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藕初与昆曲保存

穆藕初与昆曲保存

“不致淹没失传者，舍我穆公其谁！”

穆藕初（1876—1943年）是民国早年的一位爱国实业家，他喜爱昆曲，是一位热心的昆曲票友，早在大半个世纪之前，他就与广大江浙票友一起组织并参与挽救、保存昆曲工程。

1947年，在其灵柩由内地运返故里安葬之际，当年亲身参与这一保存过程的艺术家俞振飞曾撰文追悼先生，“…安得热诚爱好昆曲如先生者出更谋提倡保存于后，则先生之功，固己不朽，而昆曲前途当能有一线之曙光。呜呼！先生，先生长往矣！”

昆曲传习所尚存的十余名学员还特地假苏州梨园公所为先生设立长生禄位，並在祭典现场声泪俱下地演唱了先生生前最爱的曲子，以表示对先生提携抚育的雨露之情的怀念，穆氏后人也参与了祭典，场面至为感人。全体学员在《穆公创设昆曲传习所之经过》的悼文中哀叹：“呜呼，热心昆曲，使此一线不绝如缕之雅乐，不致湮没失传者，舍我穆公其谁！”。

传习所的学员真可谓是饱经忧患，历经沧桑。从传习所出科后，初到上海时有五十余人，后来逐渐减少到三十余人，因为生活非常清苦，走的走了……到后来，只剩下十八个人同舟共济，坚持到底。其他自杀的、吃鸦片的，还有个别的落乞于市，甚至还有的暴尸街头。据说穆先生在抗战离沪前曾有一位画家好友在与穆先生谈及此事时，“骂”他办什么传习所，结果“培养出了一批小瘪三！”可见当时之惨状。可谁又能想得到，正是他们这些人，日后竟都又成了“国宝”呢！

穆藕初的国粹文化观

早在1914年8月穆藕初学成归国后不久，他在欢送当时即将赴美留学的清华学子时，就以在美六年的所见所闻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们留学“更当不忘国粹”。穆说：“吾国学生倾向西学，曾未窥其精萃，先弃吾国固有之美，以致人心世道风俗学术无不江河日下。……凡文化盛者，其人种必强；文化衰者其人种必弱。未有提倡国学而国不兴者；未有自戕国学而国不亡者。所望诸君……日后回国能行其所学於国家社会，非徒袭文明之外观而实有根本之裨益。”（见1914.0807《时报》第7版）

1922年2月7日，穆在一次演唱昆曲前发言：谓音乐系国运隆替，吾国自宋词变为元曲，大盛于清初而中衰於清季，今则社会复知趋重。人不可无娱乐，而昆曲确为高尚之娱乐，其文字优美，尤为特长。（1922.0208《申报》第四版）在这些文字中穆藕初视昆曲为国粹，对国学对文化是非常之重视，已不再局限于个人陶冶情趣的娱乐工具，而已升华到关系国运隆替之高度。

留声·育人·存本

穆藕初在与苏州票友张紫东及江南曲圣俞粟庐等多次商议后于1920年5月（当时穆为北洋政府名誉实业顾问）应召进京时，经俞粟庐介绍，就保存昆曲事宜专程去北大访问了国学大师吴梅先生。穆藕初从北京回来后，即于1921年初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昆曲保存社”的组织，其成员有穆藕初、俞粟庐父子、徐凌云、谢绳祖、高砚耘、王慕喆等，该社虽並无实体，也尚未发现有其正式成立及组织机构的文字记载，但报刊资料上随即经常可以发现有以保存昆曲社名义组织的一系列实际工作。它以保存昆曲为己任，先后抓了三件大事：一留声、二育人、三存本。

留声：就是出资请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给昆曲界公认的叶派传人、享有“江南曲圣”称誉的俞粟庐先生录制留声片，以使叶堂唱腔永留人世。为此穆藕初于1920年11月亲赴苏州请俞粟庐到上海录制昆曲唱片，以每张二百元的代价共录制了六张半唱片，共十三只曲子。（原唱片已经由穆氏后人送昆曲博物馆保存。）现在有关俞粟庐的录音光盘都是由此复制而成的。

1921年3月23日的上海《申报》刊有冯超然、谢绳祖、穆藕初三人署名的文章《敬告提倡国粹之韵学家》一文。该文称俞粟庐对昆曲“潜心研究，垂数十年。平日于一字之律，一音之韵，阴阳宫商，不少假惜，以是江浙名流莫不奉为圭臬。”又云：“沪上海百代公司有鉴于斯，为推广流播起见，曾一再挽友谆请，而先生未允。后又经诸同志咸相劝驾，谓斯道宜显不宜晦，宜行不宜藏。虽曰音韵末艺，然而陶情淑性，亦足以挽颓风而励末俗也。于是先生颔之。……先生善传神，‘百代’善流布。海内鉴家得此新片，如聆雅奏，知相与击节不已者，一如某当日亲闻也。”唱片发行前，昆曲保存社请俞粟庐手写的曲词，印制成《度曲一隅》册子，书封由穆先生题签，扉页印粟庐先生七十五岁玉照，由冯超然题书。跋文落款“昆曲保存社同人谨笺”。

穆藕初能以惊人的胆略和魄力，不惜出高价及时地把当时最先进的录音科技引进以保存此类古老的国粹音韵，实是功德无量。该唱片的刻录发行对流播和扩散正宗的叶氏昆曲唱腔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其影响直至当今。穆藕初要求儿子练武、女儿学唱，当年怡如、恂如两个女儿都还年幼，大人学唱时她们还只能旁观，后来主要就是跟留声机学习，还真唱得不错，这就要归功于这些唱片了。

育人：为解决昆曲后继无人的危机，必须解决接班人的培育问题。为此昆曲保存社在苏州组设了昆曲传习所。

1922年1月4日刊于上海《申报》“自由谈”副刊上的《苏州伶工学校演剧》一文：“南中曲帮，近有昆曲保存社之组织。探颐索隐，则元音不致日以晦减。精究于五音四呼之间，则出字收声咸归正则。夫能如是则在稍通翰墨者，虽素未度曲，而一聆声音，即能历历分明，辨别曲文，何致拂情而左顾哉？社中诸君子已在苏州倡办伶工学校，召集贫苦子弟，延名师课授，开拍半年，成绩已自斐然可观。异日学成，既不沾染旧伶工之恶习，又可维系古艺术于不坠。惟经费拮据，设施颇费周章，社中热心者，固拟于旧历元宵，在本埠夏灵配克戏园演剧三天，藉补校款之不足。扮演者多昆苏沪名曲家，淹雅博洽，蜚声社会之巨子。为艺术而现色相，亦吾曲帮之好消息也。”这篇署名“淡”的“曲讯”是迄今为止找到的最早报道昆曲传习所的媒体文字。文中称传习所为“苏州伶工学校”。1924年5月23日传习所学员首次到上海公演，次日的上海《申报》以“昨日昆剧表演之日戏”为题作了报道。

在1922年2月中旬演出前，上海各报均有“昆曲大会串”的新闻和广告刊出。由俞粟庐、徐凌云、穆藕初三位代表保存社在各报刊登的广告明确刊登了会串宗旨：扶持雅乐补助昆曲传习所经费。

大会串是经过长期认真筹办的，此事早在学校成立前就议定了。从未上台演出过的穆藕初为此在前一年的夏天就在杭州韬光寺旁关门学戏一个多月。穆藕初当时是个大忙人，如此之举实属罕见，也说明他真是全力以赴地在重视这次会串。这一切说明保存社是把办传习所当一件大事来抓，而且未雨绸缪对经费问题的考虑是很周密，安排也是很周到的。穆藕初本人更是全力以赴，除开办费投入万元计外，日后三年全所六十多人的全部日常开支也都是由穆一人所承担的。

存本。就是穆藕初准备要把当时已收集到的全部昆曲曲谱用工尺谱统一格式抄出，整理出版，以留后世。此项工作十分复杂，且工程浩大，尽管如此，穆藕初当时已经找了专人并落实了经费开始工作。穆藕初聘请了曲友名家沈彝如任“曲务秘书”，（ 沈彝如留有日记体手稿《传声杂记》一本，纪录了沈氏1922年上半年追随穆藕初从事抄谱曲务工作的情况，极富史料价值）。

其抄谱工作在大会串后不久就开始了，不久又增加了一个年轻人帮助抄谱。抄本还多次送去请俞振飞、谢绳祖等多人一起讨论，其中还有中华书局人员参加，可知穆先生已把曲谱的出版提上了议事日程。该年5月中旬穆藕初有公务赴京，北上之际他带上了部份抄就的曲谱请教吴梅大师。四月二十九日（5月25日）记：“俞振飞先生来电话，云北京来信，因所抄曲谱格式不合，暂仃抄写。”抄谱工作中止没再继续。解放后，穆氏后人将所存曲谱595册全部捐赠给了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班。

关于传习所“创办人”的学术争议

昆曲传习所由昆曲保存社创办，是无可争议的。至于说到传习所的具体创办人，解放前就只提到穆藕初一人。解放后随着回忆文章的大量问世，创办人数增加了，后来又有人提出穆藕初不是创办人，是几位苏州票友创办在先，后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才由穆把传习所接办过去，穆是接办人。“创办说”与“接办说”之争由此展开。

坚持“创办说”的主要学者上海朱建明先生（已故）在1999年8月6日交给本人一份他的新作《穆藕初与昆曲——中国新生代实业家与传统文化》（草稿复印件），全书共前言和六个章节近二十万字。当时朱建明先生还给我介绍了与“接办说”的论争情况。

鉴于我本人是从事自然科学工作，对昆曲史是外行，加之当时对此事尚缺乏了解，我表示我们家属对此的态度是：不参与、不介入、不评论。为此，我事后专门去走访倪传钺先生多次，并把朱书的上述提纲给倪老看了。倪老很认真，阅后还把他的观点于1999年9月26日写了一个便条给我。倪老便条指出，苏州、上海、浙江所写的资料都有片面性，现在如果真要把事实理清楚，首先应该去掉“某些地方观念”，站在纯客观的立场。并且表示，现在穆先生的家属表示“不介入”的态度很好，很客观。

此后我们在编撰《年谱》的过程中也就比较注意收集了这方面的资料信息，大量史料证明“接办说”不符合历史事实。“接办说”腰斩了全过程，因为只纠缠在个别人物和事件上，从而使这一非常生动保存历史文化遗产过程的中心思想与灵魂无以表述，这才是我们决定介入这一学术论争的主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