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和先生是大家闺秀,晚清名将张树声之后。她庄重、典雅,衣着朴素,爱着中装。黑丝绒将银丝发挽成辫子,盘在头上。有文章说她“偶然上街打酱油买醋,回头率不低于小姑娘”。老年的张允和体质较单薄,清瘦,装了心脏起搏器,但精神尚好,特别健谈,出语幽默。她装的是一口假牙,自嘲“无耻(齿)之徒”。偶尔掩口一笑,周有光说“妩媚极了”。
记得那次闲聊,我们是在周有光先生那七八平米的小书房内,周老送我一本刚出版的《文字浅说》,允和马上抢风头,“我也有!”恰值那天她的《张家旧事》再版样书送到,我马上说“我要,我要。”坐在沙发上的允和向周有光先生招招手,周老从桌上递过一本《张家旧事》,允和将书悬在手中签起名来。那几年她连出了两本书,又上电视,自豪地对我说“我现在比周有光还有光。”
在我结识的亦师亦友的文学前贤中,真正说得上“忘年交”的大概也要数允和先生了。从我来说,我是为老人的睿智、幽默和那炙人的亲和力所深深吸引。我总爱到她府上拜访,没有一点拘束,见茶吃茶,遇饭吃饭,从不言谢。有一次我们三人对坐。耳背的周有光抢着与我讲话。允和调侃说:“不能跟他讲悄悄话,隔壁邻居都听到了,他还没听见!”允和先生智慧、豁达。文革时,北大红卫兵杀上门来,要她揭发北大教授张芝联(她在上海教书时的校长)的历史问题,面对小将哄吓诈骗,她只招三个字:“不知道!”有小将趁机拿走她家中“好玩的”东西,她也不恼不怒宽容他们,说:“就像我儿子孙子跟我"斗猴",我才不生气呢。”又说“我才不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呢!”
张允和先生对我也不见外。一段时间内常常早上六点钟就打电话给我,第一句总是:“张昌华,吵了你吧。我年纪大了,早上睡不着,就给你打电话……”我存有她给我的二十余通手札,长短不一,写在大小不同的各种纸片上。天南海北,家长里短什么都写。允和先生豪爽,有客造访,她常以书赠之,因此汇款请我代她购书就有七八次之多。记得某次她汇款买书,我将她的购书款退给了她。她来信抱怨我“你真是”,我说作者是编辑的上帝,为你跑腿是天经地义的,如有不周全的地方,可以打屁股。她在来信中说:“不打你,你是张家的好孩子,奶奶舍不得打你。”读此信真让我乐得不轻。
张家四姐妹都是昆曲迷,被誉为“张氏四兰”。
解放后北京成立昆曲研习社,俞平伯任社长,张允和是副社长兼秘书长。俞平伯先生过世后由她继任。她有一部五十万言的《昆曲日记》,自1956年昆曲研习社初创起,至1985年末止(文革间中断)。记录了建国后中国昆曲界乃至世界昆曲界的重大活动,是一部活的当代中国昆曲兴衰史。2001年,世界教科文组织把昆曲列为人类口头与精神文化遗产名录后,国人兴奋。江苏是昆曲的故乡,当时报纸上正在大肆宣传江苏要建文化大省。允和先生心动了,打电话给我,说她想把《昆曲日记》在江苏出版,说是周有光叫她给我打这个电话的,“周有光说请张昌华想办法。”两日后,《昆曲日记》以特快专递飞到我的案头。我通读后作了简约的编辑处理,正式向社里写了份“报告”。孰料在选题讨论会上打不开绿灯。为了向允和先生交账(如此境界,实在羞愧),我绞尽脑汁,决定走上层路线“曲线救国”,请允和先生直接给某公写封信。但我又想,要让九十岁老人写这样的信,实在有诸多不便。于是,我以她的名义拟了稿打印好,只留下签名,并附信详说原委和操作程序。不意允和接到信后,立即给我打电话。一感谢我的美意,二表示她与周有光都不愿这样做。我听了心中十分难过,由于我的自作聪明,不经意中伤了老人的自尊。
十分遗憾,张允和的《昆曲日记》直至她告别人世时未能一闻书香。最后还是由她相濡以沫七十年的老伴、时年百岁的周有光先生帮她圆了出版的梦。《昆曲日记》出版后,周有光在赠我的书上幽默地写了四个大字:“好事多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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