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前曾在旧书肆过手一套昆曲书籍,书是晚清同光时期的旧物,店主索价甚昂,未能买回。但在翻阅书籍之时,笔者却无意间在曲谱首册的封底衬页内发现了九份晚清时期的拜帖,在拜帖的背后则毛笔书写有十一次曲叙的地点和剧目,倒也不失为一份颇有趣味的早期昆曲资料。承店主美意,廉价将这九份拜帖购回。在这里,且就着这几页拜帖,说说它们背后的昆曲故事。
何为拜帖,顾名思义,就是拜访别人时所用的名帖。清人赵翼在《陔馀丛考》卷三十"名帖"中说:"古人通名,本用削木书字,汉时谓之谒,汉末谓之刺,汉以后则虽用纸,而仍相沿曰刺。"据传,拜帖起源于汉代的"投名刺",唐宋两代称"门状",明清时又谓之为"红单"。呈送拜帖之时,人们在红纸(多用红纸,以示喜庆尊重,亦有用其他色泽之纸)上书写姓名(后世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亦有印刷之名帖)送给亲朋好友,或以示祝贺,或通知对方将来拜访,抑或通知对方曾来拜访。这里提及的九份拜帖,未提所拜何人,想来就是那套曲谱的主人。主人名讳不详,生平亦知之甚少,只知其生于嘉庆年间,雅好昆曲,平日常与里人一同唱曲,大约终于光绪年间。前来拜望的几位,韩文潮、宋昌、李曾裕、施文田、范言治、范言清、范言昌、蒋允恭、李鸿仪、李丙荣、王栻,姓名可考者有上海李曾裕,少有文名,"屡应京兆试不售,乃奋然投笔,以鹾尹分发两浙。后历官府同知,引疾归……于淞南沪北之地赁屋数椽以居。适王君竹鸥亦旋里,相与徜徉山水间,或酒馆延宾,或歌场顾曲,中外士庶,望之若神仙中人。年七十有七。" 有《舒啸楼词稿》(清同治十二年本)存世。另有李鸿仪不知是否为民国上海锦文堂《古画真迹考》的作者。拜帖本无甚稀奇,只是个别拜帖在背面印上了来访者的地址或者"专诚拜谒"、"拜谒留名,不作别用"字样,而真正有意思的恰是这些拜帖的收帖人在拜帖背后写下的曲叙剧目,这给了后人一份了解当时昆曲曲社曲叙活动的绝佳资料。
和当下的昆曲曲社固定地点曲叙不同,在清中后期至民国这段时期内,昆曲曲社的曲叙活动除了在固定地点举行曲叙外(如民国无锡天韵社在无锡公花园、甪直紫云曲社在当地三官堂和光明阁定期活动),大多是采取在曲友家中曲叙的形式。在家中曲叙,一来对举办曲叙的场所有一个面积的要求,太小不行,太吵闹亦不行,二来也对承办者的财力是一个考验,一般曲叙大多要从早晨到晚间,承办者照例要承担所有参加者一日的伙食用度(曾见民国赓春曲社的一份资料,记录光绪年间某次曲叙共费银洋二十一块,除去社员缴纳的"份洋"八元外,承办者贴补了近十三元,这在当时绝对算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好在当年的那些昆曲爱好者们,大多都具备相当的资财,承应这样的曲社活动自然也不在话下(民国中后期昆曲的衰落,或也与社会动荡时期曲友生活质量下降不无关系)。而在此次发现的九张拜帖中,曲谱的主人记录下了他参加的十一次曲叙的地址,其中有七次在曲友家中,分别是也是园朱宅(或在今上海黄浦区河南南路也是园附近)三次、艾家弄沈宅(或在今上海黄浦区老西门附近)一次、季家巷沈宅(或在上海嘉定区江桥镇附近)一次、永安街某茶栈(或在今上海嘉定区安亭镇附近)一次、某地(地址不详)谭宅一次,另有四次在宗教场所内,小九华财神殿(不知是否是今马鞍山的小九华寺内)三次、青龙庵(或在今上海金商公路大观园附近)一次,由此基本可以确定,这是一个主要活动在上海地区的曲社组织,该曲社不定期在曲友家中或其他场所进行曲叙活动。
晚清时期的曲社在曲友家中的曲叙,大致是按照这样的流程:每个曲社都会有一名到几名主事者,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同期曲叙(一般是一月一次或一月两三次,偶尔遇到社员喜庆活动亦会有临时祝贺曲叙活动)。如在曲友家中举行,一般事先承办者会向曲社全体社员送发邀请函,约定某月某日在某地举行曲叙,邀请对方出席。活动当日,承办者一大早就会在家中迎候,有些社员上午到,有些则午后参加,一般中午由承办者安排午餐。曲叙的正式时间一般是从当日的下午开始,一直延续到夜里,每次演出十数折或二十余折,晚间由承办者安排晚餐,饭后继续进行曲叙,或邀请戏班前来演出,直到夜间兴尽而散。曲社的主事人会记录上每次曲叙的参加人数、演唱的剧目以及当天的其他一些相关细节,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份曲社活动的资料,而这里所见的书写在九份拜帖背后的内容,应该就是某曲社的主事者或者参与者记录下来的曲叙活动资料。
通过九份拜帖背后记录下的曲叙资料,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在清同光时期,上海的一个昆曲曲社至少可以演唱昆曲剧目近七十折,这等数量已绝非今日诸曲社所能比,且常演剧目中不乏今日不见提起的生僻剧目,由此我们也可从中对当年的昆曲曲社的发展情况有一个侧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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