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艺术里寻找一种雅俗交融的代表，戏曲应当之无愧。中国戏曲漫长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雅”和“俗”的一种良性互动，它们共同铸就了中国戏曲的文化品格。当然，由于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存在的差异，反映在戏曲上，“雅”与“俗”在地方各剧种中的比例也是不同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戏曲的“民俗性”即是它与生俱来的“俗”性；而戏曲的“精致化”并不等同于其“雅”性。
20世纪以来，与其他传统文化一样，戏曲也经历了“现代化”的洗礼。在此过程中，重要一点即是追求戏曲的“精致化”。这在剧本创作、戏曲编排、舞美设计上都有体现。在剧本创作上逐渐建立专职编剧制，讲究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个层次，强调冲突等；戏曲编排上，建立专职导演制，由导演掌控演出的一切环节；舞美方面，讲究大气、雅致、整洁。这种对戏曲“精致化”的创作追求，使它更适合在封闭式的现代剧场演出，观众在台下安静地欣赏。
笔者认为，正是这种“精致化”造成了戏曲的“庄重性”，减少了它的娱乐性和亲和性。从这个角度理解，戏曲的市场属性也就随之被削弱了。我们当然不能说戏曲的“民俗性”越高，其演出市场就越好，但是太过“精致化”的戏曲，它的演出市场受众面会窄。另外，“精致”不等同于“精品”，前者更多只是一种外在形式，而后者更多强调其内在本质。也因此，某一剧种、某一剧作的“精致化”较容易在短时间内实现；而对其“精品性”的追求，却显得任重而道远，必须经历岁月的沉淀和检验。反映在演出市场上面，精品剧目的演出，不管是在正规、庄严之现代剧场，亦或是在人来人往的乡村草台，都会有不错的口碑和票房；而一些“精致化”剧目，往往被局限于正规化的现代剧场演出，实际演出场次和票房收益也远不及前者。
追求“精致化”是戏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一定程度上，使得略显“丰腴”的戏曲得以“瘦身”，更加符合当下人的审美倾向。不过，这都是相对而言，也有一些观众看到传统剧目中净、丑角色跳出剧情的“插科打诨”，感到莫名其妙，认为这种演法简直破坏了整个演出的“庄重”气氛。常言道：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观众可以被自作聪明的“张古董”逗得哈哈大笑，也常常为遭受罹祸的赵五娘掬一捧同情的眼泪。这是好演员和好观众共同造就的“真实剧场世界”。而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种适度美的中国戏曲，它必然会想办法告诉观众，戏就是戏，而非真，“插科打诨”即是一种有效手段。
日前，笔者有幸观看了“2012年全国优秀剧目展演”当中的10余场演出，值得高兴的是，当前的戏曲创作和演出表现更具多样性和层次性。每个剧目当然都是“精致化”的，但不少已非只在追求一种外在的“精致”形式，而是在内容上也下了一番功夫，比如一些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剧目，并没有选择以往的题材，即将视角集中在直接参与这次革命的人物和事件当中，比如晋剧《大红灯笼》；而即使将题材选定在革命人物当中，也多从与以往不同的情感角度进行演绎，比如闽剧《与妻书》。当然，这样的剧目，更多还是只能在正规化的现代剧场演出。前者更多是现代科技的限制，后者则是题材的限制。而“青春版”婺剧《穆桂英》所显现的特质则恰与前面二者不同，它自然也是经由“精致化”原则运作而产生的，但或许是创作者的“青春”口味与剧种地域特色的碰撞，使得这个剧目反而带有了很浓的“民俗性”，不仅能演出于堂皇高台，一番“轻装”打扮，也能“上任”村野庙堂。要说“精致化”与“民俗性”二者兼有的，笔者认为当推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不仅在内容上贴近现实，给人以哲理启示，也在形式上巧妙地融戏曲传统程式于现代表演当中。它不是高高在上地给观众讲道理，而是寓教于乐地让观众平视了普通人在“寻梦”过程中的蜕化与坚守，进而自我反思。
现今的世界更加多元，文化也讲究多样性，反映在戏曲发展上也应该这样。戏曲在追求“精致化”的过程中，也不能舍弃其“民俗性”，这不仅仅是经济角度的考虑，更是出于戏曲本身长久良性发展之目的。当然，对于戏曲演出中那些已经明显不符合现代人审美欣赏的弊病，也要经由“精致化”的改造，最后，最好能走向“精品”。
而观众在欣赏戏曲时，也要从戏曲的“民俗性”与“精致化”这两点考虑，不管是传统戏还是新编戏，都要怀揣一颗“了解之同情”心，毕竟戏曲的美学追求是多层面的。
（摘自 《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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