给他的两个资本家朋友，改由他们投资。
顾笃璜说，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在，养昆班都需要相当庞大的支出，“戏本考究，戏服精巧，这些都要很大的成本来维持”。他说，古代苏州织造府的戏班是用税银养的，为了给宫廷输送演员。昆曲传到扬州，扬州富甲一方的盐商很多，他们每年也花大量的钱在戏曲上，养戏班，这是因为商场要和官场联系，昆曲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社交工具和权力符号。而少数私人养得起戏班的大户人家，家班则是纯粹供私人享用的奢侈物，是一种彰显财富的极端符号。顾说，“李渔的家班很有名，不过他是进行商业性赢利目的演出的”。
随着昆曲明星的出现，昆曲逐渐成为一个高收入行业。顾笃璜介绍，俞振飞当年只是跟他的父亲俞粟庐学昆曲，和俞粟庐一样一直算是个票友，后来在上海被程砚秋看中，选他为徒，成为职业演员，“俞振飞下海在那个时候可真是个大风波，对于那样人家的子女，很少有唱戏的”。顾说，不过对俞振飞来说，现实的诱惑是唱戏收入实在是太高了，“梅兰芳到上海一次，演出一个月至少有2万块钱的收入，而当时一个高级白领的月工资不过100块钱”。
传习所成立后昆曲最显赫的一次露面是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在上海的公演。程郑旅说，那次上海美琪大戏院一连四天昆曲，戏码贴的是《刺虎》、《思凡》、《断桥》，还有《游园惊梦》，俞振飞演柳梦梅，梅兰芳演杜丽娘，苏州昆山一带的有钱人都赶到上海去看戏，不光场场爆满，黑市票价炒到一根黄金一张。这次昆曲公演在白先勇幼时的记忆里留下过金碧辉煌极度奢侈的印记，“那一段‘皂罗袍’的音乐，以及梅兰芳翩翩的身段，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当时是上海首轮剧院的美琪正门是一弯弧形的大玻璃门，镶着金光闪闪的铜栏杆，气派非凡，领位的是一些金发的白俄女郎。”

苏州豪门和昆曲兴衰

1921年“昆曲传习所”的发起人都是当时的苏州豪门，其中两个昆山人，一个是中学校长，一个医生，也是地方上的名门望族。程郑旅家原先也是世代为医，他说昆山的昆曲票友里医生很多，因为地方上的中医通常修养不俗，收入丰厚。“抗战期间，‘传习社’传字辈生活困顿，流离失所，一些临时寄宿在苏州和昆山等地的大户人家。”程郑旅说，他的舅舅家就收留过一些昆班学生，他们在家里演出，一出戏大概能换到一石米（相当于150斤），但这毕竟好过穷途潦倒，走投无路。 然而苏州豪门和昆曲名家结交的传统要更早。顾笃璜告诉我，拙政园西部补园的主人张履谦是商人，当过苏州商会会长，为人风雅，喜好结交文人，补园中的主体建筑三十六鸳鸯馆，就是为听昆曲建造的，也是江南惟一的满轩，“这个建筑四面有耳房，顶棚采用连续四卷的拱形状，可以利用这弧形屋顶来反射声音，增强音响效果，使得余音袅袅，绕梁萦回”。张早年曾聘俞振飞的父亲俞粟庐为其儿子、孙子授课，俞粟庐在当时有“江南曲圣”之誉，深受张家上下尊敬。俞振飞的童年是在补园度过的，在晚年时他常常与人谈起这段往事，对现今成为拙政园西花园的补园的怀恋溢于言表。顾笃璜的伯父顾公可、俞振飞和俞锡候都是在补园学的昆曲，一人肖龙二人肖虎，被称为俞粟庐三大弟子“一龙二虎”。
“狮子林”的贝家大小都也能度曲，贝聿铭的堂房叔叔贝晋眉，大家叫他七叔，也是一代昆曲大师，教过“传”字辈。俞家、张家、贝家的交好有一半通过昆曲。 顾笃璜说，美国留学的大商人穆藕初也常从上海到苏州跟俞粟庐学习昆曲，在补园认识了俞振飞，俞振飞长相清俊唱功扎实，很得穆藕初喜欢。“穆藕初还专门在杭州修了一座别墅，专门请俞粟庐住在那儿教他唱昆曲，后来，他接手‘传习所’，就把俞氏父子请到自己家里，每个月给俞振飞发‘干薪’（不需要工作，拿薪水），直到他的纺织厂破产。”
从穆藕初手中接过“传习所”的同样是富极一时的大商人陶希泉和严惠宇。“那个时候的传习所有号称‘生旦双绝’的生角顾传（王介）和旦角朱传茗，特别吃香。”顾笃璜说，昆剧采取的是剧本中心制，在整部剧本中，各行角色都会有以该行角色为主角的折子，从全剧看主角是小生和小旦的剧本在昆班常演剧目中所占比例是较小的，拿《缀白裘》所收昆剧剧目来统计:87种剧本，206出折子，其中全剧以小生小旦为主角的仅占1/10，所以昆剧团领衔的5名演员一正梁四庭柱里没有小生、小旦，但事实上，昆曲中的明星，或者说最受人欢迎和追捧的往往是长相美丽俊俏的小生和小旦。这完全被市场或票友所影响。 这种分歧几乎一度造成昆曲的长期衰败。“陶希泉和严惠宇接手后，‘传字辈’学生满师，成立了一个昆班叫‘新乐府’，两人专门在上海装修了一个很大的剧场，购买了大量的服装和设备，每周都有很像样的演出。”顾笃璜说，“作为投资人，陶、严二人对当家小生顾传自然格外器重，给他的待遇要远高过其他昆班演员，也高过‘一正梁四庭柱’。这招来多数人的不满，几名演员带头闹革命，把陶希泉、严惠宇生生给赶跑了，顾为此也离班出走，在陶的资助下去金陵大学农学院念书了。当时造反的领导人是现年96岁、演老生的倪传钺，也是如今仅存的两名传字辈老人之一。1931年，他带头将‘新乐府’改组为‘仙霓社’。”“但没了投资方，演出场次愈来愈少，本来可唱40场完全不同的戏单，至少要20天才一轮换，后来只能演一个星期就要搬老戏。没多久战事爆发，传字辈艺人数年中一点一滴攒下来的行头道具被炮火炸得一干二净，他们星散四方，好的被苏锡常上海一带的大户人家收留，也有的投了京班。”
最后投身到“国风苏剧团”的传字辈小生周传瑛后来回忆，仙霓社解散后，当家大官生赵传君饥寒交迫猝死马路，打鼓师赵金虎贫病一身卧轨自尽，他与唱昆丑的王传淞为糊口只得改行唱苏滩，终年一条赤膊船装了全班老小闯荡江湖。

由“雅部”到民间的昆曲

苏州昆剧院坐落在苏州平门附近一条小巷的尽头。占地面积不大的昆剧院刚刚完成大修，办公楼的外立面被设计得古色古香。院子的一角也刚建成了一座亭子，就叫牡丹亭。这些变化是白先勇带来的。两年前，白先勇应邀在香港为大中学生讲昆曲，他演讲的主题是《昆曲中的男欢女爱》，“要让青年人看看古人是怎么谈情说爱的”。白先勇要求主办方请4个青年昆曲演员配合讲座临场示范，一定要美女俊男。主办方从苏昆请来4个青年演员，结果大受欢迎。讲座的最后一天，尽管下着雨，门票50元港币一张，1500个座位依然座无虚席。几个月前，《牡丹亭》在苏州首演，票销售一空。
苏州和昆山，这两个城市如今都在努力复原历史上昆曲繁荣时的种种细节。中国昆曲研究中心的周秦告诉我，苏州现在有两个不同的曲社，一个是每星期四下午在鹤园唱，另一个是星期天下午在怡园唱。另外，网师园和留园每天都有昆曲、评弹的表演，网师园是夜游，留园是白天游，在园内8个表演点每天上演80场次，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日游夜游都可以。“张家巷14号的苏州戏曲博物馆里，可以看到马蹄状的古戏台，还有清末苏州红极一时的昆班——全福班的标识。”
由上流社会把玩的“雅部”到民间繁荣，周秦的观点是，“一些大户人家家道中落，加上清朝不许私人养家班”。“昆班流落出来，昆曲慢慢在民间成为一个原始的生意”，顾笃璜说，昆曲在苏州最盛的时候是乾隆年间，有大小47个剧团，每天都有昆曲的演出。当年昆曲在苏州的盛况有一句话叫:“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每家每户都知道都会唱“收拾起”、“不提防”两出戏里的两句唱，都是昆剧著名唱段），“当然，也还是有一些有钱人，要搞聚会、堂会、寿宴，就要请曲班，就有了市场”。
顾笃璜介绍说，优秀的戏班在苏州城内演出，称“坐城班”。他们原先都是利用茶肆酒楼或会馆为演出场所，到了民国以后就有剧院建造起来。演出是按座位收费的，比如四人一桌或一个包厢，称“座儿钱”。戏院内有负责票务的人叫“案目”，他也是邀约戏班的投资人之一，接送吃住的费用由戏院负责，然后由戏班和戏院大多按营业收入比例分成，六四或者七三分账，上座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前后台的经济收入，戏班收入也不固定。“这种市场化体制往往容易产生明星，长相好唱功好的生、旦往往会被捧。”顾笃璜说，“案目”活动能量是很大的，他们除了要有一定经济实力，还要有很好的社会关系，与当地商界以及士绅们有联系，要“走得进墙门人家”。大户人家的观众要给他们小费，年终结账收款还要额外的打赏，算作酬谢一年来的服务。“坐城班的另一门生意是堂会演出，堂会有时规模很大，越是大户越要邀名角，像梅兰芳、俞振飞这样的角不是一般人家请得起的。堂会演出有较高的经济收入，除演出费外，还有赏金，可以是很大的数额。”
顾笃璜说，不是所有剧团都敢只在城里演出，更多的则选择下农村，被称为“江湖班”。这些人常年在农村演出，大多是参加庆典、祀神、赛会活动，一个村出钱请戏班，演三天，请其他村来看戏，第二年其他村再请，相当于现在的包场，他们一年两次，把每半年的日程安排好，收入很有保障。江湖班通常雇一个小小的船队，演员生活住宿都在船上。为戏班安排演出档期与各地联系定戏的人称“排下”，大多是乡镇茶馆的店主，他承揽本地及周边地区的演出业务，茶馆作为联络点，他们与戏班里专职负责对外联络生意的人（“坐班”）保持业务联系。“这是一种类似经纪人制度的原始的娱乐生意网络”，顾笃璜研究过，“排下”通过“坐班”控制着剧团，他们商定演出地点，日期以及戏价，排定半年一周期的演出计划，还负责每一个演出点的业务联络与安排。有实力的“排下”通常能控制几个或十几个戏班，才能完成他所承揽的各地演出业务。坐班也兼搭多个戏班，他手下又雇伙计为他奔走，伙计忙不过来再雇小伙计，坐班由戏班支付薪金，通常高于主要演员。“每年戏班还规定义务演出四天，上半年六月三日、四日，下半年十一月十八日、十九日。”顾说，因为坐班收入丰厚，有些演员就改行当坐班了。“排下”没有工资收入，但规定可按戏价提成7%作为酬劳，收入也很可观。
“昆剧戏班以苏州为中心，主要分两路，一自浒墅关以北至无锡、江阴、宜兴等处称北头班子或关外班子。一是自苏州以南，至昆山、吴江、湖州、杭州一带称南路班子。那时候的演出，每到一地演一到三天，全盛时期在这一带每年总有数千场演出，常常碰到几个戏班同时打对台演出。”昆曲专家姚白芳说，“太平天国占领苏州后，苏州剧坛的四大名班‘大章’、‘大雅’、‘全福’、‘鸿福’本是有名的‘坐城老班’，为了生存都转移到上海。开始还可以维持营运，同治以后京班南下，昆班一律沦为水路班。他们当时跑水路码头有两句口诀，一句是‘菜花黄，唱戏像霸王’，另一句是‘七死八活，金九银十’，是说头一年除夕，吃过年夜饭就上船出发，从开年一直唱到农村菜花黄。但唱到下半年七月，农事一忙，没有人看戏了，这时下乡唱戏就是死路一条。八月过了中秋，农事结束，戏班就有活路了，九月十月庆祝丰收，酬神赛会，连台好戏，是生意兴隆的两个月份。”但在农村昆剧太过高雅，很快不是梆子腔、京腔、二黄调这些花部（通俗戏曲）的对手，不可避免地衰颓下去。
“昆曲从来都是贵族的、小众的，从繁荣走向低谷，真正原因是大批文人去搞新文艺了，原来喜欢昆曲的大户人家也不玩了。”顾笃璜说，“慈禧也不听昆曲，听京剧了，整个风气都扭过来了，这和现在流行歌曲起来了，没人听京剧是一个道理。”“当然，毫无疑问，昆曲复兴同样是从贵族中开始。”

（摘自 《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