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玮

转瞬,中国评剧院建立已一个甲子了,回忆起我在评剧院的创作成长往事,仍历历在目,心情久久不能平静。1953年,我和胡沙、冯霞、李肖,还有一些歌剧演员从中央戏剧学院分配到中国戏曲研究院参加戏改工作,研究院评剧团团长薛恩厚给我们介绍了评剧团里两个演出队的基本情况:一队是由新凤霞担任主演的北京青年评剧团,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曾经演出过很有影响力的《刘巧儿》、《艺海深仇》等剧目;二队由筱白玉霜、喜彩莲为主演,和当时颇有实力的中华评剧团共同组成,他们演的新戏《小女婿》、《九尾狐》等,深受观众的欢迎和专家的关注。

薛恩厚说评剧团是一个即有评剧传统,又有创新能力的新型剧团,他非常欢迎我们这些来自解放区,搞过民间艺术,创作过新歌剧的艺术工作者们。此后,在薛恩厚的主持下,评剧团召开了多次讨论会。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充分发表着自己的设想和意见。薛恩厚说:“评剧是一个通俗易懂,群众喜欢,且善于吸收的剧种。但它现在只能演‘三小’剧目,行当缺少,新剧目的创作发展受到阻碍。我们必须要发展行当,演大戏,用新剧目来带动舞台艺术的全面发展。当务之急是学习,全体演员必须普及文化知识,提高文化水平。艺术干部要学习评剧,熟悉评剧,尽快投入工作,在实践中学习。”剧团当即成立了导演组,建立了导演制,确立了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并任命胡沙为导演组长。

在大学习开始后,薛恩厚主讲了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通过学习,提高了剧团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演好戏的思想认识,此后便热火朝天地开始了一系列提高剧团艺术素养和创作能力的实践工作。演员们通过扫盲班的学习,顺利升入北京市六联速成中学,还在团内组织学习识谱,上艺术课等。艺术干部们则是学习了评剧鼻祖成兆才的名剧《杜十娘》、《桃花庵》、《珍珠衫》、《打狗劝夫》、《杨三姐告状》等,大量地听了一些老戏的录音和明星的唱片,并请老艺人喜彩春教了《杜十娘》的“船头”、“撇宝”两段唱腔和《小赶船》一戏。为了提高导演的理论水平,胡沙、冯霞、席宝昆、李肖和我去到中央戏剧学院列斯里的导演班学习。我们做旁听生,学习导演理论,听剧本和演员表演方面的讲座,并重读了斯坦尼的《奥赛罗的导演计划》等。我和席宝昆、李肖共同参加了石小林导演的《拒婚》一戏的演出,作为毕业考试,我们得到了列斯里的表扬。

学习期间,薛恩厚指出,我们应在实践中学习,剧团是要演戏的,我们要为剧团考虑新的剧目。当时,一队因新凤霞休产假不能参加演出,需要为青年演员考虑剧目;而二队则主要为主演筱白玉霜考虑剧目。我们导演组经过讨论,胡沙提出了改排歌剧《小二黑结婚》的想法,主演小琴由原歌剧演员于平担任,小二黑由青年演员李梓森担任,三仙姑由新改行的彩旦赵丽蓉担任,二孔明由丑行的宋长文担任,媒婆由歌剧演员万晶担任,这样的剧组组合是具有挑战性的合作。在导演胡沙、冯霞,音乐乔谷和演员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出戏曲和新歌剧相融合的新型评剧搬上了舞台。特别是三仙姑的扮演者赵丽蓉,她巧妙地运用了彩旦的唱、做、念、舞技巧,演活了三仙姑这个角色。《小二黑结婚》的演出得到了领导的肯定,也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二队在薛恩厚的主持下,经过反复讨论,决定重新排演《秦香莲》。记得当时筱白玉霜兴奋地说:“我要把好的白派唱腔全用到《秦香莲》的戏上。”魏荣元也说:“我从此不再唱京剧、梆子腔的包公了,我要唱一个评剧的老包。”二队全体演员群情激奋地迎接着新的创作。作者邱新负责改编剧本,他根据评剧、京剧、梆子以及云南滇剧的《秦香莲》剧本加以改编,经过反复论证、四次修改后最终定稿。艺术研究院派马可带领贺飞、杨培和筱白玉霜、魏荣元、主弦杨殿荣组成了创腔音乐组。并决定由席宝昆、魏荣元做导演,赵戈枫和我做辅导工作,薛恩厚亲自挂帅创排。

这出戏最关键的是声腔的改革,马可提出要尊重评剧传统,尊重流派,尊重演员,根据角色的需要和演员共同进行创作。主要突破男生声腔的改革,经过音乐工作者和演员们一遍遍地修改,魏荣元反复地试唱,终于由魏荣元成功唱响了第一个评剧花脸包拯的形象。《秦香莲》解决了男生低于女生四度的演唱问题,同时运用了越调大板胡来伴奏,这是评剧改革的一大飞跃。而筱白玉霜以崭新的白派声腔唱红了一个不畏权势、善良坚强的秦香莲形象。《秦香莲》一戏行当齐全、人物鲜明、故事动人、舞台完美,是评剧继承和创新的典范。当时演出引起轰动,继而拍成电影,荣获了优秀影片奖,筱白玉霜、魏荣元、席宝昆还分别获得了金质奖章一枚。我们文艺工作者与戏曲工作者的通力合作,为推动评剧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来,我们导演组又陆续排演了一些现代戏,在学习创作中体验评剧的困难和真谛。

1955年,中国评剧院成立了,直接受文化部的领导。文化部派张东川为第一任院长,薛恩厚任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当时确立的建院方针是“以现代戏为主,挖掘整理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建成示范性剧院。”院长指出,要由文学组首先挖掘整理评剧传统剧目,于是从1955年到1958年,评剧院整理上演了大小剧目三十多出,演出场次最多和最受欢迎的剧目有《朱痕记》、《杜十娘》、《桃花庵》、《珍珠衫》、《莲花庵》和《打狗劝夫》等;剧院移植剧目也有三十多出,如昆曲《十五贯》,京剧《小上坟》,川剧《御河桥》、《鸳鸯谱》,扬剧《恩与仇》,越剧《春香传》、《闹严府》、《三看御妹》,以及根据元曲改编的《包公三勘蝴蝶梦》、《绯衣梦》、《调风月》等;剧院还移植改编了现代戏二十六出。

当时的演出剧目多种多样,受到观众的欢迎,同时也锻炼了演出队伍。评剧院的演员行当逐步齐全,创作能力也得到极大提高,编导、音乐和美术队伍日渐成熟。但是,现代戏戏曲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好,如胡沙和我创排的现代戏《六十年变迁》、《三里湾》、《百丑图》等基本还是话剧加唱,排演上没有讲究行当,缺少戏曲节奏,更没有运用好戏曲程式的技巧。经过经验总结,我们改变了创作方法,从剧本和导演构思阶段就请主鼓、主弦、主要演员、技术导演参加研讨,共同完成导演构思。这样的改进效果显著,导演技巧大大提高。

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评剧院全院酝酿剧目,多数人同意演新社会、新人物、新题材的戏,最后院领导决定由薛恩厚、安西根据陈靖同名小说改编评剧《金沙江畔》,同时请作者陈靖到剧院共同创作。演员们热情高涨,创作人员更是信心百倍,决心演一出以歌舞演故事的、红军题材的现代评剧。在全院人员的齐心努力下,一出阵容强大、行当齐全、声腔新颖、表演精湛的大戏,在北京大众剧场上演了。此剧惊动了整个京城,当时一票难求,观众涌跃,爆满近一个月,同时也得到了同行的赞美和领导的鼓励,周扬部长高兴地说:“没想到评剧院有这么一台好演员!”《金沙江畔》的成功,是集体智慧、团结合作的结晶,它标志着中国评剧院具有了继承发展和创作新评剧的能力!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评剧院创作活跃、演出红火的年代,薛恩厚院长带领我们首先成功地改编演出了评剧传统剧目《花为媒》。该剧作者陈怀平、吕子英,导演吴坚,主演有新凤霞、张德福、赵丽荣等。演出成功后也拍成了电影,得到社会上的好评。随后由高琛改编的《杨三姐告状》也在舞台上试演多场,我们深入观众征求意见,用于以后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那时,评剧院上下干劲十足,创作热情极高,听闻人艺要演《胆剑篇》,京剧院要重排《越王勾践》,评剧院的艺术干部们觉得这种题材的戏,我们也应该探索,薛恩厚院长说我们也要演历史故事题材的戏。于是文学组立即着手找材料,研究故事,最后由安西和高琛写出了《钟离剑》的评剧本。剧本主要写一位铸剑师的爱国情怀和勾践不忘国耻、卧薪尝胆、复兴越国的故事。此戏由老生、花脸、丑、二花脸和小武生等多种行当组成。剧院决定推出以魏荣元、马泰为主演的一群男演员出演,并确定了二度创作班子。这出戏有很大的挑战性,因为大家是第一次接触这类题材的戏,都知道这是一场硬仗,大家决定要以啃骨头的精神来对待,为此导演、音乐、美术都做了周密的创作计划。评剧院上下克服了种种困难,日以继夜地刻苦排练。一个月后,评剧《钟离剑》与人艺的话剧《胆剑篇》、京剧《越王勾践》同时在北京上演,得到了观众的喜爱,轰动一时。《钟离剑》打破了以往评剧多以女主角为主演的常规惯例,是评剧的又一大创新,从此开创了以男角为主演的新时代。演出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全院的士气,大家一鼓作气,又排演了《孙庞斗智》,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时薛恩厚激励大家:“我们院有足够的能力演好各种题材的戏,今后我们还要演春秋战国题材的戏12本,也可以演外国戏《奥赛罗》、《灰姑娘》。”

此后,评剧院决定由艺术处处长胡沙主持挖掘西路评剧的工作,以何孝充、杨培和我组成工作组,向西路评剧老艺人小蜜蜂等请教学习。老艺人口述剧本、记录曲谱、讲述表演。通过学习,我们整理排练了《卖水》、《顶锅》、《花亭会》、《王二姐思夫》等传统剧目。上演后获得一片赞扬声,光明日报踊跃报道,并刊登了《花亭会》的剧照,在社会上引起更为强烈的反响。这也是我们在挖掘保护评剧传统上的又一成果。

这个时期评剧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是非常活跃的,评剧现代戏已走向戏曲化。我们非常注重原创戏,成功演出了《向阳商店》、《一杯茶》、《春到兰考》,这些戏是经过深入生活、艰辛创作,反复进行艺术加工而成的。当然也有概念化的作品,如《红河一条龙》、《琉璃河畔红旗飘》,这些戏只见场面的热闹,不见人物命运,观众并不喜欢,是失败的作品。经过总结经验,胡沙提出“剧本必须要经过论证,上演场次能达到30场、60场、90场的标准,再上排演场。”这样就有效减少了急功近利、劳民伤财的现象。这段时间现代戏的改编共有25出,题材丰富、形式多样、演出红火,如《箭杆河边》、《李双双》、《会计姑娘》、《向阳商店》、《千万不要忘记》、《南海长城》、《夺印》、《阮文追》等,这些戏上座率高,观众喜爱。《夺印》这出戏一年就演出了七百多场;还有《阮文追》一戏,周恩来总理曾介绍说是评剧最高水平的戏,而越南总理范文同观看后也高兴地说:“好啊,你们演得很像我们越南人啊。”

几年下来,评剧院秉持着“三并举”的方针创作演出新戏,共计上演了130多出新戏,最高年收入42万。剧院还特别注重评剧流派的发展,如积极推进“白派”的继承发展,并成功创立了“新派”,还培养出魏荣元、马泰、张德褔等一批实力派男演员。此时的评剧院已有了行当齐全、富有创作力的演员队伍。更可喜可贺的是,还锻炼出一批勇于实践、敢于拼搏的编剧、导演、音乐、美术人才,初步完成了示范性剧院的建设工作。

文革结束后,受到重创的评剧院,两位主演离开舞台——筱白玉霜遭迫害而死、新凤霞因病致残,演员队伍七零八落、青黄不接。剧院迫切需要确定传承人,急需上演新剧目。在胡沙院长的领导下,评剧院大胆慎重地选定了流派传承人刘萍为“白派”传承人,艰难地确定了谷文月为“新派”传承人。她们都陆续上演了各自流派的经典剧目,白派的《秦香莲》、《家》、《金沙江畔》等,刘萍还创作了代表性新剧目《评剧皇后》、《二楞妈》;新派则上演了《花为媒》、《祥林嫂》、《金沙江畔》等剧目,并重新创作了《杨三姐告状》,谷文月塑造了一个崭新的杨三姐形象,后来还拍成了电影。还有《水冰心抗婚》、《银河湾》、《高山下的花环》等剧目,也都受到了观众的欢迎。这两位传人得到老艺术家花月仙、李忆兰、马泰、张德褔、王景明等人的提携。功夫不负有心人,两位传承人先后获得了梅花奖的荣誉。那时演出火热,花小仙、李忆兰、马泰、张德褔都创作出了新的剧目,如《野马》、《喜神》、《故都春晓》、《乔迁之喜》等。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评剧院的剧本创作进入兴盛期,老中青三代剧作家有近十位。他们编写了各种各样题材的剧本,代表作有:老剧作家胡沙、高琛合编的《高山下的花环》,胡沙的《米酒歌》,高琛的《牡丹仙子》,郭启宏的《评剧皇后》、《成兆才》,仇英俊的《第二次握手》、《酸儿辣女》,薛克兴的《乔迁之喜》,蓝春荣、冯霞、刘成林的《甜蜜的事业》,张宝申的《银河湾》、《黑头与四大名蛋》,刘敏庚的《喜神》、《多情的河》,张宏文的《香妃》等。这些作品丰富了评剧舞台,在当时的演出也十分火爆。以胡沙院长为首的领导班子,非常重视对创作人才的培养。为适应新时期戏曲改革的需要,评剧院选派编剧、导演、音乐、美术等各方面的人才刘敏庚、李新民、刘文田、黄亚妮、张维域、黄兆龙、张怀智、邵振平等到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戏曲学院学习和进修。这些人毕业后,都成为了剧院里的创作骨干。

上世纪90年代,“白派”和“新派”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表演艺术家刘萍收王冠丽为白派学生,二人共同完成小白玉霜二十多出经典剧目的音配像工作。电视播出后,王冠丽得到了观众的认可。现在,王冠丽在天津成立了白派剧团,经常在天津和北京演出白派剧目。近年,评剧院青年演员王平,拜表演艺术家刘萍为师,演出了白派剧目《评剧皇后》、《良宵》(根据评剧《马寡妇开店》改编),还担纲主演了今年评剧院创排的新戏《母亲》。“新派”表演艺术家谷文月在剧院的两名学生张秀云和王丽京,也都能胜任演出《花为媒》、《杨三姐告状》等经典剧目,都成为评剧院的骨干力量。

多年来,评剧院又陆续上演了很多新剧目,如《红岩诗魂》,宋丽、刘慧欣主演的《山花》,韩剑光主演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高闯、李金铭主演的《长霞》,宋丽、孙路阳主演的《祥子与虎妞》,韩剑光、刘慧欣主演的《马本仓当官记》等,特别是排演了古希腊悲剧《城邦恩仇》,终于实现了老院长薛恩厚提出的评剧也要演外国戏的愿望,我感到很欣慰。

今年,评剧院推出了一台优秀的抗战题材大戏《母亲》,我兴奋地看到一批青年演员已经成长起来。特别是主演王平深入角色,运用唱、做、念、舞的艺术技巧表现人物,以极大的激情塑造出一位善良、坚强的母亲形象。戏的完美,是需要下大工夫磨练而成的,回想这些年走过的路程,我深知创业难、守业更难。我坚信中国评剧院永远是“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步”的国字号剧院。

六十多年来,党把我培养成为一名艺术工作者。我是在中国评剧院这个有理想、有追求、有方向、有实力的剧院里,锻炼成长起来的评剧导演,感恩剧院领导和评剧老前辈们曾经给予我的帮助,永远怀念那些为评剧事业无私奉献、勇于拼搏的老同仁们,他们是评剧的功臣。我热爱评剧院,热爱评剧事业,虽已至耄耋之年,仍希望为我所钟爱一生的评剧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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