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在河北及天津宝坻一带的农村，流行一种对唱和说唱的小曲小调，叫做“莲花落”。当时，莲花落属于“鄙俚技艺”，禁止在剧场演出，只能在贫苦人集中的街头表演，天津的南市、河北大街一带便是当时演出莲花落的地方。
后来，一个叫成兆才的人对莲花落进行了改编，吸收秦腔、乐亭大鼓等唱腔艺术，成为评剧。成兆才就是评剧的创始人，他一生创作了很多评剧剧本，家喻户晓的《杨三姐告状》就是其一。
多年后，年迈的成兆才偶然遇到年轻的天津评剧演员花玉兰，花玉兰向他虚心请教，成兆才也欣赏她的才华，悉心向花玉兰传授了《杨三姐告状》《盗金砖》等戏，花玉兰此后在表演上日臻成熟，声名鹊起，成为一代评剧名家。
这是中国评剧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是印刻在小花玉兰心中永远的故事。当年，母亲花玉兰得评剧始祖真传，又将自己的艺术基因与造诣传给了小花玉兰。如今，已是83岁的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小花玉兰，作为“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的获得者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在用心地为评剧传承做着工作。在小花玉兰的生命中，评剧不只是父母传承给她的天赋与事业，也是陪伴她一生的追求和信仰。
1912年，以评戏始祖成兆才为首的“平腔梆子戏”进津演出后，促使评剧在天津渐渐发展起来。评剧虽不是在天津诞生，但评剧发展的每一步几乎都与天津密不可分，许多评剧演员都是在天津唱红后，才分赴全国各地的。那些风格各异的评剧流派唱腔，也几乎都是在天津形成的。
从1915年到上世纪30年代，天津的评剧班社发展到几十个，逐渐进入鼎盛期，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女艺人，如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爱莲君，她们开创了天津评剧四大流派，叫座率一时超过京剧大班。当时天津的大小戏院几乎全被评剧班社占用，天津评剧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飞跃。1933年，小花玉兰在评剧繁盛的天津出生。
小花玉兰如今依然记得自己童年时的家，那是位于南市闸口街的一个四合院，跨过高高的门槛，一面高高的影壁墙隔开了外面的世界。在父亲陈艳楼的屋里，雪白的墙上有两张地图，一张是中国地图，一张是世界地图。评剧艺人出身的陈艳楼通晓地理，他用两张地图，在年幼的小花玉兰心中展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母亲花玉兰那时正是大红大紫之时，她晚上演出，白天排戏，评剧的血脉和气息，不用特地去找寻，就弥漫在这个评剧世家的日常生活里。
其实，那时的小花玉兰并不想唱评剧，她的志向是当一名医生，但她从小显露的聪明和灵性，让父亲看准了她是块学戏的料。于是，每日放学回家，她便有两项父亲安排好的“家庭作业”：一是用小楷抄写剧本，二是随母亲学戏。
那时的小花玉兰会在周末的晚上，在剧场为母亲捧瓷壶。那是一个精致的景泰蓝瓷壶，壶里沏着热热的浓茶，壶底很烫，需要垫上一块毛巾才能用手捧着。花玉兰从场上一下来，小花玉兰就要把壶递过去给母亲喝一口。多年后，当她成为评剧名角在台上演出时，她的母亲便在台下亲自为女儿捧瓷壶。一个评剧舞台，演绎了母女两代人的人生
小花玉兰第一次登台是在8岁那年，当时，母亲的一出《黄氏女游阴》非常叫座，戏中黄氏的两个孩子就是由小花玉兰和她的二妹小幼兰饰演的，“找我俩唱，一是因为别的小孩不会，二是因为我母亲的调门儿高，别人唱够不着。”然而，那时的小花玉兰并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评剧连在一起。可是她一次次的演出使才华不断显露，识才的陈艳楼认定女儿是个好苗子，“或许我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父母看中了我，让我接班，作为长女，我没有别的选择，必须早早挣钱养家。”
为了培养小花玉兰接班，母亲40多岁便退居二线。
1950年，小花玉兰开始挑班当角，记忆力极强的她一上来就为母亲“打里子（演主要配角）”。出色的表现让她逐渐小有名气，开始有私人剧团专程来津聘她为角，签约演出，“就这样，我来到北京华北戏院开始了4年的演出生涯，工资1500元，在当时可真是天价了。”
因为是私人剧团，能叫座才能续约，小花玉兰每月都要主推一部新戏，上午排戏，下午演出，4年间，剧场演出天天爆满，对于小花玉兰的名字，北京城的戏迷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时华北戏院前排总有那么几位老先生，天天来闭目静听，问其为何不看，老先生答：“不用看，听的就是那腔儿和味儿，一张嘴就知道是她。”
演出叫座，演员也带劲，因为观众热情，小花玉兰的剧目被排得满当当，连轴转的巨大工作量使得年纪轻轻的她患上了“肋膜炎存水”，稍有动弹便剧痛难忍。尽管如此，她还是咬着牙在后台吞下止疼片，一次次登上舞台。手术时，医生从她的患处抽出了足有一大暖瓶积液，她却说：“年轻就要多锻炼、多积累，而且我还得养活家里十几口人，歇不得。”
如今回想起这段往事，83岁的小花玉兰眼中，满是自己23岁时的影子。当时唱红京城的小花玉兰，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经纪人”——父亲陈艳楼。他安排小花玉兰的演出行程、剧目，尽全力保护女儿的艺术生命，母亲花玉兰则成为她的“跟包”，专门打点她的演出服装等。得益于父亲的从小培养，小花玉兰写得一手好字，在上演《人面桃花》《苏小妹》时，她当场题诗，不仅反串小生的部分精彩，现场挥毫泼墨的气势也惊诧了不少观众，“在那个年代，没有艺人能当场写毛笔字，因此我这两出戏逢演必火。”
在北京市评剧团的4年时间里，小花玉兰排演了《拜月记》等代表她风格的大量新戏，还曾为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国家领导人演出。1958年，天津评剧院建院，小花玉兰回到天津，除了参与筹建评剧院，也将她的拿手戏《拜月记》带回了天津
1954年，当时已经是华北戏院台柱子的小花玉兰，向往到国营剧团发展，决定离开私营剧团加入北京市评剧团，但遭到了家里的强烈反对，“这首先意味着我的工资要从1500元降到360元。为了说服父亲，我偷偷离家出走，假装要跟他断绝父女关系，最后他无奈之下只得同意我的决定。”在北京市评剧团的4年时间里，小花玉兰排演了《拜月记》等代表她风格的大量新戏，还曾为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国家领导人演出。1958年，天津评剧院建院，小花玉兰回到天津，除了参与筹建评剧院，也将她的拿手戏《拜月记》带回了天津。
小花玉兰在北京唱红，彼时天津的观众对她并不是很熟悉，对于天津观众是否接受自己的演唱风格，小花玉兰当时心里并没有底，然而待到《拜月记》上演时，小花玉兰柔润纤细的嗓音让观众倍感新鲜，她的名字也在戏迷中传开了，为了满足观众的要求，有时甚至一天要演两场。
评剧作为一门通俗艺术，除了在城市演出，农村也是主要的阵地，所以送戏下乡就成了小花玉兰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任务。来到天津评剧院后，小花玉兰经常随团到农村演出。那时，乡下的吃住条件都很艰苦，每次小花玉兰都要带着鸡蛋，用两个饼干盒子装着，演出前煮4个鸡蛋，强迫自己吃下去，好有体力演出。鸡蛋带得再多，也有吃完的时候，小花玉兰还要去农民家买，有时要1块钱一个，但也没有办法，多贵都得买，不然怎么有力气唱呢？后来她的这个习惯被不少青年演员学了去，直到现在，评剧院的一些主演还保留着演出前吃鸡蛋的习惯。
上世纪90年代，小花玉兰离开舞台，默默地转到天津市表演艺术咨询委员会，投身于培养学生和评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中，她说：“天津评剧艺术的演变、形成和发展源于民间，并受到天津地域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的影响，其内涵有着天津地域性发展——运河文化和码头文化的底蕴。这一剧种的发展具有其突出的历史、民俗、文化价值。”对于评剧，她一天都没有放下过。如今，耄耋之年的小花玉兰，在台上一开口依旧是高亢的A调弦，声腔通顺不吃力，这唱腔发自她生命深处。（记者 苏莉鹏）
（摘自 《每日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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